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数字麦克卢汉：第2版/（美）莱文森著；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7

（西学经典书系）

ISBN 978-7-303-14755-7

Ⅰ. ①数… Ⅱ. ①莱… ②何… Ⅲ. ①传播媒介－研究 Ⅳ. ①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53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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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148mm×210mm

印张：13.5

字数：280千字

版次：2014年7月第1版

印次：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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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绪论：同心圆领域

- 第一节 全书布局

- 第二节 麦克卢汉及其同人

- 第二章 不说其理

- 第一节 类比与逻辑

- 第二节 数字成就（1）

- 第三节 数字成就（2）

- 第四节 麦克卢汉媒介观

- 第三章 网络内容

- 第一节 作为内容的媒介：屏幕上的文字

- 第二节 互联网用户成为其内容

- 第三节 媒介里的媒介里的媒介……言语媒介的第一性，以及摄影术的例外

- 第四章 赛博空间的字母歌

- 第一节 声觉世界，在线下听到的世界

- 第二节 手写稿、印刷品、赛博空间

- 第三节 声觉世界，在网上看到的世界

- 第四节 无字母表的赛博空间？

- 第五章 网上天使

- 第一节 虚拟美德与无形之性

- 第二节 上帝之眼看到什么

- 第三节 DNA中的魔鬼

- 第六章 从窥视到参与

- 第一节 儿童的村落，窥视者的村落

- 第二节 互联网地球村的政治

- 第三节 互联网地球村的商务

- 第七章 中心的命运

- 第一节 上帝之空间

- 第二节 无处不在的网络教育

- 第三节 政府的重心

- 第四节 网上垄断？

- 第五节 永恒的都市：数字式模拟

- 第八章 屏幕背后的思想

- 第一节 科学和美学家

- 第二节 动态的媒介解读

- 第三节 泡在电视里的漫游人

- 第四节 屏幕与天空

- 第九章 很“酷”的文本

- 第一节 媒介温度计的要素

- 第二节 文化的影响

- 第三节 互动的文本

- 第十章 生锈的守门人

- 第一节 两面神祖先

- 第二节 守门人的心态

- 第三节 过滤对评价

- 第四节 从守门人到婚介人

- 第十一章 从物役到役物

- 第一节 电话上的内外颠倒

- 第二节 家庭办公室：家庭之友

- 第三节 家庭之友的办公室：反证

- 第四节 玩具、镜子和艺术

- 第十二章 机器美人

- 第一节 熟食和敞篷汽车

- 第二节 数字时代作为艺术的电视

- 第三节 一见钟情、怀旧情绪和与之相对的艺术

- 第四节 作为主流媒体的互联网

- 第十三章 巴厘人在网上工作

- 第一节 神秘的程度和艰难的任务：纵向神话对横向神话

- 第二节 作为艺术治疗方剂的电子琴

- 第三节 虚拟的精湛技巧

- 第十四章 用镜子，看得清

- 第一节 后视镜网络

- 第二节 工具箱里的后视镜

- 第三节 给未来的处方

- 第十五章 媒介革命的螺旋展开

- 第一节 四定律要津

- 第二节 数字时代的精神

- 第三节 深刻再现和数字艺术

- 第四节 数字时代的逆转

- 第五节 媒介决定论的逆转

何道宽第二版序

这篇小序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推出《数字麦克卢汉》的中译本第二版？全文分七个部分：（1）莱文森的节日；（2）十三年前为什么选中他？（3）麦克卢汉研究的第一次飞跃；（4）莱文森的学术年谱；（5）莱文森的学术地位；（6）让《数字麦克卢汉》传诸后世；（7）主要修订。

一、莱文森的节日

2014年春是莱文森的中国节日，三件事同时发生，既是巧合，也是必然，是为喜庆。它们是：央视的莱文森访谈播出，《数字麦克卢汉》中译本第二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新媒介》第二版的中译本面世（复旦大学出版社）。

莱文森的学术“明星”地位在2011年麦克卢汉诞辰纪念活动中已然彰显，世界各地的庆祝活动，或有他亲临讲演，亦有他或隐或现的身影，因为他是“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

他进入《影响传播学发展的西方学人》（戴元光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我评述他的文章收录其中，题为《莱文森：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立体型的多面手》，共三万字。我用“十三幅画像”评述他的学术成就：（1）立体型的知识分子；（2）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3）“思想无羁”的哲学家；（4）“信息-技术-媒介-知识一体化”的媒介理论家；（5）真景、幻景与太空；（6）神奇手机的哲学观照；（7）当代媒介三分说；（8）媒介环境学第三代学术明星；（9）独特的媒介理论；（10）科幻奇兵；（11）批判“基因”解谜；（12）中国情缘；（13）莱文森研究。

二、十三年前为什么选中他？

1997年，教育部正式承认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将其与新闻学并列，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得以确立。

受此鼓舞，我有意识完成人生重大的学术转向：从英语语言文学转向传播学，策划传播学译丛，加紧译介麦克卢汉及其“思想圈子”（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以他为首的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的经典和名著。

1998年，商务印书馆拟出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中译本第二版，约请我修订该书的第一个译本《人的延伸：媒介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2000年，商务版的《理解媒介》问世（2008年，这个第二版的《理解媒介》进入“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但这是后话）。

策划译丛时，首先想要介绍的是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和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伊尼斯和麦克卢汉是传播学多伦多学派的双星，莱文森是麦克卢汉的私淑弟子。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纳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师经典译丛”，2003年印行。

2001年，莱文森的《数字麦克卢汉》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

为什么选中莱文森？我在该书的“作者简介”给了他三个名衔：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网络教育的先驱、麦克卢汉思想的发扬光大者。

为什么选中《数字麦克卢汉》？我在第一版序中说：《数字麦克卢汉》是一本三合一的书。既是麦克卢汉评传，又是一部专著，而且是让网民“扫盲”和提高的指南。

三、麦克卢汉研究的第一次飞跃

世人的麦克卢汉研究完成了三次飞跃。第一次飞跃的标志就是莱文森这本《数字麦克卢汉》（中译本2001/2014）。第二次飞跃的标志是特伦斯·戈登（Terrence Gordon）编辑的《理解媒介》增订评注本（中译本2011，译林出版社）。第三次飞跃的标志是罗伯特·洛根（Robert Logan）的著作《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中译本2012，复旦大学出版社）。

英文版《数字麦克卢汉》（Paul Levinson，Digital Mcluhan：A Guide to the Information Millennium，
Routledge，New Edition，2001）于1998年写就，次年问世。此前，麦克卢汉的名气和研究均大起大落。1964年，《理解媒介》横空出世，麦克卢汉热席卷北美、波及全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20世纪60年代，北美的宣传机器全部开动起来为他服务。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由于北美主流传播学的顽固偏见，麦克卢汉依然被排除在传播学学术殿堂之外。但他把传播学从主流意识形态和学者的书斋里解放出来，送到学术圈子之外，功莫大焉。麦克卢汉预测未来的洞见（地球村、后视镜、媒介定律等）和乐观主义不可能被长期遮蔽，必将以更强劲的势头影响后世。

果然，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兴起以后，在线一代的“圣经”《连线》杂志就在其1993年的创刊号上封麦克卢汉为“先知圣贤”。1980年去世以后被遮蔽的“圣贤”麦克卢汉复活了。研究他的研讨会接踵而至，研究他的论文势如井喷，研究他的传记和回忆录涌现出七八种，解读他的著作也陆续问世，其中的佼佼者就是莱文森的《数字麦克卢汉》。

所以，莱文森在《数字麦克卢汉》里断言：“进入新千年时，麦克卢汉的地位将更加显赫。自从他1980年去世以来，媒介演化的历史使他的比方和传播的现实更加匹配、更加清楚了。”（p.28原书页码，余同）

四、莱文森的学术年谱

莱文森一直在在纽约市生活、求学、教书和创作。

1968年，获纽约城市大学学士；

1976年，获社会研究新学院硕士学位，旋即转纽约大学读博，师从尼尔·波斯曼；

1977年，发表《玩具、镜子和艺术》，提出原创性的“媒介演化三阶段论”；

1977年，为麦克卢汉的论文《媒介定律》作“序”，该文在国际普通语义学会刊物《如此等等》1977年6月号上刊发；

1979年，获纽约大学“媒介环境学”博士，博士论文题为“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理论”，提出媒介演化的“人性化趋势”理论和“补救性媒介”理论，奠定了世界著名媒介理论家的地位；

1979—1985年，在费尔莱·迪金森大学任副教授，获终身教职，同时在几所大学执教；

1982年，编辑《追求真理：波普尔哲学纪念文集》，走上了哲学研究的道路。

1985—1995年，办“联合教育公司”，成为网络教育的先驱，与几所大学合作，授媒介研究硕士学位；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同时在纽约市几所大学任教；

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福德姆大学执教，在哲学、媒介伦理、传播学、科幻文艺、社会批评、音乐创作、新新媒介研究等多个方面全面出击，成就惊人。

五、莱文森的学术地位

莱文森是世界级的媒介哲学家、科幻小说家、社会批评家、音乐人，教学科研双翼齐飞，曾任美国科幻小说会会长，现任媒介环境学会顾问，其文学和社科成就受人尊敬。

他发表了100余篇论文，视野广阔，涉及哲学、文化、传播、技术和历史。

他完成哲学和媒介理论著作7部：《思想无羁》《软利器》《数字麦克卢汉》《真实空间》《手机》《新新媒介》《学习赛博空间》。

他的科幻小说创作成就卓著，共有作品20余种，其中长篇5部：《丝绸密码》《松鼠炸弹》《记忆的丧失》《出入银河系》和《拯救苏格拉底》。

他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15种文字，7种理论专著已有中译本，它们是：《思想无羁》《软利器》《数字麦克卢汉》《真实空间》《手机》《莱文森精粹》《新新媒介》。

六、让《数字麦克卢汉》传诸后世

《数字麦克卢汉》是麦克卢汉研究史上的第一座丰碑，率先全面肯定麦克卢汉思想和学说的历史地位，既是总结和继承，又有所超越。从17个方面阐释麦克卢汉的思想，又在许多方面展开激烈的论辩。

《数字麦克卢汉》奠定了莱文森“数字时代麦克卢汉”的地位，翻译成了多种文字，中文本第二版也即将问世。

13年后修订《数字麦克卢汉》，有以下几个原因：（1）严肃的译者追求完美，却免不了有误解、遗憾甚至“背叛”，经典作品的译本需要不时更新；（2）时代的发展加深了译者对麦克卢汉和莱文森的认识，也加深了对《数字麦克卢汉》的认识，有了完善中译本的基础；（3）13年是半代人的时间，语言有所发展，译作语言亦需更新；（4）我的追求没有止境，译作要做到“五个对得起”：对得起作者、读者、出版社、译者本人和后世，我的经典译品要传诸后世。

七、主要修订

除了语言的更新外，《数字麦克卢汉》第二版做了一些调整和校正。

（一）调整布局

（1）补译索引。第一版索引只提供单一英文本，是一大缺失，必须弥补。

（2）文献名用括号嵌入正文，书末文献从双语还原为单一英语。

（3）章节名从阿拉伯数字改为汉字，第1章改为第一章、第1节改为第一节，如此等等。

（二）章节题名有十处修订，以求准确

（1）“博弈计划”改为“全书布局”；（2）“勉说其理”（莱文森视角）还原为“不说其理”（麦克卢汉视角）；（3）“媒介即是讯息”改为“媒介即讯息”；（4）“无字母的赛博空间？”改为“无字母表的赛博空间？”；（5）“政府的重力”改为“政府的重心”；（6）“富有活力的媒介解读”改为“动态的媒介解读”；（7）“泡在电子中的漫游人”改为“泡在电视里的漫游人”；（8）“媒介温度计的要害”改为“媒介温度计的要素”；（9）“熟食和拆篷式汽车”改为“熟食品和敞篷汽车”；（10）“定律要津”改为“四定律要津”。

（三）书名和人名的一些微调

（1）《谷登堡星汉璀璨》改为《谷登堡星汉》

（2）《在线》改为《连线》

（3）蒂纳·莱文森改为蒂娜·莱文森

（4）莫丽·莱文森改为莫莉·莱文森

（5）艾里克·麦克卢汉改为埃里克·麦克卢汉

（6）柯琳·麦克卢汉改为科琳·麦克卢汉

（7）约书亚·梅罗维兹改为约书亚·梅罗维茨

何道宽于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13年12月2日

何道宽第一版序

一、什么书

《数字麦克卢汉》是一本三合一的书。既是麦克卢汉评传，又是一部专著，而且是让网民“扫盲”和提高的指南。

它有别于其他的麦克卢汉传记。作者不满足于阐释和解读麦克卢汉，他还要写一本自己的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数字麦克卢汉》实际上是两本书。一本写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及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另一本写我自己的思想，说的是麦氏思想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新的数字时代。”（p.1）

但是，对于一般读者，这本书还有第三个功能：它是“信息化新千纪指南”。就是说，对于千千万万的网民尤其是网络“发烧友”来说，这是一本令人大开眼界的书，一本认识自己、认识人生、认识历史、认识未来的书。它不是教人上网和做网站的技巧，而是张扬哲理、磨砺思想、别有洞天的一本书，一道高蛋白、高浓度的靓汤。

《数字麦克卢汉》实际上有两个平行的主题和任务。一个是批评和张扬麦克卢汉，另一个是写作者自己的思想。它“不仅谋求提供进入数字时代的向导……而且谋求证明麦克卢汉思想隐而不显的准确性。为了完成这个双重任务，本书的每一章都试图阐明麦克卢汉的一种重要的洞见、原则或概念。与此同时，它试图揭示麦克卢汉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信息。”（p.4）

作者对麦克卢汉的肯定，不做雕饰、非常平实，却字字千钧：“《数字麦克卢汉》所取的视角是：麦克卢汉是对的。至少他提供的框架是对的。这个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与技术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与宇宙的关系。这个框架是重要的。它和理解人的心理、生活和物质宇宙的框架一样重要。”（pp.1-2）

二、他们是谁

中国学人知道麦克卢汉已经二十余年，新闻传播界尤其对他含情脉脉。世纪之交，麦克卢汉热正在中国兴起。商务印书馆推出了他的成名经典《理解媒介》，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他的选集《麦克卢汉精粹》，将其作为精品书。《深圳大学学报》两年之内发表三篇麦克卢汉评论。中国传媒大学的《现代传播》三年之内刊登有关麦克卢汉的文章十余篇。国内十余本传播学教材均辟专门的章节予以评说，这些都使麦克卢汉在传播界家喻户晓。

麦克卢汉（1911—1980）是20世纪最重要的媒介理论家之一。早在1964年，《纽约先驱论坛报》就把他誉为“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最重要的思想家……”，说他是“电子时代的代言人，革命思想的先知”。20世纪90年代初，大名鼎鼎的《连线》杂志（Wired）
从创刊号起，就在报头上把麦克卢汉供奉为“先师圣人”（Patron Saint）。

历史证明，麦克卢汉是信息社会的“先驱”和“先知”，电子时代的代言人。网络时代的今天，他的预言已然成为现实，他的洞见更加富有启示意义。全新的一代人正在转向他的著作，以便了解这个地球村。

就我所知，全球最大的网上书店“亚马逊”的供货目录中，麦克卢汉本人的著作和有关他的著作，近30种，其中传记4种。本书即为其中之一。笔者选中它，有两个原因。一是如前所述，它既是传记，又是专著，也是启蒙书；二是由于作者保罗·莱文森的学术地位。

如果说，麦克卢汉是数字时代的“先驱”“先知”和“圣人”，那么保罗·莱文森就是网络教育的先驱，“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

1985年，他创办“联合教育公司”，当时从事网络教育的学者，寥寥无几。他是开启网络教育时代的先驱之一。20余年来，他与英美的传统大学合作，授予传播学硕士学位，桃李满天下。

1985年，莱文森夫妇正前程似锦。他在费尔莱·迪金森大学（Fairleigh Dickenson University）执教，任副教授，且享受终身教职待遇。他的妻子在纽约一家著名的保险公司任经理，收入丰厚。但是夫妻二人敢于吃螃蟹，毅然“下海”，闯出了一条网络教育的崭新路子。

如今，莱文森已经成为著名的媒介理论家，“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奠定这个地位的，除本书外，还有他的三部力作：《软利器》（The Soft Edge）
、《思想无羁》（Mind at Large）、
《学习赛博空间》（Learning Syberspace）。
这些著作，使麦克卢汉的理论受到万众瞩目，说明了为什么“连线”一代要转向麦克卢汉。与此同时，他深刻揭示数字革命的经济、心理、社会和文化影响，批判并发展了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自成一家。此外，他还尝试文学和音乐创作，他的科幻作品曾获雨果奖、星云奖和斯特津奖。莱文森现任纽约福德姆（Fordham University）大学教授。

1999年，《数字麦克卢汉》甫一问世，即好评如潮。各界学者对之褒誉有加。“如果你想解读屏幕上的赛博生活，你就得读这本书。”（科文·凯利［Kevin Kelly］，《连线》执行编辑）“《数字麦克卢汉》……完全兑现了本书小标题所做的承诺——信息化新千纪指南。”（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纽约大学媒介环境学博士点主持人）“《数字麦克卢汉》是我们难得的必读书之一——痛快淋漓、论说清晰、内容丰赡、值得破费。”（菲力普·马尔尚［Philip Marchand］，《麦克卢汉：媒介与信使》的作者）“他手握麦克卢汉大师的画笔，得心应手地给我们勾勒出一幅引人入胜、明丽夺目的图画，他始终把握着麦克卢汉的神韵。”（特伦斯·戈登［W.Terrence Gordon］，《轻松理解麦克卢汉：传记与入门》的作者）

三、本书题目、主题和结构

先从书名说起。《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千纪指南》有四个关键词：麦克卢汉、数字、信息化、指南。第一个关键词说明这是一本麦克卢汉评传。第二个关键词肯定麦克卢汉是数字时代的先驱。第三个词“信息化”用得不好，倒不如代之以“数字化”，因为笔者认为，信息化这个字太旧太泛，不足以说明新千年的性质。“信息化”开始于微电子革命的20世纪60年代，“数字化”比“信息化”晚30年，开始于信息高速公路的崛起，两个时代不容混淆。两个概念也迥然有别，不能相混。“信息化”不等于“数字化”，它可以低于“数字化”。因为信息古已有之，形态多样，既可以是数字的，也可以是前数字的各种形态。只有用电脑“二进制”表现的信息，才能叫数字信息。只有一切信息都用电脑“二进制”语言表现之后的时代，才能叫数字时代。第四个关键词是“指南”，这个词用得名副其实。

再说本书的三元性质：评传+专著+指南。作为评传，它肯定了麦克卢汉的先知地位，阐述了他的现实意义。作为专著，它展露了作者莱文森的锋芒和洞见，证明他是“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作为指南，它鼓励千百万的网民去认识时代，超越自己。

本书实际上是两本书，已如前述。其二元结构，从各章的题目和题目之前的麦克卢汉引语就可以一目了然。以第二章为例，题目叫“不说其理”，题目之前的名言是：“我不解释，我只探索”。以后各章，均循此例。二者略有分工。一般地说，麦克卢汉的名言暗喻其思想、追求和成就，而题目则点明作者的理解、发挥和主张。再以第二章为例。“我不解释，我只探索”，说的是麦克卢汉的非实证的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不说其理”，说的是作者在方法论上对麦克卢汉的解释和超越。

本书各章破题时采用的这种双重结构，服务于本书的两个主题，使其一以贯之，成为全书的一条红线，便于表现传主和作者的思想共鸣。

本书分14个专题研究麦克卢汉。各章破题的引语，就是麦克卢汉的“神喻”和“天书”。这14条语录，中国读者听说过的大概还不到1/3。许多神来之笔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吊人胃口、发人深省，乍一看可能会不知所云。不妨来个先睹为快。“媒介即讯息”/“声觉空间”/“无形无象之人”/“地球村”/“处处皆中心，无处是边缘”/“光透射媒介对光照射媒介”/“冷媒介与热媒介”/“人人都出书”/“电子冲浪”/“机器把自然变成艺术形式”/“我们没有艺术，我们把一切事情都干好”/“后视镜”/“媒介定律”。

与这些语录对应的，是莱文森精心提炼的题目。这些题目，多半也是比方。它们和上述语录异曲同工，未必一目了然。如果不看他的解说，我们也会感到云里雾里。这些题目是：不说其理/网络内容/ 赛博空间的字母歌/网上天使/从窥视到参与/中心的命运/屏幕背后的思想/很“酷”的文本/生锈的守门人/从物役到役物/机器美人/巴厘人在网上工作/用镜子，看得清/ 媒介革命的螺旋展开。

四、各章提要

第一章是绪论，很长，用了两个比方：同心圆领域和全书布局。第一个比方说这本书由互相绞结的两本书组成，一本是麦克卢汉评传，一本是作者本人的专著，两本书好比是两个同心圆。第二个比方全书布局，说的是全书的布局安排，内容提要。

第二章题为“不说其理”，评麦克卢汉的研究方法，说明麦克卢汉为何受到非难，又为何应该受到肯定。首先概括麦克卢汉的研究方法是只探索、不解释。他喜爱的方法是类比或暗喻，而不是逻辑论证。如果要强迫他作解释，那也是非常勉强的。接着，作者借用唐纳德·坎贝尔的进化认识论，说明为何麦克卢汉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对立。坎贝尔认为，知识的演化分为三个阶段：“生成”“选择”和“传播”。传统的学者希望麦克卢汉参与前两个阶段，而麦克卢汉只对第一个阶段感兴趣。就是说，传统的学术规范是：不仅要探索，还要参与批评、检验和论辩。麦克卢汉用力探索，也就是着重知识的生成，他想把知识的“选择”和“传播”留给别人。打一个比方，传统的学者寻找的终极结果，是面包和美酒，而麦克卢汉只提供谷物和榨酒机。

作者为麦克卢汉的类比暗喻法，做了非常生动而有力的辩护。他首先举一个“光阴似箭”的暗喻。他说，常识告诉我们，人人能领会其神韵，没有人会去钻牛角尖。如果有人要钻牛角尖，那真是有毛病。诘难麦克卢汉的人就是这样的蠢人。按照这些人的逻辑，他们对麦克卢汉的挑战等于是追问：你说的这支箭像什么样子，带羽毛吗？箭头用什么材料？它用什么动力？为什么飞得快？你凭什么说它飞得快，你用了什么钟表？这个天空中的钟表是什么样子？

麦克卢汉谈笑自若，举重若轻。他的回答是马拉美的名句：“定义就是杀戮，暗示就是创造。”他的比喻方法和传统学术的期待视野相对。他表述洞见和类比的方式，肯定冒犯了著书立说的传统观念。

第三章说媒介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麦克卢汉断言，“媒介即讯息”。中国读者对此已有耳闻。许多人为此而给他扣上一顶帽子：媒介决定论。其实，为了矫枉过正，麦克卢汉不得不向人们大喝一声：不能只见媒介的内容，而不见其形式，即媒介本身。他有一个经典的比方：媒介的形式是窃贼，内容是肉，我们是看门狗，我们看媒介时，往往是只见肉不见贼。他说：“媒介的‘内容’好比是滋味鲜美的一块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分散思想看门狗的注意力。”（《理解媒介》，p.32）

在这一章里，作者对麦克卢汉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他明确指出：“互联网是一切媒介的媒介”（p.42）；“不仅过去的一切媒介是互联网的内容，而且使用互联网的人也是其内容。因为上网的人和其他媒介消费者不一样，无论他们在网上做什么，他们都是在创造内容”（p.39）；“互联网摆出了这样一副姿态：它要把过去一切的媒介‘解放’出来，当作自己的手段来使用，要把一切媒介变成内容，要把这一切变成自己的内容”（p.39）。

接着他又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理论：人性化趋势（anthropotropic）理论。他说：“人是积极驾驭媒介的主人。不是在媒介中被发送出去，而是发号施令，创造媒介的内容。对别人已经创造出的内容，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我的媒介演化理论可以叫作一种‘人性化趋势’理论”（pp.40-41）。

第四章的“声觉空间”比较费解，读者要花一点力气。麦克卢汉认为，“声觉空间”和“视觉空间”形成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循环。拼音文字出现之前的世界是“声觉空间”。拼音文字出现之后，“声觉空间”弱化，“视觉空间”强化。电视出现之后，“视觉空间”弱化，“声觉空间”强化。他认为，“声觉空间”是一个整合的、同步感知的世界，拼音文字却是分割的、序列展开、视觉的世界，而电视是一个重新整合的世界。所以，电视出现之后，声觉世界重新走向我们。

作者莱文森对麦克卢汉“声觉空间”进行了修正。他说：“在这一章里，我们将把麦克卢汉头手倒立起来。我们主张，他所谓声觉空间如今主要见诸赛博空间那种‘在线’的、字母表似的环境之中。”（p.46）换言之，莱文森认为，电视不是典型的“声觉空间”，赛博空间才是“声觉空间”。

他还对麦克卢汉的“视觉空间”进行了修正。电视不是典型的“视觉空间”，印刷术也不是典型的视觉空间。因此他说，“有四种很不相同的声觉空间：无中介的听觉空间、广播、电视和赛博空间（也许印刷术也构成一种不完全的声觉空间，在这一点上，我与麦克卢汉的意见相左）”（p.48）。

他认为，未来的赛博空间可以是不要文字、只要言语传播的“声觉空间”。

第五章讲电子传播，尤其讲赛博空间中人身体的变化。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谓“无形无象之人”（discarnate man）。你在电话上听到的人、电视上看到的人，已经失去血肉之躯。电子媒介所发送和传输的人，就是脱离了肉体的“无形无象之人”。脱离肉体的精神，可以刹那之间输送到任何地方。人的思想与大脑的关系相当于DNA和生物体的关系。麦克卢汉喜欢把生物学的比方用于技术。他在《理解媒介》中说：“人仿佛成了机器世界的生殖器官，正如蜜蜂是植物界的生殖器官，使其生儿育女，不断衍化出新的形式一样（p.56）。”在这一点上，作者和麦克卢汉的思想异曲同工、和谐合拍。不过，麦克卢汉说，人是给技术异化授粉的蜜蜂，莱文森则说，技术是人的思想的体现。

他探讨了赛博空间对人的行为和道德的影响。比如网上色情站点、聊天室等。

第六章讲地球村和数字革命对世人的影响。莱文森说：“互联网完成了麦克卢汉的比喻，使地球村成为现实。网上地球村的村民，只要有一台个人电脑，一条电话线和一个浏览器，就可以居住在任何一个地方，就可以和别人聊天，可以搜寻新闻，而不是被动地坐在电视机前接收新闻（p.7）。”

地球村这一概念似乎尽人皆知，其实不然。首先，莱文森将地球村一分为二：经典的地球村和赛博空间的地球村。然后又把经典地球村一分为二：广播地球村和电视地球村。他用了三个比方来区别这三种不同的地球村：广播地球村是儿童的村落，电视地球村是窥视者的村落，赛博空间地球村是参与者的地球村。广播地球村是单向传播，传播者和受众是不平等的亲子关系，例如罗斯福的逝世。他逝世的消息由广播传遍全国，全体美国人感到丧亲之痛。电视地球村是窥视者的村落，例如肯尼迪的葬礼和克林顿的性丑闻。电视上看肯尼迪的葬礼时，人们已经非常超脱。网络上看克林顿的性丑闻时，人们觉得好玩。

除了区别以上三种地球村之外，莱文森还讨论了网上地球村的政治和商务。人们可以在网上直选，参与国家大事。他说：“互联网上的地球村本身就是一种治国机制（p.72）。”他认为，网上地球村的商务和政治一样，不存在技术问题，是否实行直接选举和电子商务，那是人们的态度问题。

第七章讲网络时代的非集中化，讲非集中化的教育、政治、商务和城市。“信息的散播正在创生一个新的权力结构：‘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p.7）。”网络时代的非集中化非常强劲：“信息权力已经分散到了数以百万计的电脑之中。其中很大一批电脑不仅接受信息，而且生产信息，比如网页、网址。总之，它们成了分散的中心，不仅是阅读、收听和收看的中心，而且是生产和广播的中心（p.86）。”

网络时代对政府的权力集中构成强大的挑战。他说：“政府控制信息的企图，一般说是不成功的（p.86）。”又说：“政府越是集权，它越是不能控制信息（p.87）。”所举的例子有希特勒的“千年帝国”对付不了油印的“白玫瑰”，苏联对付不了地下出版物。

他否定了商务垄断的可能性。关于美国政府诉微软公司的垄断，他叫政府不必担心。他说：“事实上，面对信息革命强大的离心力，微软并不比政府具有更强的免疫力。微软在促成这些离心力中，尽了它的一臂之力（p.91）。”“公司影响经济活动的力量，就像政府影响经济活动的力量一样——从个人电脑及其赋予人的力量来看，正在瓦解消融……政府起诉微软，以便限制其力量，之所以大可不必，其原因就在这里。非集中化已经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p.8）。”

关于教育的非集中化，他说：“网络教育处处皆中心，无处不中心。只要有电脑、调制解调器和电话线就行。因此，它使自古以来的高等教育趋势为之逆转（p.84）。”

麦克卢汉曾经说过，电子时代的城市不复存在。莱文森和麦克卢汉的意见相左。他说：“数字时代的城市，还是充满活力，一如既往（p.94）。”

第八章的一个关键术语对我们非常陌生：“光透射对光照射”。麦克卢汉把它作为一个工具，去区别两种性质不同的媒介，解释媒介的产生和影响。简单地说，光照射媒介有照片、电影、传统的绘画等，光透射媒介有电视、电脑等。从银幕弹回或反射回来的电影是“热”的，它清晰度高，不要求人积极参与。相反，电视的光线是从屏幕背后射出来的，是“冷”的，它要求人积极参与。

“光照射”和“光透射”的区别有相当价值。作为一种工具，它可以解释人与媒介的关系，新媒介的兴起和影响。电影的图像反射回银幕上，电视的光脉冲来自屏幕后，它轰击人体，把图像打在收视者身上，人就是屏幕。

第九章的关键词“冷媒介”和“热媒介”，大多数读者略有所知。麦克卢汉当初的双关语cool（冷、凉、酷）已经传遍全球，“酷”更成了市井小儿的口头禅。

麦克卢汉的冷热观念，派生于爵士乐的俚语。“大型喧嚣的铜管乐荡气回肠、使人陶醉，是热的。轻柔、悦耳的速写乐拨动心弦，是冷的（p.106）。”

这个观念是一种工具和尺度，是文化氛围的温度计。用它来衡量时代的“天气”，20世纪20年代的爵士乐时代是“冷”的，30年代至50年代的广播和电影时代是“热”的，电视时代又是“冷”的。因此可以说“依靠广播和电影运转的30年代，是热的时代。亮色、美发、连珠妙语、字正腔圆，时髦走红。到了60年代，电视使文化大大降温。磨损的牛仔服，蓬松的发型，初露端倪的贴近自我感觉的潮流——所有这一切，按照时尚礼节，都成了领先的风格（p.107）。”

必须指出，媒介并不具有什么永恒不变的形而上的冷热属性。相反，媒介总是处于演化之中。这就使之随时可能显示“温度”变化。“如上所述，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问世以来，电视的温度已经上升（p.108）。”

同样，冷热二分法并非僵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尺度。一般地说，“用来分析同一类媒介时，效果最好。最好是把电影和电视、散文和诗歌、漫画和照片进行比较，而不是把跨类别的媒介进行比较，比如广播和电视跨了类别，就不适合比较（p.10）。”

作者用“冷”电视分析了几十年来美国的政治人物，认为电视对形象“冷”的人有利，对“热”的人不利。如此看来，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里根、乔治·布什、克林顿等人在总统竞选中都深受其惠，尼克松、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卡特（Jimmy Carter）、蒙代尔（Walter Mondale）、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多尔（Bob Dole）却因为不会使用电视而败下阵来。

作者认为，由于“冷”电视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通俗文化经历了普遍的降温。

他又说，电脑和互联网上的文本是很“酷”的文本。凭借个人电脑的网上课程，由电话通过“计算机会议系统”收发的文本，加上中心电脑和互联网——这就构成了理想的很“酷”的“优秀教学”论坛（p.116）。

第十章讲媒介的守门。古今中外，一切社会，一切媒介都需要守门人。互联网似乎不再需要守门人，不太可能守住门，它似乎还要砸烂把关的门。然而，奇怪的是，看到没有守门人的前景时，人们并不是欢呼雀跃，反而又回头渴望用守门人来把关。因此互联网上的守门人还是安然无恙地保留了下来。只不过它变换了形式，变换了功能。

循着这条路子，本章回答了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网上文本、网上写作容易使人上瘾？因为人人都有发表和出版的冲动。互联网最能够满足这个需要。麦克卢汉说，复印术使人人都能够出书，这种说法是有一点太超前、太夸大其词、太乐观了。然而，如今的互联网的的确确使每个人出书的梦想成为现实。第二，守门人的形态有何变化？从制度上来讲，守门人经历了国王、教会、政府、媒介的演变过程。

如今，“媒介里传统的守门人都被席卷而去，都被压倒了（p.11）。”所以就自然产生了第三个问题：互联网守门人的功能有何变化呢？作者认为，互联网守门人成了红娘。以亚马逊网上书店为例。这个婚介人不再使用“拉”（“pull”）的技术，而是改用“推”（“push”）的技术。换句话说，“拉”的技术是读者到传统书店里去找书，“推”的技术是网上书店给读者送书。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网上书店的守门已经转变成了特别的送货。网上的‘门’不再把文本关在门内不让读者看，而是把这些门幻化为诱人的蝴蝶。否则，即使精明的读者也可能注意不到有什么书籍，这些书就羞于见人、深居闺房、难找婆家了（p.129）。”换言之，网上书店的编辑和供货人担任了“红娘”的角色。

第十一章讲数字时代的各种变化。它用了几个比方“电子冲浪”“从物役到役物”“玩具、镜子和艺术”。在电子时代，工作和游戏的差别模糊起来。一开始，个人电脑就是工作和游戏的载体。实际上，DOS是工作软件，Macintosh是游戏软件。视窗将这两个功能整合起来，是理所当然的。电话变家庭为办公室和生意场所。在家庭办公室，家长和公司老板的角色可以自由转换。

作者提出媒介演化的三阶段论：玩具、镜子和艺术。他认为，任何技术刚开始时都具有玩具的功能，其次才开发镜子即工具的功能，最后它就演变为艺术。读过麦克卢汉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为了避免重复，作者举了几个特别令人感兴趣的例子：中国发明的印刷术与火药，西方的收音机。印刷术与火药首先是用做玩具，印刷术先用来印佛像和节庆贺词，而不是用来印报纸和书籍，火药首先是用来做鞭炮和礼花，而不是用来开山放炮、争夺土地。收音机最初是用作欣赏音乐的玩具。

第十二章题为“机器美人”，讲技术成为艺术的过程。作者举的例子是食品加工、敞篷汽车和电视。腌制食品最初是一种技术，用以保存食品，后来就成为艺术，加工食品是为了获得美食，吃熟食是为了品尝美食。敞篷汽车在没有空调的时代是为了凉快，它在20世纪80年代的复活，是因为玩车一族要扮“酷”，要耍派头。

作者还区分了古典电视和数字时代的“艺术电视”，区分了大众数字时代和个人数字时代。老电视节目重播时就成为艺术，在VCR、VCD、DVD上播放时，也成为艺术。亿万人观看查尔斯王子和黛安娜的婚礼和黛安娜的葬礼时，他们是古典电视的观众。电视是大众数字时代的标志，电脑是个人数字时代的标志。网上的“实时音频播放”（RealAudio）和“实时视频播放”（RealVideo），也使古典的广播电视成为艺术。在大众数字时代里，罗斯福使用广播，里根使用电视，是多么的得心应手。可是我们很难想象，他们进入网上聊天室和人们聊天、对话，那会是什么样子。恐怕他们根本就不能在网上进行严肃的谈话吧。

工业革命的机器践踏了艺术和艺术家。数字时代的电脑是整合艺术经验的机器。个人电脑和互联网革命把电视变成了艺术。电脑就是艺术，就是机器美人。

第十三章说的是数字时代的生活和工作。在数字时代，我们在“巴厘人”的艺术道路上似乎走得很好。这里所说的巴厘人，是在前工业时代里，工作和游戏与艺术不分家的人。他们工作时能精雕细琢。

为什么数字时代的人能够把事情办好呢？作者提供了两个原因。一是互联网的运行速度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二是互联网时代是无数个爱迪生（信息库）共同工作的时代。

作者在本章继承并发挥了麦克卢汉的电子神话说。麦克卢汉说，电子时代是“神话”的时代。莱文森把神话分为两类：古典神话即“纵向神话”和现代的电子神话即“横向神话”。古典神话要经过千百年世世代代的积累。电子神话产生的速度却要快得多，因为它是由无数人用电子媒介的横向积累产生的，速度很快。

作者详细描述了一个电子版神话：泰坦尼克神话。“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新闻，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已经上升为大众文化现象，已经成为现代神话。这里有一些数据。到20世纪末，一共有35部电影和一百多部小说反反复复地述说了这个故事。这部神话近百年挥之不去。20世纪80年代，泰坦尼克的残骸被发现了。90 年代，电影《泰坦尼克》重拍了。当然，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黛安娜王妃的神话。

本章的另一个重头戏是泰勒明电子琴的艺术价值和象征意义。数字技术使电子琴成为艺术品，使它产生许多象征意义。在电影《迷魂》中，它暗示精神病。在电影《地球停止转动》中，它用来陪伴外星人。在电影《失落的周末》中，它又暗示醉酒。在电影《脆弱的少年犯》中，它则暗示疯狂。披头士等疯狂的摇滚乐队也用上了电子琴缥缈的声音。

如果说数字时代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无论虚拟艺术多么适合我们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它和我们长期以来做事情的方式是格格不入的（p.171）。”

第十四章讲一个价值连城的思想工具。这就是“后视镜”，它可以给未来导航。我们借以警惕错误和陷阱。

作者说，在麦克卢汉的思想中，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后视镜”。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用后视镜可以看得清过去和未来。二是他和麦克卢汉惺惺相惜。这个理论和他提出的“人性化趋势”理论有不少暗合之处。喜欢后视镜的恐怕不只莱文森一人，唐·特沃尔（Donald F.Theall）就用它写了一本书：《媒介是后视镜：理解麦克卢汉》（The Medium is the Rear View Mirror，Understanding Mcluhan，
McGill 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71）。

先看看麦克卢汉的名言：“我们透过后视镜看现在。我们倒退着步入未来。”他解释说：“我们面对一种全新的情况，我们往往依恋……不久前的客体。”

再看看莱文森的解释“暗喻不是后视镜……又能是什么呢？”如此说来，后视镜就明白如画了。在这个后视镜里，汽车成为“无马牵引的马车”，收音机成为“无线电”，VCR、VCD、DVD成为“小电影”，“实时音频播放”（RealAudio）叫作广播，“实时视频播放”（RealVidio）叫作电视，互联网叫作图书馆，网上聊天室叫作咖啡厅。

令人称奇的是，莱文森用后视镜看到麦克卢汉“媒介决定论”的不足，并提出了自己的媒介演化理论。这就是他的“补救性媒介”（remedial media）理论和“人性化趋势”的演化理论（anthropotropic evolution of media）。按照这个观点，一切媒介都是“补救性媒介”，补救过去媒介之不足，使媒介人性化，因而人有能动性，能够主动去进行选择和改进媒介。按照这个理论，我们对媒介的确是有控制能力的。他反对麦克卢汉的“硬媒介决定论”。

他这个理论有两层意思——在媒介演化中，人有两个目的或动机。一是满足渴求和幻想。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借助发明媒介来拓展传播，使之超越耳闻目睹的生物极限，以此满足我们幻想中的渴求（因此，埃及的象形文字、希腊的拼音文字和现代的电报，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使语词延伸了千万年、千万里）（p.179）”。二是弥补失去的东西，也用他的话来说明：“整个的媒介演化进程都可以看成是补救措施。因此，互联网可以看成是补救性媒介的补救性媒介，因为它是对报纸、书籍、电台和电话等媒介的改进（p.179）。”

与此同时，作者又从某种角度肯定了麦克卢汉的媒介演化理论。他说：“如今……在后视镜里回顾他……我可以清楚地看见，用‘媒介决定论’来描写他未必是妥当的……不过，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要反对‘媒介决定论’的帽子。他抵制这顶帽子，这和他置身事外、不愿意预告未来有关系（pp.183-184）。”

最后一章讲麦克卢汉的媒介定律。这个媒介定律是麦克卢汉的天鹅绝唱。麦氏生前只发表了两篇媒介定律的文章，他期望早日出版专著，可是出版社对他的手稿不太看好。所以作为专著的《媒介定律》在他死后8年的1988年才得以面世。这是他给世人预备的最后一个惊喜。

麦克卢汉雄心勃勃，他想建立一个最高层次的无所不包的媒介理论。莱文森把这个理论叫作工具中的工具，涵盖一切的工具，是麦克卢汉工具袋里“一种独特的工具。我们用它来给媒介做保健工作，看媒介的健康状况、心跳和预后……这些定律还是开放的、多向度的。每一种媒介都有四种功能：提升、过时、再现和逆转，都可能转换成许多东西或效果（p.17）。”

这一章的内容不但非常丰富，而且是作者最闪光的思想荟萃之地，非三言两语能够概括。我们还是让读者自己去探宝吧。我们能够做的，仅仅是提请读者注意一点：作者对麦克卢汉和各种大家的比较研究。在这个比较中，作者把自己作为大家放进去，那也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理所当然的。

这里有三元说的比较：黑格尔“正”（肯定）、“反”（否定）、“合”（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作者的“玩具、镜子（即工具）和艺术”的三个技术发展阶段，弗洛伊德性表现的三个阶段——口欲、肛欲和性器欲的三个阶段，皮亚杰的儿童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感知运动、具象和形式化的三个阶段，柯斯勒关于人的创造性的三个阶段——弄臣、圣贤和艺术家，麦克卢汉关于人类传播的三个阶段——口头、文字和电子传播的阶段，罗马教廷的三位一体的教义——圣父、圣子和圣灵，还有童话里的三个愿望等。

也有四元说的比较：麦克卢汉的媒介四定律，《新约·启示录》里的四骑士，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还有中世纪大学传授的“四艺”等。

五、怎么读

先说怎么读麦克卢汉。几十年来，许多人说麦克卢汉是难解的斯芬克斯，是一部天书。连他自己都承认，他那些东西难懂。之所以难，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他的思想超前。要读懂他，一定要等到数字时代。二是他的风格晦涩，用典艰深，征引庞杂。

读者最不习惯的，是他滥用警语、格言、典故、暗喻，还有莫名其妙的“麦克卢汉式”的语言。于是英语和法语里增加了一个词：“麦克卢汉式”。这个戏说之词是法国人发明的，但是它很快不胫而走，在西方学界流行开来。

麦克卢汉执教英美文学，凡数十年，养成了非科学的研究方法、“文学思维”和华丽文风。

他反常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探索而不做结论，并置而不做分析，铺陈而不做归纳，发现而不做判断，定性而不做定量，形而上而不做实证。

他的“文学思维”和华丽文风表现为大量的格言警句，他的比喻奇崛怪诞，晦涩难懂，偏爱格言警语，不求明白如话，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叙述方法一反常态，他的文字常常是短短几段话，是“小包装”，一般不展开长篇论述。“这种方法与人们网上交流的方式很相像（p.4）。”在前数字时代里，这样的文风，使许多读者望而却步。

奇人怪杰，为人嫉恨、为人不解，古今中外皆然。麦克卢汉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叙述风格，都与传统相悖，难免使人不快。他宣告眼光狭隘的专门家已是明日黄花，冒犯了许多地位显赫的学者，使他们气愤难平。“麦克卢汉的比喻方法和传统学术的期待视野相对。他表述洞见和类比的方式，似乎冒犯了著书立说的传统组织模式（p.30）。”

默顿（Robert Kt Merton）、布利斯（Michael Bliss）骂他是“冒牌预言家”，麦克唐纳（Dwight McDonald）说“他劫掠了一切文化……以支撑他那体系的废墟”，莫罗（James Morrow）宣称要“从麦克卢汉手中收复失地”等（p.29）。1955年，听了他的一次讲演之后，美国著名学社会学家默顿，迫不及待地站起来提问题，脸色铁青，几乎一句话也憋不出来，只好愤怒地说：“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打问号！（p.24）”

当然，他的研究方法和语言风格，和“先知”的“神喻”非常吻合。不仅相宜，而且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前数字时代的社会实践和技术发展，不给他提供实证的客观条件。他的许多预言，还要等待一个时代，还要等待一代新人，才能得到证实。世纪之交的数字时代才是这样的时代，“在线”一代的网民就是这样的一代新人。

当然，有了《数字麦克卢汉》之后，麦克卢汉就容易读了。

莱文森的《数字麦克卢汉》又该怎么读呢？

我想，我们首先要问，为什么说他是“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仅从本书看，他的成就已很显赫。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麦克卢汉的思想，把麦克卢汉的思想分十四个专题条分缕析，证明了麦克卢汉的先知先觉，而且创造性地提倡了自己的一套理论。现择其要，呈给读者，谨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

（1）“人性化趋势”的媒介演化理论。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用以批判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

（2）“补救性媒介”的理论，用以说明人在媒介演化中进行的理性选择。

（3）媒介演化的三阶段（玩具、镜子和艺术）论，用以补充麦克卢汉的媒介四定律。

（4）数字时代的分期说：大众电子时代（mass electronic age）和个人数字时代（personal digital age）的创意。

（5）神话的二分说：“现代电子神话”对“古典神话”也就是他喜欢说的“横向神话”对“纵向神话”。“泰坦尼克”神话和“黛安娜王妃”神话，就是现代电子版的神话。

（6）挖掘并发挥麦克卢汉鲜为人知的一些重要思想，比如“无形无象之人”在赛博空间、虚拟世界里的运作，“处处皆中心，无处是边缘”对非集中化的解说，“网上冲浪”使工作和游戏相结合。

兹不赘述。请读者从自己最喜欢的章节开始读这本数字时代的“指南”。

何道宽

2001年2月7日

莱文森第二版序

21世纪善待麦克卢汉及其思想。我们看到，他有关媒介的预测陆续成为现实，每年都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实现。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虽然并非出自精心的谋划，但他的确是在为我们的时代写作，而不是在为他的时代写作。

如今的社交媒介使麦克卢汉20世纪60年代论述的地球村更加鲜明，并使之成为现实。彼时，地球村的村民是发达国家的电视观众，可见那个村落既不是全球性的，也不是互动型的，不像是人们在场交流的那种真实的村子。相反，今天推特、脸谱和优视网既是互动的，也是全球性的。我在《新新媒介》（New New Media，
2009，2013）里对这些社交媒介做了详细的阐述，它们不仅使我们能接收交流的内容、发表评论，而且能在日常生活中生成讯息、设置网页、制作视频，将其向世人发布。这些新新媒介不像稍早的新媒介，比如iTune播放器，那些新媒介的使用者多半只能消费、不能生产。相反，新新媒介容许并鼓励消费者成为生产者。

连推特网上的微博也符合麦克卢汉写作的方式。《谷登堡星汉》（The Gutenberg Galaxy，
1962）的结构不是规范意义上的章节，而是一两页篇幅的短文，短文的题名或“提要”多半是一句话或一个短语。推特限定140个字符，采用的就是这种麦克卢汉式的写作形式。《谷登堡星汉》一篇的题名“新型的电子相互依存用地球村的形象重新塑造这个世界”就只有75个英语字母。像今天两亿多活跃的推特用户一样，20世纪60年代的麦克卢汉已经在开发简短而快捷信息交流的倾向。此前，简明的电报捕捉住了这样的倾向，莎士比亚精粹的警语“简洁是智慧的灵魂”（Brevity is the soul of wit）也体现了这一倾向。

麦克卢汉说，“复印机使每个人都能出书”（Xerox makes everyone a publisher）（“Laws of the Media，”1977）。近年来，由于Kindle阅读器和电子书的演化，我们感觉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与麦克卢汉类似的全球表达倾向。20世纪60年代，作者能复印打字稿，但复印件耗资不菲，稿纸笨重，根本就不像铅印的图书。十年前，《数字麦克卢汉》的第一版在中国问世时，有些作者已经在写博客并将其上传到网上了。但博客的页面，那时的也好，今天的也好，并不是很像真正的图书。今天，任何人都能写博客，而且能写微博，能在优视网上传视频，而且很容易出书，像Kindle电子书一样的图书；而且，他制作的电子书的专业水准未必就不如传统出版商制作的Kindle电子书。结果，传统守门人被进一步侵蚀的革命发生了，专业编辑决定出什么书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

《数字麦克卢汉》的新译本在中国出版，适逢其时。在人类昌明、世界进步的历程中，中国已然成为非常重要的力量。我要再次感谢何道宽先生，他把西方的媒介研究理论送到中国人民的手中，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成就卓著。

保罗·莱文森

2013年10月于纽约

莱文森第一版序

《数字麦克卢汉》的中文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我非常高兴。

麦克卢汉始终认为，中国及其数千年的历史丰富而独特，并为我们理解媒介提供了很好的教益。中国发明印刷机，比欧洲的谷登堡至少要早五百年，可是它为什么没有用印刷机来推动报纸和书籍之类的大众媒介呢？麦克卢汉意识到，中国的会意文字不太适合互换性的活字排版，答案就在这里。西方的字母表只有26个字母；与此相对，汉语的框子里所装的会意字，却数以千计。这里的教益是，媒介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其与先行媒介的兼容性。

会意文字本身是麦克卢汉用心思索的一个课题。他发现了汉字构建意义的方法——将不同形象并置的方法。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汉字出现数千年以后，爱森斯坦

[1]

在电影中使用了蒙太奇手法。汉字就是这种手法的先兆。中国人把因特网称为互联网。“互联网”这个词把“互”和“联”并置，而且“联”又是由“耳”和“丝”这两个会意字并置组成的。同样，如今电影之类的图像媒介，也通过形象的撞击来传达新的意义。

会意字写起来比字母表更需要技艺。但是，在如今的数字时代，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手指头召唤电脑上的意符时，并不需要特别的才能或风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拼音文字和会意文字的区别抹平了。实际上，反过来可以说，几乎人人都能够轻轻松松地“写”会意字了。互联网使人类的许多活动实现了非集中化，它也可能对中国的文字产生同样的影响。这就会对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创新、艺术、社会、教育、政治等领域——产生影响，因为媒介的变化总是要产生各种影响的。

可惜，在互联网和个人电脑出现之前十年，麦克卢汉就不幸去世了。我写《数字麦克卢汉》的原因之一，是要将其思想之裨益带入数字时代——同时又拓展他的思想。我希望，本书能够对中国走向数字时代的进程，略尽绵薄之力。

莱文森

2001年4月于

纽约州怀特平原

[1]
爱森斯坦（Sergey Eisenstein，1898-1948），苏联电影导演和电影艺术理论家。

谢辞

我初次接触马歇尔·麦克卢汉是在1964年。那时，我还在纽约城市大学读本科。很想在此感谢让我读到《理解媒介》的那位教授，可惜我记不住他的名字了——那时我才17岁。他指定我们班的同学读这本书，但是我已经记不清他为何要我们读这本书了（好像是教育心理学讨论课的参考书）。

十年以后，我再次在学校接触到麦克卢汉的著作。这一次他的东西经过一些整理——不再是一本书，而是一门课，我的鉴赏力也大大提高了。约翰·卡尔金

[1]

开了这门课。20世纪60年代末，他邀请麦克卢汉到福德姆（Fordham）大学担任一年的客座教授，而且在70年代初期成立了一个“理解媒介研究中心”。与此同时，他先后在安提奥（Antiock）学院和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推出了媒介研究的硕士学位。我1974年进入社会研究新学院读硕士。他知识渊博，对麦克卢汉理解深透，古道热肠，乐于倾其所有给我们传授知识。我师从他学习麦克卢汉，不胜幸运，否则我的生活会是另一种样子，而不会成为现在的学者和媒介理论家。他不幸于1993年去世，我无缘当面表达感激之情。唯有希望本书作证，是他把我送上学术征程。

1976年，拿到硕士学位之后，我到纽约大学攻读“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的博士学位。纽约大学离纽约城市大学只有咫尺之遥，就在格林威治村的同一条街上。这个博士点的指路明灯当时是尼尔·波斯曼。

[2]

他不仅教我如何上课，而且使我洞悉麦克卢汉，洞悉麦氏对世界的影响。他不仅给我引路，而且把麦克卢汉本人介绍给我。此事对后来写这本书意义重大，容我下面细说。波斯曼是颇有影响的媒介理论家。虽然有时我不敢苟同他对媒介过分悲观的批评，但是本书还是常常引用他的著作，他运用麦克卢汉思想的成果引人注目。尼斯特伦（Christine Nystrom）和莫兰（Terrence Moran）是“媒介环境学”的另外两位教授，他们也教我研究麦克卢汉。

我的同窗就像师长，与之切磋常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梅罗维茨（Josh Meirowitz）和瓦克特尔（Ed Wachtel）常常使我茅塞顿开。他们后来的著作也在本书引用之列。

1979年，我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遇到生平的两件大事。我对麦克卢汉的理解，因此而受到深刻的影响，本书也因此而受到深刻的影响。一是我和麦克卢汉已经成为亲密的朋友；二是我应聘成为费尔莱·迪金森大学（Fairleigh Dickenson University）的传播学助理教授。

我与麦克卢汉邂逅的环境，我与他在世期间短暂而丰富的思想交谊，分别在书中述及，容在此赘述，只说一句。显而易见，我这本书最需要感谢的是麦克卢汉。而且，他是我人生际遇中，最会聊天，最发人深省的人。我们一共见面十余次。我们在饭桌上谈话，在街上聊天，不用说还有电话上的交谈。我们的切磋成为他公开出版的著作的最好的引文和解说。谈话涉及的范围与书中无异，常常是角度略有不同，层面不大一样罢了。但是都能够揭示云遮雾罩的路径，从而到达理解的彼岸。

至于教学，我得承认，虽然我献身于传授知识，并且以此为荣，但是我总是发现自己有那么一点自私的动机：我确实能够在教学中温故知新，每节课都学到一点东西，有时还学到许多东西。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在费尔莱·迪金森大学开设的课程叫“大众传播理论”，它当然是充满了麦克卢汉——他的思想起到了主导作用。每教一次都有助于我弄清他的思想。同样，80年代初，我在福德姆大学研究生院暑期班所教的“媒介环境”课，也有助于我们认识麦克卢汉——希望对学生如此，但是它肯定是给我以启迪。

我的第一门完全明确讲授麦克卢汉的课程，叫做“麦克卢汉研究课：25年之后”。我设计并开始授予媒介研究的硕士学位（在线和面授两种计划同时进行）。所谓25年指的是《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
）1964年出版以来的25 年。我断断续续地开设这门课程，只是把课程名字略微改动，以适合当年的时间。学生的反映与我的理解不谋而合：麦克卢汉的研究成果，如果和过去有什么区别的话，应该说是与时代越来越契合，仿佛我们的信息时代正是他远见卓识的结晶。20世纪90年代，我在霍夫斯特拉（Hofstra University）大学和福德姆大学所教的本科课程，同样给我以教益。

我感谢学生使我获益匪浅，凡有麦克卢汉角色的课程都令我受益。他们的问题和意见是本书难以一一明示的催化剂。我在此予以说明。

自1976年以来，我发表的东西中，有20余种全部或部分与麦克卢汉有关系，包括文章、评论和专著。这些东西有利于我清理和发展自己对麦克卢汉的思考。我为此感谢每一位给他们催生的编辑。这些东西在第一章和每一章里都会提到，而且进入了参考书目。

我感谢本书责任编辑阿德里安·德里斯科尔（Andrian Driscoll）。我的《软利器》（The Soft Edge）
也是他编辑的。他的鼓励至关重要。

我感谢麦克卢汉的亲属大力支持。多年来，我的麦克卢汉研究得到感情上和思想上的宝贵支持。他的妻子科琳（Corrinne）总是让我和太太感到宾至如归。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常常登门造访。直到今天，与她共进晚餐或聊天，还是我到多伦多行程的高峰，实际上我在任何地方与她不期而遇时，都感到非常高兴。在麦克卢汉生命后期的研究成果《媒介定律》中，他的儿子埃里克（Eric）成了得力的助手。埃里克的友情，还有他用父亲的思想来研究今天的媒介的孜孜不倦的精神，都对我大有裨益。他的女儿特莉（Teri）家住纽约，我们见面更多一些。她在人类学研究中做出了成绩。此外，她对其父在思想苍穹中的地位，是我所知的最有见地的人。她多年的意见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

我和家人充满感激之情。1977年夏天，我们第一次北上到多伦多去拜访麦克卢汉时，我和蒂娜·沃齐克（Tina Wozick）新婚才一年。有一次，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聚了一天，晚上他们夫妻二人又在家里与我们共进晚餐。晚上，科琳开车又把我们送到附近的汽车站。但是，我和蒂娜无法平静地站着等车，因为这一天的经历和发人深省的谈话使我们激动不已。所以我们手拉手走了一个多小时，穿过多伦多的大街小巷，一直走回旅店。那天晚上，那些大街小巷仿佛是铺满了魔力。事实上，我在写作本书每一页的过程中，似乎还是走在这条充满魔力的道路上。

我们的孩子，14岁的西蒙（Simon）和11岁的莫莉（Molly），自从进入我们的生活以来，始终和我们一道奔走在这条道路上。写书人常常说“第一读者”——首先读他们手稿的人。我很幸运，我的家人还是乐意倾听、愿意讨论和善于思考的人。我们的谈话越来越丰富，孩子们提供了一些趣闻和观点。我们的谈话在餐桌上、汽车里和度假中进行，也在这本书里进行。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是为他们这一代而不是为我们这一代写的，因为他们已经是信息千年中更加完整意义上的公民。

[1]
约翰·卡尔金（John Culkin，1928—1993），美国传播学家、耶稣会士、批评家、教育家，先后在福德姆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执教，创建媒介研究教学系和理解媒介研究中心，1967年从州政府争取到专项经费延聘麦克卢汉任“施瓦泽讲座教授”，著有《媒体实践论》等。

[2]
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美国英语教育家、媒介理论家、社会批评家、媒介环境学第二代精神领袖，在纽约大学创办媒介环境学专业和博士点，著作一共25种，要者有《美国的语言》《作为颠覆活动的教学》《认真的反对》《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技术垄断》等，后三种已有简体字译本。

第一章 绪论：同心圆领域

《数字麦克卢汉》实际上是两本书。一本写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及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另一本写我自己的思想，写他的思想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新的数字时代。无论如何，我都可能会写这样一本书，但是麦克卢汉不可能，因为他在1980年的最后一天去世了，差不多就倒在个人电脑革命的门槛上。这一场革命使我们的世界产生巨变，然而它又是可以说清楚的，我们可以用麦克卢汉的洞见和比方来解说这个世界。

他的洞见向我们展示了媒体世界的动态情况。在这个世界里，在争夺我们注意力的时候，电视正在压倒书籍、报纸、广播和电影，正在对政治、商务、娱乐、教育和我们的一般举止产生深刻的影响。媒介要我们——有人说要我们的心灵——去惠顾贝页挂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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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场面引导麦克卢汉去考虑，媒介在与我们的心态接触时，有何不同表现。比如，在电视上看电影或者电影院里看电影有何不同，为何不同？读新闻和听新闻有何不同，又为何不同？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 年代，麦克卢汉提出并试图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媒介及其影响的一套复杂的分类系统。这个系统的比较过程，回溯到我们这个物种的起源。比如说，它承认前文字（pre-literate）传播和电子传播有相似之处，并且给未来的媒介留下了大量的空间。我们在互联网上挑选出来读、听、看的新闻和在报纸、广播、电视上表现出来的新闻有何不同？

与数字时代协调的迹象，在麦克卢汉的著作中已经表现出来。

但是，这种迹象在他的著作里有用的程度，只达到了可以理解的程度。它仅仅是导航的线索，环境的轮廓，其语言又不是非常明白。结果是既给人教益，又令人受挫。既然这种语言如此复杂，所以它既给人警示的信息，又无意之间给我们造成理解的障碍。他要人们注意传播媒介显著却被人忽视的作用——比如读报纸新闻和看电视新闻的区别。他在这里使用了非常著名的警语：“媒介即讯息。”批评家和随意的读者误解了他的意思，以为他说的是：内容——读到和看到的东西——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他用刺激人的类比，把电视及其竞争者的区别用富有戏剧色彩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冷对热（cool versus hot），光透射对光照射（light-through versus light-on），声觉空间对视觉空间（acoustic space versus visual space）。然而，这样的比方适得其反：没有用比较熟悉的东西来表明不那么熟悉的东西。这些比方的喻体比其要说明的本体还要更加晦涩难懂。有人请他做出解释时，他说他的目的不是解释，而是探索。

他这种表达方式——他借用的媒介给人造成的困难——无论如何不会使其内容的重要性减少一丝一毫。凡是愿意学习他的表达方式，愿意看看他玩的游戏有何可取之处的人，其重要性是始终存在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2]

正是给了我们这样的忠告：遇见新观念时，除了批评之外，还要看看它们有何可取之处。1965年，汤姆·沃尔夫

[3]

问道：“如果他说对了呢？”如果他是“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最重要的思想家呢？”虽然他把巴甫洛夫

[4]

列入名单令人吃惊，但是他提的这个问题却是对的。《数字麦克卢汉》所取的视角是：麦克卢汉是对的。至少他提供的框架是对的。这个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与技术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与宇宙的关系。这个框架是重要的。它和理解人的心理、生活和物质宇宙的框架一样重要。

其他人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比如编选他文集《麦克卢汉：亦冷亦热》（McLuhan：Hot & Cool）
的斯特恩（Stearn，1967），编选《麦克卢汉：毁誉参半》（McLuhan：Pro and Con）
的罗森塔尔（Rosenthal，1968）。这些书都是毁誉参半的（麦克卢汉的语言即使在被误解的情况下，也生动形象，大胆泼辣，所以人们的第一个反应不可能是视而不见）。给他立传的人菲利普·马尔尚

[5]

和特伦斯·戈登

[6]

，在传记中都描绘了麦克卢汉研究所将要被关闭时引起的抗议浪潮。1980年，他中风后不能工作，多伦多大学打算关闭这个研究所。数以百计的人打电话写信对他表示声援。有些支持者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富勒

[7]

、凯奇

[8]

、伍迪·艾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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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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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布朗

[11]

。他的研究所被关闭了，但这次抗议浪潮充分展现了他雄踞于学术、文化甚至政治话语巅峰的重要地位。

然而，如果为那些诋毁者说句公道话，麦克卢汉的著作不仅有比喻令人目眩之弊，而且还存在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是麦克卢汉制造的问题，而是当时任何人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在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判断一个人思想正确与否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衡量其预言是否准确。然而，在麦克卢汉著书立说的30年之间，他没有机会去做出准确的衡量，他的同人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他的第一本书是关于工业媒介的，叫《机器新娘》（The Mechanical Bride）
，1951年出版。自那一年起，直到到他去世的1981年前夕

[12]

，电视完全支配着我们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这就是说，麦克卢汉或者其他任何人就电视所作的任何预言，都带有马后炮的成分。因此，1960年麦克卢汉评论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时，说肯尼迪表现出来的“冷”风格，比尼克松辩论的“热”风格，更加适合电视这个媒介。同样，17年之后，卡特低调的人格面貌，对于根据电视辩论来决定投票的选民来说，也是有吸引力的。然而，尽管这些关联可能会（过去是，如今看来也是）引人入胜、使人获益，它们也不能验证麦克卢汉的思想。它们不能像尚未到来的新媒介那样去验证他的思想。即使这样的新媒介像电视那样具有革命性和冲击力，即使根据麦克卢汉的工作，新媒介的到来及其影响是可以预料和解释的。

数字时代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数字麦克卢汉》不仅谋求提供进入数字时代的指南——这是其主要目的，而且谋求证明麦克卢汉思想隐而不显的准确性。他在世时，人们是看不见这种准确性的。

为了完成这个双重任务，本书的每一章都试图阐明麦克卢汉的一种重要的洞见、原则或概念。与此同时，它试图揭示麦克卢汉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千百万人读星期日报纸，买生日礼物，在互联网上看与电视相等的东西；不上网的人也了解到同样的东西，只不过他们是通过报刊、电影和电视获取这些信息罢了。

[1]
贝页挂毯（Bayeux Tapestry），藏巴黎贝页博物馆，制于12世纪，描绘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人的历史场面。

[2]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20世纪伟大哲学家，生于奥地利，长住英国，代表作有《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等，对逻辑实证论和语言哲学产生很大影响。

[3]
汤姆·沃尔夫（Tom Wolfe，1931— ），美国记者、作家，新新闻主义的鼻祖，著有《新新闻主义》《在我们的时代》《从鲍豪斯到百姓家》《名利之火》《完美之人》等。

[4]
巴甫洛夫·伊凡·彼德罗维奇（Evan Pavlov，1849—1936），俄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医师、诺贝尔奖得主，首创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建构条件反射理论。

[5]
菲利普·马尔尚（Philip Marchand，1953— ），加拿大书评家、自由撰稿人，曾供职于《多伦多星报》。除《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之外，主要著作有《加拿大文学评论集》《致命的精神》《鬼魂帝国：法国人几乎征服整个北美》等。

[6]
特伦斯·戈登（Terrence Gordon，1942— ），加拿大语言学家、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研究专家，著有《索绪尔入门》《轻松理解麦克卢汉》，编有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增订评注本。

[7]
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1895—1983），美国建筑学家、工程师、发明家、哲学家兼诗人，被认为是20世纪下半叶最有创见的思想家之一。建筑设计富有革命性，运用所谓迪马克喜翁原理（Dymaxion principle），主张以最少材料和能源求得最佳效果，设计了一批永垂不朽的著名建筑，获英国皇家建筑金质奖章，1968年获得美国文学艺术协会金质奖章，著有《太空船地球使用指南》等。

[8]
约翰·凯奇（John Cage，1912—1992），美国作曲家，作品及理论对20世纪中叶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代表作有《4分33秒》，著作有《无言》等。

[9]
伍迪·艾伦（Woody Allen，1935— ），美国电影导演、戏剧和电影剧作家，代表作有《安妮·霍尔》《汉娜姐妹》《开罗紫玫瑰》《人人都说我爱你》等。

[10]
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Elliot Trudeau，1919—2000），加拿大自由党人、总理，任内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曾创办《自由城》评论月刊。

[11]
杰里·布朗（Jerry Brown，1938— ），美国政治家、民主党人，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麦克卢汉的粉丝。

[12]
麦克卢汉1980年12月31日去世，所以说1981年前夕。

第一节 全书布局

下一章讨论的是麦克卢汉的方法论问题。我们届时考虑的将是他这些东西：探索先于解释；用暗喻说明问题，而不是用逻辑说明问题；用小包装表现思想，常常是用几段话，基本不超过七八页。严格地说，这不是麦克卢汉对媒介影响的洞悉，也不是他估量媒介影响的工具或观念。这只是他与读者打交道的方法。这种方法与人们网上交流的方式很相像，人们发表意见时一般只有几段话。网页上热门链接的题目和短语很像是粗体字，麦克卢汉的书里到处都散布着这样的装饰。在考察他的方法时，我们发现他是时代的先知，他在书页的紧身衣中奋力用电子模式传播信息。这是水银泻地一样令人吃惊的方式。它与我们的智慧之轮是协调一致的，而当时的媒介里面，还没有这样的智慧之轮。

接下来，我们转向麦克卢汉整个议题中最核心的洞见，转向他最广为人知却最难理解的断语：媒介即讯息。其意图在于引人注意这个命题：使用一种媒介时，它对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比个人用这个媒介具体做什么更加重要。人们开始打电话、听广播、看电视、用网络的时候，世界就一次接一次地发生变化。这样的变化一般不是由于他们所说、所见、所闻的内容引起的——所有这些东西都被无情地碾压成一个论点：内容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稍一思索就知道，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没有内容的媒介——世上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因为如果没有内容，它就不成其为媒介。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pp.23-24）中把电能作为例子，说它是“单纯的信息”，换言之，电能是没有内容的媒介。不过，接下来他又恰当地说明，电光的内容是它照耀和显示的东西。就是说，电灯泡显示某一种东西，这种东西的显示程度就是电灯光的内容。没有节目的电视作为媒介对我们是没有影响的。就像没有独特程序的电脑一样，它只不过是有趣的垃圾而已。事实上，早期的许多个人电脑就是这样，当上网变得至关重要时，由于缺乏上网的能力，它们就成了垃圾。电脑缺乏程序，网络上也缺乏程序所发送的内容。这些程序是电脑在新环境中发挥媒介功能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换言之，内容对“媒介资格”（media-hood）是必备的条件。

互联网照亮了另一条路径，使媒介的内容帮助我们去理解媒介本身。麦克卢汉努力揭示通常隐蔽的媒介向度和媒介效果。我们之所以注意不到这些东西，那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内容之上，从而把底层的媒介视为理所当然。他认为，旧媒介被新媒介取代时，才突然更加显著，更加吸引人，从而成为研究的对象。他早期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经验告诉他，电影把小说的叙述结构作为内容以后，这种结构就突然跳入了公众的意识之中。20世纪60年代，电视对电影的影响与此相同。这个时期，大学创办了电影学院，以便去研究所有家庭每天24小时能够在电视上看到什么内容。在他去世以后的十年里，录像机第一次把电视的结构和组织方式转换成为内容。人们看录像时的注意力，被转移到广告和编程的关系上（可以在录像机上使用快进键跳过广告），转移到对录像时间的细腻处理方面（人们可以在录像带结束之前几分钟就关机，因为末尾的几分钟是广告占用的时间）。人们的注意力，还可以转移到过去看电视无法控制、不得不毫无批判地接受的电视节目的其他方面。

但是，到了新千年的时候，互联网摆出了这样一副姿态：它要把过去一切的媒介“解放”出来，当作自己的手段来使用，要把一切媒介变成内容，要把这一切变成自己的内容。开始的时候，互联网的内容是文本。到了20世纪90年代，它扩张以后就包括了图像和声音。到了世纪之交，它又提供了网络电话、在线音频播放（RealAudio）、在线视频播放（RealVideo）。互联网证明且暗示，这是一个宏大的包含一切媒介的媒介。这将是本书自始至终的主题之一。

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说麦克卢汉的“声觉空间”和“无形无象”之人（Discarnate man）。我们将考察互联网总体上的影响，看看它对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彼此的关系有何影响。麦克卢汉首先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拼音字母和印刷机对人的影响。这两种媒介鼓励我们把世界看成是一连串分离的源头和碎片，使我们与之拉开距离。合上书就是与书拉开距离的例子。麦克卢汉认为，这种抽象的、序列的视野取代了过去的“声觉”方式。按照过去的“声觉”方式，我们对世界的感觉是同时完成的，我们把周围的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觉得我们自己和世界互相渗透，世界是我们的延伸，我们也是世界的延伸。他断言，电视正在再现这样一种感知方式。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电视屏幕显示的总是相同的东西。但是，让我们觉得电视是“声觉”的，那真是难乎其难，无论他怎么常常引用托尼·史华兹（Tony Schwartz，1973）的话来说明问题：电视把眼睛当作耳朵。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赛博空间使这个问题很容易地解决了。

因为电脑屏幕邀请我们参加的空间确实是无处不在的。然而，电脑屏幕的空间和电视屏幕的空间不同，从潜在的可能性来说，它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我们通过使用它来创造它，就像前文字时代的声觉空间一样。而且，置身赛博空间的观念并不是和我们的直觉直接对抗的。相反，置身于电视空间的观念确实与我们的直觉相悖。在网上的生活，从此地到彼地，我们的感觉就是在那个空间中移动。这种感觉，是我们看电视换台时难得有的感觉。因此，揭开赛博空间的面纱，说它像声觉空间，有助于把这两种空间说清楚。

赛博空间的公民是虚拟的公民。这就是说，我们的血肉之躯在我们与它的互动中不起作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并不是真正置身于赛博空间。麦克卢汉注意到，我们打电话、听收音机、看电视的时候，就产生这个“无形无象”的效果。他想弄清楚，这对我们的道德观念有何影响。但是，打电话的经验和另外两种经验是非常不同的。因为打电话的时候，双方都被“发送”出去了，而肉体是没有出去的。看电视的时候，只有电视上被看的人是“无形无象”的，看电视的人并不是“无形无象”的。从互动性这个路子来看，网上的人也和电话上的人一样，失去了血肉之躯。事实上，我们在本书里会自始至终看到，数字时代深深地扎根于电话和印刷术之中，就像它扎根于电视之中一样，虽然数字时代是从屏幕上走进我们的生活的，而屏幕又是我们在看电视时就熟悉了的东西。

第六章和第七章，集中讲数字革命对地缘政治的影响。麦克卢汉说，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把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这个观点的逻辑是一看就懂的。地球村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比喻。在麦克卢汉所有的比喻之中，这是被人们引用得最多、最恰当的比喻。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在电视上看美国的超级橄榄球赛，村民在村里的球场上看本地的橄榄球赛，这两个赛事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村子里的生活，比看电视当消极观众的生活，显然要更加丰富多彩。球场上的观众可以彼此交往，也可以和球员互动。实际上，球员有可能就是村民自己。这样的观众和电视观众是两码事。电视观众是孤立的家庭。他们和电视上的东西保持着距离，这个距离是无法压缩的。又一次，互联网完成了麦克卢汉的比喻，使地球村成为成为现实。网上地球村的村民，只要有一台个人电脑、一条电话线和一个浏览器，就可以居住在任何一个地方，就可以和别人聊天、可以搜寻新闻，而不是被动地坐在电视机前接收新闻。而且一般地说，上网的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交换信息，很像小村庄里村民和球场上的观众一样。格里菲思

[1]

粉碎了剧院里的台口，把放映机从剧院的符咒中解放出来，使之能够靠近银幕。同样，互联网粉碎了一个障碍，这个障碍把看电视的人装在魔瓶里，使人不能在起居室里给电视输入信息。

电脑屏幕到来了，它不仅接受信息，而且发送信息，在家里，在办公室里，在全球各地。这证明了麦克卢汉关于地球村的另一个判断——信息的散播正在创生一个新的权力结构：“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广播电视网也启动了这个使中心瓦解的进程。它们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播放信息，播放新闻，打入家庭和办公室，甚至打进汽车旅馆。从获取重要信息这个角度来看，最好的游览观光房间，既可以是荒原小路边的茅屋，也可以是纽约市的一间宝屋或豪华写字间。重要的只有一点，这个房间要有一台电视机或收音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传播效果滥觞于第一张全国性的报纸诞生之日，虽然报纸并不是立即投递到读者手中的）。但是，广播信息的源头还是由少数广播网控制的。在电视时代，广播公司总部是货真价实的中心。

到了互联网时代，凡是有网页的人都可以发布新闻，而且是国际性地发布新闻。于是，广播公司对新闻的把关终于开始退潮。1997年8月，我获悉黛安娜王妃不幸去世的消息，是有人在互联网上转发给我的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公告。虽然一些有线电视台很快就跟了上来，但是美国的主要电视网参与报道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同样，关于克林顿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风流韵事的斯塔尔（Kenneth Starr）报告（独立检察官办公室/ Office of the Independent Counsel，1998），是原原本本地在互联网上向全世界发布的。与此同时，广播电视上却只能摘取其中的片段而已。一天以后，报纸才来得及把报告登出来。

数字时代的非集中化不仅适用于新闻。亚马逊网上书店经营不到三年，就成为世界上第三家最大的图书销售商（见Nee，1998）。当然，它内部有一个集中化的公司结构。但是，从它给顾客提供的书籍来看，这个结构和顾客是没有关系的，哪怕是最大的实体书店都会很不一样。就是在最大的书店里，上架的图书也只能有特定的数量。相反，亚马逊网上书店的书架空间却是无限的，因为这个空间是虚拟空间。

在许多情况下，就像政府影响经济活动的力量一样，从个人电脑及其赋予人的力量来看，公司影响经济活动的力量正在消融。微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不可能使其“视窗95”取得彻底的胜利。多年来，为了维持其浏览器在市场上的主要地位，它也一直在苦苦挣扎。在这两种情况下，用户个人的喜好占上风，而不是大公司的计划占上风。政府起诉微软以限制其力量之所以大可不必，其原因就在这里。非集中化已经使权力受到限制，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非集中化是微软自己的作茧自缚。非集中化的力量比公司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实际上，凡是懂得麦克卢汉的人，都觉得政府起诉微软的官司是滑稽可笑的。这是政府堂吉诃德式的一搏，说明它剩下的那一点管制商业的权力，已经少得可怜了。它所指控的垄断本身就产生相反的效果，这个效果已经使信息产业中的垄断过时。政府对微软的起诉，是堂吉诃德在用长矛向网络风车发起冲锋。

麦克卢汉对媒介的考察，不仅是要看媒介对产业、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而且是要看它们如何对付和使用我们的感官，就是说要看它们对我们的心理影响主要是落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它们社会影响的基础所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从数字时代对全球的教益转向一个新的课题，我们要看看每个人与电脑屏幕、电视屏幕和书籍发生的一对一的关系。

对麦克卢汉而言，我们感知每一种媒介内容的具体方式，不仅约束着我们如何从这一媒介求得信息，而且对我们从它得到什么信息也有约束。再者，这种感知方式对媒介的总体社会影响也发挥约束作用。我们对媒介的感知有如下一些具体方式：每一种媒介表现信息的方法，或者是文字的，或者是物质的，信息在其中表现的强度和清晰度也是不一样的。他发现电视和彩绘玻璃窗需要相同的感知方式。信息都是由玻璃背后的光线激活的，都是穿透玻璃以后到达我们的眼球的。于是，麦克卢汉给电视下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它吸引并迫使我们注意，几乎像催眠术一样使人着迷，几乎像宗教一样强烈，因为我们的感官和大脑对“光透射”的邀请，就是这样做出回应的。彩绘玻璃窗——我还要加上蓝天——构成了这种感性魅力。绘画、书籍（浓墨重彩装饰的手稿除外，它们是中世纪在纸上模仿的光透射媒介）、报纸和电影不具备这样的魅力。相反，它们把内容传达给我们是通过反射的光线——反弹回来或者反射到旁边的光线。因此，仅仅是在这个感知特征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电视比书籍和电影略胜一筹。既然电脑屏幕也通过“光透射”运作，所以它们既保存了电视感性魅力的优点，又传达了书籍的长处。

“光透射”可能是麦克卢汉的比较尺度中最不出名的尺度。正如“声觉空间”和“无形无象之人”一样，它仅仅是在媒介理论家的圈子里才有知音。但是，它从来就没有达到“地球村”那样的偶像地位，也没有获得符咒的魅力——具有这种魅力的是“媒介即讯息”。“冷媒介和热媒介”是一个感知方式的比方。“冷”和“热”是麦克卢汉从爵士乐借来的俚语，指的是媒介的高清晰度和低清晰度。这个比方走上了一条独特的路子。20世纪60年代中期，它曾经是一颗明星，至少和“地球村”“媒介即讯息”一样齐名，和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是，1980年麦克卢汉去世以后，它很快就不再时髦。今天，它几乎披上了一层迷人的、古董一样的铜绿色。几十年来，它有一以贯之的特点，这就是围绕它而产生的大量的误读。这些误读和“媒介即讯息”这一误读产生的原因，是不一样的。这个观念本身存在固有的困难，或者叫未经说明的细腻之处。

“冷热”观念的要害是，“热”媒介喧闹、明亮、清晰、凝固（“热”或曰高清晰度），在感知者身上引起的参与程度低。相反，“冷”媒介轻柔、阴暗、模糊、变动不羁（“冷”或曰低清晰度），要求比较高的参与度。麦克卢汉的冷热划分有这样一个心理逻辑，我们被迫而且是受诱惑去更加用心——被卷进去，以便填补低清晰度、低完成度的媒介。因此，我们在几行诗上花的时间，可能比在几行散文上花的时间要多一些。看政治漫画比看清晰的照片，要花费更多的心思。电视小屏幕上闪烁不定的形象，比电影院中大银幕上清晰的形象，更加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电视这个例子显示了冷热二分法的优劣长短。它揭示一个道理：电视把我们拽进它冷的形象里，去看屏幕背后究竟是什么。这个效果和它作为“光透射”媒介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吻合的。不错，电视屏幕又小又模糊，电影院银幕却不是这样。按照麦克卢汉的解读，电影院银幕不仅是光照射的媒介，而且是“热”的媒介。然而，如果再仔细追问，电视的参与度为什么比电影的参与度高，我们就注意到，二者在另一个重要的尺度上不一样。这个尺度是：电视在家里，24小时都可以看；电影只有在电影院的银幕上看得到，只有走出家门花钱买票才能看得到。这一点差别又足以说明，为什么看电视比看电影容易上瘾。这个尺度上的时间差别，和“冷对热”“光照射对光透射”的比方，都没有任何关系。

其他非感性因素能够说明其他媒介的冷热效应。麦克卢汉指出，广播和唱片（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高保真”），比电话传达的声音要丰富得多，因此它们要冷些，要求人们参与的程度也低些。然而，电话却邀请人们深度参与，这里有一个更加实际而明白的理由：和听广播和唱片不一样的是，打电话的时候，电话线的另一端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积极参加交流的人。不管广播和唱片冷也好，热也好，它们始终都不能确保人们像打电话那样积极地去参与听。原因很简单：广播和唱片对听众反馈的声音，是充耳不闻的（当然，也有这样一个例外，有人给电台打电话时，电台就得到反馈——但那是由于电话的介入，广播才成为互动媒介的）。

广播给冷热二分法构成另一个问题。广播这个只有声音的媒介怎么可能是热的，而提供视听节目的电视却是冷的呢？只有声音总不如视听双管齐下吧？也许，我们可以稍加限定来回答这个问题：冷热二分法用来分析同一类媒介时，效果最好。最好是把电影和电视、散文和诗歌、漫画和照片进行比较，而不是把跨类别的媒介进行比较，比如广播和电视跨了类别，就不适合比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面对着一个无法逃避的结果：冷热是衡量媒介效果的一个相当变动不居的标准，（也许，就它给清晰的东西加上使人清醒的逆转来说），冷热二分法既澄清问题，又使人迷糊。

然而，冷热二分法能够说明的问题，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书将他这个观点和其他的观点收入考察的范围，那是因为我们需要一切能够得到的帮助，以便推进我们对新兴的数字时代的理解。自从在线文本公开亮相以来，它都一直比书籍、报纸更加容易使人上瘾。早期的“计算机信息服务公司”（CompuServe）和“源头”（Source）等商业系统的上网费以小时计。财力难以承受的人每个月得花一千多美元，可是他们还是要去上网。能够在网上和别人交流——有时同步，一般不同步——当然是主要的吸引力。但是，这里有一点什么东西具有强烈的诱惑力。在那些原始的、低清晰度的屏幕上，阴暗背景上有一点亮度的字母，和今天明亮的屏幕相比，那真是既阴暗又单调。就是这样的东西，居然使我第一次上网时觉得麦克卢汉和他的冷媒介光芒万丈。那差不多是15年前的事情了。

这个诱惑力就是出版吧。写东西通常是想发表的——可能日记除外。我们的第十章将要转向社会舞台。麦克卢汉说，复印术使每个人成为出版人。我们将考虑，网络对他这个命题有什么影响。最初，他这个说法当然有一点夸张。就是最廉价的纸皮书也比最清晰的复印手稿感觉更像是书。手握复印“出版物”的人，没有通畅的渠道把它们发行出去。在这两个方面，网络把手稿和出版物的差别抹平了。凡是具有超文本标记语言（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知识和网页设计感觉的人，都可以制作网页、发表东西，并且使之和巨型网络公司制作的东西一样引人注目。网络是一个普世的发行系统，凡是有浏览器的人都可以看到。不过，这场出版革命还没有一锤定音地完成：亚马逊网上书店搞的是销售，而且卖的是传统出版的书籍，而不是网上制作的书籍。

手捧印刷装订的书心情愉快，这是怀旧的表现吗？我们这些与印刷书籍一道成长的人，难免有怀旧情绪。这种怀旧情绪是否还有更加深层的满足感呢？永远固定在书页上的文字，总是能使我们得到满足。我这本《数字麦克卢汉》将探讨怀旧和满足这两个因素。我想这两个因素都在起作用。当前，围绕书籍的变革旋风，都是向着一个总的方向前进：媒介中传统的守门人都被席卷而去，都被压倒了。古代传播手段是用手写的时候，守门人是教会，它要守住神圣的、不太蒙恩但值得保存的文本。印刷机把教会这道门拿掉了，但是它却装上了政府这扇门。稍后的企业也装上了一道门，来控制新兴的信息流。到了20世纪，广播电视使信息流急剧增加，但是政府和企业把关的势头继续维持，丝毫不减——事实上其权威性还有所增加，因为出书比制作电视节目的成本低得多。有线电视问世之前，在电视上露脸的可能性寥寥无几。麦克卢汉抓住复印术，认为它是扭转这个潮流的难得的机会。他是对的，甚至可以说他有先见之明。数字时代由谁来守门的问题，将是这样的：网络不可能预先对信息进行分类，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什么东西最适合阅读、观看和收听这个问题，公众是指望由守门人来批准呢，还是自己寻找并批准一种和原创者更加直接的关系呢？

第十一、十二、十三章考虑的问题是，信息数字化如何改变我们所谓“最好”的观念本身。我们将考虑数字化与工作、游戏和艺术的内在联系。麦克卢汉不仅具有善于使用妙语的天才，而且他目光敏锐，善于从他人的语言中挑选这样的妙语。他常常引用巴厘人的话，“我们没有艺术，我们把一切事情都干好”。在电子时代，他看到声觉空间和地球村。同时他看到，前工业时代细心和尽善尽美的工作目标正在卷土重来，因为人们越来越容易获得专家的知识。正如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个人数字时代（personal digital age）给人的实惠，超过了大众电子（mass electronic age）时代。在个人数字时代，我们不仅可以每天24小时获取信息，而且可以得到应用知识的手段。借助这些手段，我们对社会做出贡献，我们可以同时干若干种工作，我们同时干的事情会越来越多，我们可以在一天24小时的任何时候工作，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工作，包括我们的家里。

上述工作能力的提高，盖源于个人电脑。同时，个人电脑是孩子们玩电子游戏的地方，是我们上网冲浪去玩耍和赚钱的地方。在第十一章“从物役到役物”里，我们将考察数字化时代出现的新现象：工作和游戏差别的模糊趋势。我们将考察这个现象的背景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在刚刚过去的电视的经典时代，新闻和商务确实混合起来了（以广告的形式）。但是，电视时代没有提供多少渠道，让人们直接购买商品和服务，它根本就没有提供任何渠道，让人们直接在家里生产和销售。在那些岁月里，工作大体上只能在离开家的地方进行，在物质的、公共的场所进行。和这样泾渭分明的情况不一样，从一开始，个人电脑就是工作（文字处理、数据管理和通信）和游戏的载体。实际上，DOS（工作）和Macintosh（玩耍）的两极应用模式，就抓住了这种双重功能。视窗系统将这两极整合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DOS和Macintosh的区别，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如果和电脑及其之前的任何媒介相比，DOS和Macintosh的区别算不了什么。诚然，好奇心消磨殆尽时，网上冲浪的乐趣是否还会继续下去；在网上灵活的环境下所干的工作，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是否会更加美好；能够在家里工作以后，家庭生活是否各方面都会更加美好——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是，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经济水平强劲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失业率下降。这说明至少在网络最发达的国家，工作和游戏最新的混合正在产生美好的收成。

第十二章考察的，是工作和游戏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的另一端，尤其要考察麦克卢汉这样一个观点：过时的技术成为艺术。他警醒世人，技术处在高峰期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看不见的。由此推断，我们可以说，一切技术都像高速旋转的风扇叶子，不小心的人可能会割破手指头。他注意到，另一种技术取代一些老技术的部分功能，并且开始在幕后起作用时，技术运转的机制突然就变得一清二楚，仿佛是被推到了舞台的中心。一个表现是，正如我们讨论“媒介即讯息”时看到的，旧媒介成为新媒介高清晰度的内容。例子有：小说是电影的内容，电影是电视的内容，几乎过去的一切媒介都是互联网的内容。

本章考察的另一个方面是，我们之所以欣赏被新技术取代的旧技术，并不是因为它们的产量或功能，纯粹是由于我们从感受旧技术中得到了乐趣。麦克卢汉最喜欢用的例子是地球本身。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Sputnik）围绕地球旋转时，我们第一次获得了离开地球看地球的视角。于是，地球成为一种艺术形式，成为一个令人称奇的美的客体，成为一件必须总体上保护好的美好事物，仿佛大地女神盖亚（Gaia）成了濒危物种。我也有两个很喜欢的例子（读麦克卢汉的主要乐趣之一，就是你可以找出你自己的例子）：熟食的美味和敞篷汽车的凉快。火腿、腌牛肉和用其他方式处理的食品，曾经是为了保存而加工的，其目的是实用。电力制冷技术发明以后，保存食品的效果好多了，这时候消费加工的食品，完全是为了品尝其味道。与此同时，人们开始使用敞篷汽车，以求夏天凉快。到了20世纪60年代，空调汽车几乎把敞篷汽车淘汰个一干二净。到了80年代，敞篷汽车又杀了个回马枪。玩车人图的是“cool”，但这个“cool”不是物质意义上的“凉”，而是派头上的“酷”。

一个又一个媒介离开了传统的立足点，成为互联网上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指望，公众把媒介当作艺术欣赏的程度会相应地增加。报纸印刷的外观正在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只要把报纸的头版和一百年前的样子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手写的文字在印刷时代变成书法艺术，也是这个道理。电视出现在连接着键盘和鼠标的屏幕上以后，我们不仅可以在新的环境中看到它，而且还可以使其轮廓具有可塑性。它吸引我们去摆弄屏幕窗口的大小和形状，去探索它和其他窗口的关系。实验的结果会提高我们的觉悟，使我们认识到电视形象底层的审美价值和结构。我们在这个方向上已经迈出了一小步，我们已经对50年代的情景剧进行了重新的包装，把它们作为有线电视上的“经典”剧目，我们在片头加上了评论，说明其喜剧意义。例子有《我爱露西》（I Love Lucy）、
《蜜月新人》（The Honeymooners）。
美国有些地方差不多有100个有线电视频道。和20世纪50年代只有几个电视频道的情况相比，现在的频道大大增加了。然而，互联网提供电视频道的潜力才是多得难以穷尽的。也许，用不了多久，它会使有线电视成为“低度数的互联网”。

麦克卢汉所谓艺术性，是这样一个转变：我们从不假思索地使用旧媒介转变为以批判的态度去欣赏这些旧媒介。但是，这个转变的结果就一定是纯粹的社会改善吗？换句话说，即使互联网确实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关注典型的艺术活动，这是否就一定是巴厘人所谓把一切事情干好呢？

第十三章考察的内容是：我们在数字时代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有什么确实变好的前景。一方面，迅速获得多种多样的信息，使我们能够把研究工作干得更好，因为我们的研究工作可能会横跨医学、法律、学术和许多工作领域。另一方面，和血肉之躯的人握手之前，在可以触摸到的东西被搬动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虚拟的领域中获得了成就感，就觉得和虚拟现实产生了联系，尽管这样的感觉是幻觉，或者至少是不完全的感觉。

前工业的巴厘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把一切事情都干好，但他们绝大多数的自我估计都有如影随形的自欺成分。这可能是因为，在他们那个世界里，工作任务的数量不多，花在每一件任务上的时间相应就多一些。与此相比，在工业时代里，人们的任务要多一些，时间要少一些。因为能够对资料进行有效的数码加工，所以我们用来完成每一次任务的时间，就可能多一些，因为我们检索信息的速度加快了。而且，由于能够完成更多的任务，所以我们对相关任务的全局有一个更加宏观的把握。这个大背景是非常有用的。迄今为止，我们走得很顺。我们在巴厘人的路上似乎已经步入坦途。

但是，许多任务在物质世界里的根基，是无法压缩的，其时间框架也是难以摆布的。这个根基是数字冲浪遭遇到的无处不在的锚链，随时都可能会把我们从虚拟的冲浪中拽回到踏踏实实的土地上。毕竟，互联网把苹果从加利福尼亚运到伦敦的速度，并不会超过最快的飞机。它对苹果生长所需的时间也无能为力。末了，我们很可能不必把每一件事情都办好，我们可以让一些人把一些事情办得更加好——这也不错吧。

展望未来使我们进入本书的最后两章。在这里，我们看到麦克卢汉从导游到解说员的历程。他已经去世30 年，但他还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导游，也是我们走向未来世界的解说员。他控制着自己，不去对未来做系统而详尽的描绘，这和他不解释、不做大而无当的理论表述的一贯作风，是完全一致的。更恰当地说，他的特长是一头扎过去，像大海捞针那样去再现闪光的明珠，以便展示海面上当前的情况。于是，我们就有了“地球村”“声觉空间”“彩绘玻璃窗”这些闪闪发光的明珠。它们首先照亮了麦克卢汉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世界。如今又照亮了我们生活的数字时代，这是个刚刚开始的时代。不过，麦克卢汉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两个价值连城的思想工具，可以给我们的未来之旅导航。一个工具是“后视镜”，我们借以警惕感知方面的错误，警惕旅途上的陷阱。另一个是“四元说”（tetrad）或“媒介四定律”，我们用它来揭示可能的防护盔甲，看看它们与过去和当下的媒介影响有何关系。

后视镜是第十四章的主题。和地球村一样，这是麦克卢汉最容易理解也是最有力的洞见之一。实际上，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后视镜。我们进入未来，可是我们的目光却看着过去——说得多么好啊。后视镜这个比方恰如其分地抓住了媒介的影响。起初，电话叫“说话的电报”（talking telegraph），汽车叫“无马牵引的马车”（horseless carriage），收音机叫无线电（wireless）。可是，这两种技术都大大超过了字面上的意思——电话冲破了我们家庭的隐私，汽车使产油国拥有力量，广播成为举国同步的大众媒介。以上这些老名字都没有抓住这些影响，因此这些标签反而干扰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看不见这些媒介里的一些关键的发展。

互联网在后视镜中是看得最清楚的。批评它的人可能会把它当作电视屏幕，爱好他的人（包括我自己）倾向于把它看成改进了的书籍。然而，它是许多媒介的混合与转换，是书籍、电视和其他媒介（比如电话）的混合与转换——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因此它远远不只字面上这点意思，它和以前的任何媒介都迥然不同。这就是事实，虽然这个事实还有待充分证明。后视镜不能告诉我们互联网是什么，但是它可以提醒我们注意，不要被镜子中看到的刚刚过去的东西迷惑住了。如果只看后视镜，或者常常看后视镜，而看前面的道路时只匆匆一瞥，如果只看前面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那就可能很快翻车，甚至更惨。

麦克卢汉的“四元说”或“媒介四定律”又换了挡。它不光是给我们警示，叫我们看未来时取下过去的有色镜子。而且更进一步向我们说明，去掉镜子以后会看见什么。他说，对任何一种媒介及其影响，我们都可以问四个问题：（1）它提升和放大了文化中的什么东西？（2）它使什么过时，把什么东西推上显赫的地位？（3）它再现了过去的什么，它在刚刚过去的领域里再现了什么东西？（4）（在此，媒介四定律投射到未来的）这个媒介达到潜力极限之后，它逆转或摇身一变成了什么东西？比如，广播提升口头传播，使之跨越很长的距离。它使文字传播的一些东西过时，比如使作为新闻发布主流媒介的报纸过时。它再现了前文字时代口头传播的一些主导地位。它逆转成为声音和形象的广播——电视。反过来，电视这个新媒介也可以这样来考察。它提升了远距离的即时视觉传播；使只有声音的广播的一些特征过时，比如它使广播连续剧和肥皂剧转移到电视上；再现了由于广播兴起而过时了的东西，比如卡通；逆转为……逆转为我们尚未完全看到的东西；不过，寡头的网络电视已经逆转为许多种互相交叉的媒介，比如有线电视、录像机和互联网，这倒是毫无疑问的。

在我们神游的最后一章即第十五章里，我们将用媒介四定律分析早期数字时代里的新媒介，我们尤其要注意它们可能逆转的一些领域。互联网是传播的民主化，它嘲笑守门人。在媒介四定律的下一条定律中，它会逆转而为电影《飞船奇兵》（Starship Troopers）
里那种网络吗？在这部电影的网络里，人们的选择是虚假的，网页上每一个热点都通向一个预制的信息垃圾堆，这个网络由政府或者另外的什么中心权威来管制。如果不像《飞船奇兵》，还会不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呢？既然数字时代释放出来的离心力很大又很快，而且即将成为普世的力量，那么，这些离心力会不会把媒介定律这个四轮车紧紧拽住，使之不可能倒转车轮进入一个极权主义的过去呢？

媒介四定律是麦克卢汉博士工具袋里一种独特的工具。我们用它来给媒介做保健工作，看媒介的健康状况、心跳和预后。这个工具比麦克卢汉的其他观点都更加系统——历史中的每一种媒介都要受制于这四条定律。虽然如此，这些定律还是开放的、多向度的。每一种媒介都有四种功能：提升、过时、再现和逆转，都可能转换成许多东西或效果。电视再现了洞穴画、广告牌和报纸漫画。它不仅逆转为互联网、有线电视和录像机，而且逆转为全息术、可视电话（可视电话当然也是电话逆转而来的许多媒介之一）等许多媒介。显然，麦克卢汉试图用这些定律创新，创立一种近乎媒介通用理论的东西，一种没有僵化和局限的理论——可惜僵化和局限通常是理论创新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然而，他从来就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

他只完成了两篇论述媒介四定律的小文，就不幸于1980年去世。直到1988年，他这些定律才首次对世人登门造访。此时，经过一波三折，以《媒介定律》（Laws of Media）
为书名，由他及其儿子埃里克·麦克卢汉署名的书，才得以出版。

媒介四定律对我来说也有着特殊的意义：我给他关于四定律的第二篇文章（“Laws of Media”，et cetera，
1977）写了一篇序。我当时还在读博士。虽然已经详细研读过麦克卢汉的著作，那篇序文还是给了我一段非常振奋的时间。我不仅重温他的书，而且和他通信、通电话，偶尔还在纽约或多伦多和他会面。

媒介四定律不仅是本书的出色结尾，而且给这篇绪论画上了一个恰当句号。在这里，我们把麦克卢汉放在他的同人、合作者和有志于推进其研究的学者之中。

[1]
格里菲思（D.W.Grifith，1875-1948），美国电影界先驱，他使电影成为一种能够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贡献卓著，成果丰硕，举世公认。代表作有《一个国家的诞生》《党同伐异》等。

第二节 麦克卢汉及其同人

有一个迹象表明麦克卢汉依靠合作的程度。他只有三本书是没有合作者的：《机器新娘》（1951）、《谷登堡星汉》（1962）和《理解媒介》（1964）。其余所有的的书都是与他人合作完成的：《媒介即是按摩》（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With Fiore，1968）、《地球村里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 in the Global Village）
（With Fiore，1968）、《透过消失点》（Through the Vanishing Point）
（With Parker，1968）、《逆风》（Counterblast）
（With Parker，1969）、《从陈词到原型》（From Cliché to Archetype）
（With Watson，1970）、《把握今天》（Take Today：The Executive as Dropout）
（With Nevitt，1972）、《作为课堂的城市》（City as Classroom）
（With Hutchon & E.McLuhan，1977）。与他人合作的书中，还有一些是他去世后才出版的：《媒介定律》（With E.McLuhan，1988）和《地球村》（The Global Village）
（With Powers，1989）。1970年独立完成的《文化是我们的产业》（Culture is Our Business）
基本上是《机器新娘》的更新版本。1967年出版的《言语·声象·视象探微》 （Verbi-Voco-Visual Explorations）
是《探索》（Explorations）
杂志第8期的修订本，这本杂志是他和卡彭特

[1]

合编的。1960年，他还与卡彭特合编了《传播探索》（Explorations in Communication）。

然而，还有一个相反的迹象，显而易见地说明他并不是从合作者那里受益过多。我们意识到，《谷登堡星汉》和《理解媒介》的影响力大大超过其他书。这是他独自完成的两本书。事实上，看一看他后期的著作，就可以发现，虽然它们继续提出一些新的例子，但是其中的洞见、暗喻以及它们说明的媒介关系，在他撰写的第二本书和第三本书里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这些东西有：“地球村”“冷和热”“ 光透射对光照射”，当然还有“媒介即讯息”。《媒介定律》的内容有一半是例外，不过其中“再现”这一条定律在《地球村》和《理解媒介》“过热媒介的逆转”那一节里已经登台亮相了。“提升和过时”这两个观点，说的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媒介被另一种媒介取代，它们显然是麦克卢汉自始至终的主题，尤其文字使口语过时、电子使文字过时这两个观点，是他始终关注的主题。

《数字麦克卢汉》可以被看作这样一本书：它审视当前的数字电子环境（electronic digital milieu）如何取代早期的大众电子环境（mass-electronic milieu）。在这个过程中，早期的大众电子媒介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过去的书面文化（literate culture）也通过个人电脑和网络应用而得到再现。并非一望而知的是，麦克卢汉及其生前的合作者写书时，彼时的电子媒介仅仅是数字电子时代（electronic digital age）刚刚扎下的根子，而数字电子时代本身还处在诞生的边缘。这个新时代是一只单向变化的大众媒介的幼虫，尚未羽化成为数字蝴蝶的幼虫——如果你让自己的比喻插上幻想的翅膀的话。

我们不能断定，麦克卢汉与他人合作的书里，每人各自写了哪些东西。但已如上述，这些书里的洞见已经见诸麦克卢汉早期独著的书中，因此，为简略起见，在本书的探讨过程中，我征引和参照他们的观点时，都称之为“麦克卢汉”。当然，在紧随的括号里，我还是会注明是合著（比如McLuhan & Fiore，1967）。

当然，他的合作者独著的有关他的书，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不过，意味深长的是，只有他的一位同人的一本书比较明显有助于我们理解数字时代。这就是卡彭特的《那个幽灵给我沉重打击！》（Oh，What a Blow that phantom Gave Me！）
。实际上，在这一类著作中，这是本书征引的唯一一本有助于理解数字时代的著作。至于早期的麦克卢汉评论，令人遗憾的是，通常都存在严重而突出的误解。乔纳森·米勒（Jonathan Miller）的《麦克卢汉评传》（Marshall McLuhan，
1971）就是这样一本书。他一本正经地说，麦克卢汉用“热”字来描绘不完全的、低清晰度的媒介。这真是南辕北辙、指西向东。本书要指出这样的误解。

除了合作者和批评者之外，有一群为数不多但是在不断增加的作者，他们应用并拓展麦克卢汉的成果。尼尔·波斯曼（如1985，1992）挖掘了麦克卢汉研究的阴暗面。他认为，无论电视的内容多么富有新闻价值和教育意义，无论其内容的文化含量是多么厚重，电视底层的讯息对理性、礼貌和许多好的文明的东西，都具有破坏性。詹姆斯·柯蒂斯（James Curtis）的《摇滚年代》（Rock Eras，
1987），用媒介四定律来分析摇滚乐。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的《消失的地域》（No Sense of Place，
1985），发展了麦克卢汉这个观点的社会政治含义：在电子速度下，生活使工作和艺术、工务和休闲的界限模糊不清。

许多这样的学术研究都相互联系、互通声气。作者之间的友谊保持到今天。我认识柯蒂斯，是因为我给他的大作《作为复调的文化》（Culture as Polyphony，
1978）写了一篇评论，发表在《技术与文化》（Technology and Culture）
杂志上（1979）。我注意到，他说俄国和美国南方的文化是“冷”的和声觉的，于是开始和他通信，并成为朋友。他的《摇滚年代》不仅运用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四定律，而且阐述了我提出的四定律——进化的四“轮”。我这四“轮”将在第15章“数字麦克卢汉”里讨论。

从1975到1978年，在纽约大学攻读博士的研讨班上，梅罗维茨与我临座。这个博士点叫“媒介环境学”，由波斯曼主持。我们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从细节问题的激烈争论发展到终生的友谊。我们认识到，我们对媒介世界的看法基本上相似。我们核心的视野是从麦克卢汉那里学来的。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把这样的视野与卡尔·波普尔

[2]

哲学和和唐纳德·坎贝尔

[3]

的进化认识论糅合起来，甚至与阿西莫夫

[4]

科幻小说中技术可能性的逻辑分析结合起来。而梅罗维茨却把麦克卢汉与社会学的观点糅合起来，尤其与高夫曼（Ervin Goffman）的公共面具和私人面具联系起来。梅罗维茨的《无地域之感》写得太早，不可能完全抓住数字时代飘然降临的势头。他评价的主要是电视，而不是电脑。然而他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各种大众电子媒介正在淡化的区别和边界。这是一场宏伟的序幕，揭开了数字时代向守门人展开正面进攻的壮举。这也是本书的一个重大主题。

尼尔·波斯曼不仅是我攻读的博士点的精神领袖，而且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他对电视和电脑持尖锐的批判态度，我的意见与他相左。我认为，它们对我们的文化大有裨益，比他说的要好。而且，它们的效应也很不一样。我常常说俏皮话，我是他的老师，他是我最不争气的学生——学生班门弄斧，向老师兜售自己的媒介理论。但是，深究之下的真相却与玩笑大相径庭。是他告诉我们，为何要认真研究麦克卢汉。他的风范，鹤立鸡群，过去如此，现在亦如此。

实际上，他本人及其博士点，在我个人与麦克卢汉的切磋和友谊中，起到几个至关重要的标志性作用。我非常欣赏与麦克卢汉的交往，我们认识的初期他尤其令我获益匪浅。我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媒介环境学评论》（Media Ecology Review）
上。这份杂志由纽约大学媒介环境学博士点主办。文章题目是“细说互动媒介之冷热”（“‘Hot’and‘Cool’Redefined for Interactive Media”，1976）。主题是：媒介冷热有别，广播之类的单向消极媒介和电话之类的双向积极媒介的冷热机制不同。文章明确指出，在我们这个更加典型的数字互动时代，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有新的用途。

1977年，我在《如此等等》（et cetera）
上发表了两篇与麦克卢汉相关的文章。这份期刊由国际普通语义学会主办。波斯曼刚刚接手任其主编。一篇是《玩具、镜子和艺术的形变过程》（“Toy，mirror，and art：The metamorphosis of technological culture”，et cetera，
34，2：151—167）。文章提出一个完整的原创理论，说的是媒介的发展阶段。这个理论与麦克卢汉的关系，与数字时代的游戏、工作和艺术的关系，我在本书第11章里做了探索。同一期的《如此等等》里还有麦克卢汉的文章《媒介定律》，我给这篇文章写的序文也同时刊出（这一期如今成为经典，里面刊发的文章还有梅罗维茨的《中部地区政治的兴起》，说的是后肯尼迪时代政治英雄的瓦解）。我有缘写这篇序文，是由于波斯曼的厚爱。他把麦克卢汉的稿子给我看，听我的意见，叫我把想法写下来。序文发表前当然要送麦克卢汉过目；不久，我在纽约与他邂逅。这是我们几年通信和互访的开端，可惜我们的交往只有短短几年。或者是我去多伦多看他，或者是他来纽约看我，包括一次在我主持的会议期间的会晤。那是1978年我在费尔莱·迪金森大学举办的“媒介四定律研讨会”，唱主角的是他们父子两人，马歇尔和埃里克。

我注意到一种矛盾，似乎是难免的吧。我原来拜读富有远见卓识的作品，对其作者钦慕至极，一旦见面，方知他们也平平常常。书文作者也好，歌曲作者也好，似乎都能够在专业创作中倾泻出精华。然而见面谈话时，他们却没有达到你的期望值。我见面时看到的马歇尔·麦克卢汉却是光彩夺目的例外。我们在他的住宅区散步时的聊天，在餐桌上的闲谈，在电话上的交谈，在开会休息时交换的意见，无不闪耀着他的智慧光芒。他妙语连珠而洞见横溢，狂言无羁又不无道理。他言如其人，文如其人。他的言谈和书简、书文，一样精彩纷呈。实际上，有时闲聊中他随口抛出的一句话，往往浓缩了大量的双关诙谐，可能还要胜过他的文字表达，可能会澄清他书中不能说明的问题。因此，在这本书中，有时我将他在聊天时抛出的连珠妙语略举一二。

如此继续聊天的机会，随着他1980年的去世而结束了。当时，我的文章《麦克卢汉与理性》（“McLuhan and rationality”，1981a）已经发排，却是在他去世后由《传播学季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的夏季号刊出的。另一篇文章《麦克卢汉在进化语境下的贡献》（“McLuhan’s Contribution in an Evolutionary Context”）在《教育技术》（Educational Technology，
1981b）里刊出，也是在同一年。

1986年，我的文章《麦克卢汉和计算机会议》（“Marshall McLuhan and Computer Conferencing”）由《电气电子工程师研究院专业传播会议文集》（IEEE Transactions of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s）
收录。该文完成于1984年8月，是我第一次参加网上讨论会两个月以后写的。这次讨论会由西部行为科学研究院主持。我上网用的是一台凯普洛二型CP/M个人电脑和一个300波特的调制解调器。文章大意是，麦克卢汉遭人诟病的、豆腐干大小、互相交叠的文章风格，实际上是一种“连线”形式的风格，是电子文本的风格。迫于当时媒介环境，他的风格被囚禁在纸上。这个媒介环境还没有跟上麦克卢汉思想的多维视野。就我所知，这是把麦克卢汉和数字时代的表达方式联系起来的第一篇文章。我们可以把这篇文章当作本书的种子。

在《思想无羁：技术时代的认识论》（Mind at Large：Knowing in the Technological Age，
1988b）这本书里，我首先讲作为知识体现和载体的技术，其次才讲作为传播媒介的技术本身。它的研究范围和主题，都受到麦克卢汉的思想激励，虽然其风格与他的著作不同。所以，我在题记中把书献给他。我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1981c）和加拿大的《周六晚》杂志（Saturday Night，
1988a）发表文章，指出典型的对麦克卢汉的误读。他去世后，这样的误读有增无减。我在《周六晚》的文章里还讨论了另一个问题，也是本书谋求阐明的问题：我认为，说麦克卢汉没有永恒价值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1990年，《传播学季刊》发表了我的文章《麦克卢汉的空间观念》（“McLuhan’s Space”）。这是论文和书评兼而有之的文章。我评了四本书：菲力普·马尔尚的《麦克卢汉：媒介与信使》（Marshall McLuhan：The Medium and the Messenger，
1989）、麦克卢汉父子的《媒介定律》（1988）、麦克卢汉与鲍尔斯（Bruce Powers）合著的《地球村里的战争与和平》（The Global Village，
1989）、莫利纳罗（M.Molinaro）等人编辑的《麦克卢汉书简》（Letters of Marshall McLuhan，
1987）。我率先指出，麦克卢汉所谓的声觉空间正是我们现在的赛博空间。1993年，《连线》杂志发表了我这篇文章的修订稿（有删节）——它在报头上把麦克卢汉供奉为“先师圣贤”。接下来的两年里，《连线》又发表了我的6篇文章。麦克卢汉成为其中3篇的主角（Levinson，1994a，1994b，1995c）。

如今，麦克卢汉与数字时代的相关意义已经牢不可破，只是人们对他的探索和应用才刚刚开始。

1998年3月，斯特拉特（Lance Strate）在福德姆大学组织了一个“麦克卢汉研讨会”。尼尔·波斯曼、约书亚·梅罗维茨、詹姆斯·柯蒂斯与会，我亦出席，到会的还有20余位学者，有的人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受到麦克卢汉思想的激励。《数字麦克卢汉》主要是那个时候写作的。我在会上宣读的论文，题目是“轻飘飘的热线传播，凉悠悠的文本”（“Way cool text through light hot wires”，1998c），文章是由本书第9章改写的。会上宣读的论文，相当一部分触及甚至比较充分地论述了麦克卢汉的现实意义，说明了他的思想与新媒介研究的相关性。我大力推荐会议的论文集，该书由斯特拉特和瓦克特尔合编，可能将在2000年出版。

[5]

《数字麦克卢汉》评估麦克卢汉的研究方法（下一章）。接着，我将研究他的十三种重要洞见，看看它们对我们的新世界有何启示；我们在创造这个新世界的路上已经步入坦途。

现在，人们重新发现了麦克卢汉——虽然他从来没有真正被世人遗忘。我猜想，论述他的书籍，延伸他研究的探索，会越来越频繁地涌现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把他富有创见的著作作为手头必备书，具有特殊的意义。对他的阐释，包括本书，必然是对原著的重铸，如果对他的某些重要思想有所忽略，那是在所难免的，正如他的某些要点会更加鲜明一样。

所以，《数字麦克卢汉》尽量引用麦克卢汉的原话，虽然偶尔也引用别人一些得体的阐释。

我把这本书当作与他继续进行的对话。我也有一锤定音的时候，但占上风的总是他……“我不解释，我只探索”

[1]
埃德蒙·泰德·卡彭特（Edmund Ted Carpenter，1922— ），加拿大人类学家，麦克卢汉思想圈子的核心成员，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20世纪50年代与麦克卢汉共同主持跨学科研究小组，主办《探索》杂志，著有《那幽灵给我沉重的打击！》。

[2]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英国哲学家，赞同反决定论的形而上学。代表作有《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科学发现的逻辑》《开放的宇宙》《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等。

[3]
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1918—1996），美国实验心理学家、进化认识论、国家科学院院士，曾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代表作有《进化认识论》。

[4]
伊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1992），美国最著名的科普作家、世界顶级科幻小说作家，提出“机器人：定律”，著作近500种，要者有“基地系列”“机器人系列”数十种，获奖难以计数。

[5]
该书已于2005年出版，书名是：《麦克卢汉的遗产》（The Legacy of McLuhan
，Strate & Wachtel eds.，Hampton Press，New York）。

第二章 不说其理

“我不解释，我只探索。”这是麦克卢汉在《向知己坦承险情》（“Casting my Perils before Swains”）里说的一句话。这是他为斯特恩（Gerald Stearn）的书《麦克卢汉：亦冷亦热》所做的序文。该书是麦克卢汉思想的“批评文集”，1967年出版。

早在此前十多年，他本人就提出了这种研究方法。后来这成为一种经典的方法。那是他195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讲演中提出的。在那次讲话中，他首先说拼音字母表、X射线、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然后说印刷机、电报、广播和电视。这个报告是研讨会主持人路易斯·福斯代尔（Louis Forsdale）邀请他做的。那时的麦克卢汉还是无名之辈，只有读过他唯一的一本书《机器新娘》（1951）的人，或者那些订阅的《探索》杂志的人，才对他略知一二。《探索》是他与同胞卡彭特合办的。麦克卢汉在回答问题时，说了“我不解释，我只探索”这句话。

提问的人是默顿（Robert K.Merton），美国资深社会学家。

“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这是默顿憋出的第一句话，他的脸气得铁青，“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打问号！”他从麦克卢汉的第一段话开始批评，由于不能进一步说明他的批评，他一开口就高声嚷嚷，把麦克卢汉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所有观点一笔勾销。这是又一个布赖恩。

[1]

他向陪审团慷慨陈词，给被告定下铁案，判定其有罪，质问被告为何谋杀做学问的规范程序。

根据默顿后来的追述，麦克卢汉似乎完全接受了他的批评：“是吗，你不喜欢我那些意见？”反问道，眼睛里闪烁着光芒，“那么，这样说怎么样呢……”

用今天的话来说，麦克卢汉只不过是点击了一个链接，由此就可以进入另一场讨论，而这场讨论是可近可远的。

不过，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认为，他这种研究方法令人沮丧，把人逼疯。英语教授埃德蒙森（Edmundson，1997）指控说：“就连麦克卢汉最有说服力的书，都是刚愎自用、条理混乱的……跌跌撞撞地从一个主题闯入另一个主题。”然而，这样的沮丧——无论是默顿的，还是埃德蒙森的，还是我们我们自己的——盖源于对他的误解。正是由于他不想解释，所以在许多方面，他才是对付这个问题，演示这个方法最不恰当的人选。

默顿的误解实在是容易理解——也容易避免，一旦我们认识到，知识的发展和任何发展过程一样，都是由若干阶段构成的。默顿寻找的是一块面包和一杯酒，而麦克卢汉提供的是一种新的谷物和一种独特的榨酒机。

坎贝尔提出的“进化认识论”（Campbell，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1974），可以帮助我们澄清麦克卢汉之贡献和默顿之期望有何差别。我们进入新千年时，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模式仍然能够很好地为我们服务。生物进化论提出三个分明的进化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生成的”阶段（突变是其中之一部分），新的有机体特征和有机体本身出现，独立于外在环境。第二个阶段，这些有机体特征和有机体本身或存或亡，取决于它们在世上的表现（自然选择、适者生存——既包含合作，也包含竞争，二者都是生存战略）。第三个阶段，幸存的有机体把基因和成功的特征传递给后代（遗传和散播）。坎贝尔等人（见Campbell，1974；Cziko & Campbell，1990）认为，人的知识以模拟的方式演化：（1）提出新思想（“生成”阶段/the generational stage）；（2）经受批评、检验和讨论（“选择”阶段/ the selective stage）；（3）第二阶段的幸存者被印成书、进入课堂、受到引用（“传播”阶段/ the disseminated stage）。

由此可见，默顿提问题时指望麦克卢汉不仅参与第一阶段，而且与他人分享第二阶段——不仅是提出观点，而且要参与批评、检验和讨论。与此相反，麦克卢汉却只是对第一个阶段感兴趣。

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甚至同情默顿的沮丧，因为学术界试图在所有的三个阶段上运作。现在的学术界，主要还是由书本构成的，由学习、传授和研究的物质场所构成的。

然而，如果学术界和世人既关注思想的生成，又关注批评、描绘和传播，而麦克卢汉只献身于第一个阶段，因为别人已经把许多时间和注意力花在第二个和第三个阶段上去了，那么，让他选择那一条创新的路子，难道不会使我们大家都更加相安无事、活得更加痛快吗？

回答是肯定的——如果他的思想有价值的话。

在一定程度上，本书对他提出的这个命题，既是辩护，也是证明。

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解释麦克卢汉的研究方法。这一条进路有助于生成富有价值的思想，是理想的方法。但是，它又必然将遮蔽这些思想的价值，使那些更加关注知识的批评和传播的人难以看见其价值。

[1]
威廉·杰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1925），美国政治家，曾经担任过威尔逊总统的国务卿，竞选过美国总统，反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臭名昭著的“猴子”审判中，担任原告律师，指控教进化论的一个中学老师有罪。

第一节 类比与逻辑

麦克卢汉给世人提出忠告：“一旦前提确立，就不容易犯逻辑错误。心理学家报告说，疯人说话逻辑严密，但是其前提不切题。探索的方法谋求发现充足的前提。”（McLuhan & Nevitt，1972，p.8）

麦克卢汉喜爱的发现的方法是类比或暗喻。这是他思想生成的引擎。他在《媒介定律》（1977）里，喜滋滋地引用无名氏借用勃朗宁

[1]

的诗歌而玩弄的文字游戏：“人触摸到的东西，要超过他把握的东西，否则暗喻何以成为暗喻？”暗喻当然拓展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这就是暗喻的贡献，它们给我们导航，引导我们驶向尚未掌握的知识。然而，它们又带着包袱，如果我们错把包袱当作衣服，当我们检验和证实知识的时候，这些包袱又可能妨碍我们获取知识。

以“光阴似箭”这个暗喻为例。它说的是时间流程，谁也不会把时间误认为飞鸟、飞机或超人。它把时间的一个特征与显而易见的飞鸟和飞机的特征进行比较，以此说明时间的一个方面。因此，“光阴似箭”（time flies）暗示了这样的意思：时间过得快，就像飞鸟和飞机。从我们步行走完相同的距离，甚至驾车跑完相同的里程来看，时间的确是飞得很快的。

听见讲演人第一次用“光阴似箭”打比方时，默顿和埃德蒙森会愤然而起、强烈反对，并提出这一连串诘难的问题吗？他们会说，得了吧，时间像箭，这支箭的羽毛在哪儿？它的翅膀在哪儿？推进器在哪儿？它加速飞行的引擎在哪儿？它在空中飞，空中的钟表——模拟式的或数字式的钟表在哪儿？

当然，谁也不会提这样的问题。至少我们在英语语言的文化里，是可以破译这个暗喻的密码的。我知道，西班牙语里有和它相当的暗喻：“光阴飞跑”（time runs）。所谓破译就是把包袱里的内容抖搂出来，而不是（用20世纪60年代已经过时的比方）钻牛角尖。可以再打一个比方，我们都尝过桃肉的味道，这个比方可以给我们体会时间提供启示。在我们弄懂难以言喻的时间时，它可以给我们提供认识的起点。吃桃肉的时候，我们不会故意难为自己的牙齿。到天空中去寻找飞行的手表就是难为自己。

因此，麦克卢汉的暗喻之所以难理解，并不真是因为它们是比喻，而是因为它们新颖。许多人——不幸的是包括许多学者——不知道如何对付这些比方。更加遗憾的是，他们不想去理解这些比方，尤其是在初期的岁月里。

于是，麦克卢汉的名言“新兴的电子相互依存性（electronic interdepence）以地球村的形象重新塑造这个世界”（1962，p.43），引起了两种反应。一是承认，正如大多数村民可以迅速分享信息一样，20世纪这个行星的公民，很快就可以分享电话、广播和电视传播的信息。第二个反应是高声嚷嚷：电视上有我们实际生活中步入的家庭和壁炉吗？广播能够像邻居一样给我解答问题吗？在电话上，朋友的面孔、握手和抚摸在哪儿？

麦克卢汉的话语是“疏漏、粗疏的胡言乱语”（Edmundson，1997；Sokolov，1979），这样的非难也是出了名的。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他的语言字斟句酌，以传递他比拟的洞见。请注意，在上述的比拟中，电子媒介的功能是按照地球村的“形象”重新塑造这个世界。这充分说明，他没有给小村落和全球电子共同体画上绝对的等号，而是指出它们在信息结构的某一方面有对应的东西。

当然，这种对应性，过去和现在都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和深思。

麦克卢汉的著作问世时，有些人就对他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们认识到，他的比方总有一些在某些方面是很到家的，在某些层次上说到了点子上，总是能拨动共鸣的琴弦。

进入新千年时，麦克卢汉的地位更加显赫。自从他1980年去世以来，媒介演化的历史使他的比方和传播的现实更加匹配、更加清楚了。

[1]
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英国诗人，多创新和突破，对20世纪诗坛有较大影响。代表作为无韵体叙事诗《指环与书》。

第二节 数字成就（1）

丹尼尔·贝尔

[1]

说得很贴切：对现状而言，“技术具有破坏性”。比喻固有的特性就是超越现状，所以我们能够理解，麦克卢汉为什么要重用比喻、珍视比喻。他的目的是生成认识媒介的新洞见：他对靶子狂轰滥炸，表述夸张，目的是要给靶子提供更多的余地去运动和和壮大——给我们的理解提供更多的空间去机动和提高。与此相反，盖棺定论、详尽无遗地描绘技术，哪怕描绘得正确，哪怕这描绘在当前有用，也不能够给我们揭示多少未来的东西。因此，麦克卢汉喜欢引用马拉美

[2]

的名句：“定义就是杀戮，暗示就是创造。”（To define is to kill，To suggest is to create）（McLuhan & Nevitt，1972，p.10；亦见波普尔对定义的厌恶，Popper，1972，p.328）

“地球村”抓住了当时全民共享的信息。1982年，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但是，麦克卢汉忽视了许多东西。其一是通信卫星，那一年发射的第一颗通信卫星使欧美的电视同步，不过正规的卫星传播的国际会议，还要等待好几十年。（参见Levinson，1998b“软件与硬球：论微软之争的核心”所述的全球登月卫星传播、查尔斯和黛安娜婚礼、萨达特总统葬礼；亦参见Dizard，1977，pp.117-118，103-104，107-108，125）。其二，电视观众与村民不同，即使他们真的在全球村里就座了，他们也是不能互相会话的。除非他们刚好是以肉身形式坐在同一间屋子里。因此，麦克卢汉创造这个词汇时，实际上地球村还是一个窥视者的村落，根本就不是互动意义上的村落。现在的情况变了。凭借CNN等卫星电视，地球村里连续不断的滚动传播已经成为现实。同样，凭借互联网和万维网，地球村里的互动性已经实现了。但是，麦克卢汉率先使用的比方都已经对这一切做出了指引、暗示和预告。

让我们回头说一说我们对麦克卢汉方法的解释和评价。默顿和埃德蒙森精心描绘了1962年广播电视的情况。那时，披头士

[3]

还没有上艾德·沙利文秀

[4]

，阿姆斯特朗还没有登月，铁幕

[5]

还没有栽倒在信息脚下。在这样的情况下，默顿和埃德蒙森式的思想探究，对媒介环境反复拷问式的详细描绘——它们真的能够给我们更大的启示吗？真的比麦克卢汉的比喻略胜一筹吗？

今天，它们给人的启示胜过麦克卢汉吗？

当然，当时要做的选择并非是非此即彼的。与马拉美对立的定义，可以与暗示比肩而立，一同做出贡献。麦克卢汉并不是要粉碎一种话语模式，而是要培养另一种话语。

多年来，批评他的人有罗伯特·默顿、威廉·布里塞特（William Blisset）、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cDonald）、詹姆斯·莫罗（James Morrow）、麦克尔·布利斯（Michael Bliss）、雷蒙德·索科洛夫（Raymond Sokolov）等。他们过去与麦克卢汉的看法相左，现在依然如此。从他们评论的题目就可略见一斑：“他劫掠了一切文化……以支撑他那体系的废墟”（麦克唐纳），“从麦克卢汉手中恢复失地”（莫罗），“冒牌预言家”（布里斯）。这些言论表现了他们的鄙视，暴露了他们对麦克卢汉的冲击力浑然无知。布里斯的评论是1988年写的。那时，数字时代已经曙光初露，并即将证实麦克卢汉的许多思想。数字时代之后，这样的观点特别令人震惊。他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的《周六晚》杂志上，评的是《麦克卢汉书简》（1987），里面有这样一句话：“麦克卢汉的理论，曾经被捧为神喻，如今看起来滑稽可笑，不足以成为我们时代的思想指南。”不知是他还是编辑，觉得有必要磨掉文章的锋芒，因为在后来的一期中，该刊发表了我的一封“读者来信”。我觉得如鲠在喉，写了这样一句话：布里斯的麦克卢汉书评，显然是愚不可及。同期刊发的还有桑德森（Sanderson）、鲍（Powe）和威尔逊（John C.Wilson）等人的抗议信。

也许，这些书评人对麦克卢汉的反感并非巧合。这种感情肇始于科恩（David Cohen）1951年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他评的是麦克卢汉的第一本书《机器新娘》。（莱曼-霍普特［Lehmann-Haupt］1989年的评论［Review of Marshall McLuhan：The Medium and the Messenger
］是例外，它使人耳目一新。）麦克卢汉的比喻方法不仅和传统学术的期待视野对立，而且，他表述洞见和类比的方式，似乎冒犯了著书立说的传统组织模式。

实际上，他去世的时候，网上文本和网上社区最多还在孕育之中。他的著作里充满了格言警语，这使批评家至今都非常恼火。但是，这种风格却是适合互联网和网络环境的理想方法。换句话说，麦克卢汉似乎是在给互联网撰稿。他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著作，似乎是在参加80年代中期的“计算机会议”（Levinson，1986）。

[1]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当代美国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1959年提出“后工业社会”思想。先后任大学教授、编辑和政府顾问。代表作有《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意识形态的终结》《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

[2]
斯特凡·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法国象征派诗人、理论家，法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早期诗作受波德莱尔的影响，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有创新。

[3]
披头士（Beatles），亦译作“甲壳虫”，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英国利物浦的摇滚乐队，风靡欧美各国。

[4]
艾德·沙利文秀（Ed Sullivan Show），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每周一次的娱乐节目。主持人艾德·沙利文把有名的英国披头士和摇滚乐引进美国。

[5]
铁幕（iron curtain），冷战时期东西方对垒时，西方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称呼。

第三节 数字成就（2）

写作有一望而知的起承转合模式。新闻用“倒金字塔”形式写：最重要的信息放在标题里，第一段重述同样的信息，再加上一点细节，以后段落的内容，重要性依次递减。这样的谋篇布局，使拼版的编辑可以毫不费力地删减文章的末尾，以便给另一篇抢版面的新闻或广告让路。经典的神秘小说，却是用一个刺激场面开头——或许是一具死尸，然后予以说明，最后才揭谜底——或大部分破解，或全部揭开。学术文章也有独到的特征。一般是导论引路，然后论述若干主题、断想、观点以及探讨的问题。这些主题和观点都按照一定的条理展开——老问题引出新问题，至少是用前半部分的讨论、事实和思想给后来的新问题提供信息。学术文章的长短不一，章节数目不同；然均含若干章节，每一章若干页，各带一个小标题，这都是通常的模式。

让我们看看麦克卢汉的《谷登堡星汉》（1962）。这是他的第二本书，真正确立他20世纪头牌媒介理论家生涯的一本书。一望而知，在绪论之后，它绝对不像传统的学术书。它不是由数量不多的章节排列而成，而是有107章，每一章的篇幅仅1～5页，一连串的主题盘根错节、互相参照。主题既集合为小串，又按照顺序展开。从古代的拼音字母表开始，到它在黑暗时代（Dark Ages）的再现，到它借助文艺复兴时期和继起的印刷术产生的另一种冲击。但是，这本书又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始读，在篇幅不长的章节中间开始读也可以。哪儿都可以发现，它的一套主题和参照可以顺利通达每一章。换句话说，每一章都含有全书的蓝图，很像我们细胞中的DNA，DNA中就含有整个人体的“菜单”。也就是说，本书很像是一张全息光盘，每一章节包含的信息，都足以复制出母盘上的整个三维图像。《谷登堡星汉》这些全息性、基因组似的章节，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标题，而是只有一句提要。比如，“希腊人的视觉压力逐渐增加，这使他们和原始艺术产生疏离。如今，我们将电力的一切同步性内化之后，电子时代就重新发现了原始艺术（p.81）”。

即使不懂基因工程或全息摄影，你也可以分辨出这样的结构：单位的数量和长度，部分与整体的连接，甚至无标题的开篇破题——所有这一切都和网上的非共时话语很相似。上网的第一个月，我就注意到这种相似性。那是1984年6月，我参与费恩伯格（Andrew Feenberg）为西部行为科学研究所开设的网上课程“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以他为首的教学组一共做了122条评论，其长度在几行和一百余行之间。《谷登堡星汉》含107章，每一章的长度在50行和150行之间。（以行计算网上文本更有意义，《谷登堡星汉》也是这样，因为它每一章的篇幅都不大；以屏数和字数计算网上文本的长度也是好办法。网上“网页”的含义和原来的含义也迥然有别，既可以指一个网站，也可以指一个分节，短则几行，长可以几章。）

该所的研究班，和当时的一切网上活动一样，用的是“美国信息互换标准代码”（ASXII）的非超文本环境。20世纪90年代的网上论坛，用了越来越多的超文本链接。读者点击一个文本里的一个词，可以立即转入另一个文本，转入的文本又可能位于网上任何地方。如是，网上文本更像1962年《谷登堡星汉》相互参照的章节了。当然在这样的类比中，两者是有所不同的，现在的万维网的作用更像是单独的一本书……

麦克卢汉的著作与网上交流，还有其他一些区别。《谷登堡星汉》止于350页；网上讨论（与费恩伯格严谨的研究班不同）可以而且确实要进行若干年，比如，网上关于魔仆（genie）的科幻小说圆桌会议，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迄今还很热烈。《谷登堡星汉》的作者只有一人；他1964年的第二本书《理解媒介》也是一人所为，但比第一本书在谋篇布局上更加传统；他后来的所有著作和一两人合作，结构上却更加“电子化”。多数的网上讨论至少有四五个人，而且常常不只四五个人。大多数只有几个人合力的网上讨论，在首创性、广度和冲击力上，都不能和麦克卢汉一个脑袋创造的结果相比，不能和《谷登堡星汉》的结果相比。

诸如此类的差别反映这样一个事实：《谷登堡星汉》毕竟是一本书，它当然规模有限，一个人的才能也有限，写作之前的思索研究时间也有限。相反，网上讨论通常更加随意，长度、参与意图和研究方式都比较随意。这样的差别，如上所见，是任何类比中必然会有的差别。《谷登堡星汉》和电子文本的类比，相当于“光阴似箭”中那支没有粘着羽毛的箭。

然而，即使有它的非连续性，麦克卢汉的著作对网上讨论的预示，也的确令人惊诧。就我所知，初期的网上媒介设计师（Hiltz & Turoff，1978/1973）并没有模仿麦克卢汉写作风格的意图。实际上，在网络兴起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他受公众和学界欢迎的程度总体上已经下降。而且，他在1962年也不可能模仿尚待发明的网络环境。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麦克卢汉的写作模式来自何方、来自何时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能够提供一把钥匙，使我们能够解读麦克卢汉的思维方法，解读他思考的东西——他作品的内容，而且也必然能够解读本书的内容。

第四节 麦克卢汉媒介观

当然，麦克卢汉的写作特征预示网上讨论的特征，这并无神秘之处。两者都反映了文字出现之前的人类神圣的话语方式。这是麦克卢汉毕生呕心沥血指出的珍贵方式。世界上任何地方，凡是未受伤害的人都不缺少这种交流方式，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不曾缺少这种方式。这就是：口语会话。

网上交流和口头交流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近年常常有人评说（Levinson，1992，1995b，1997b），在网上进入和变换文本都很容易，几乎瞬间就可以实现传送。这和纸上操作的艰难和缓慢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特征合在一起，使网上交流成为类似口语的媒介、杂交的媒介。这个媒介问世之后，我们的手指头就在键盘上行使走路和说话的功能了。

麦克卢汉的兴趣和立足点在“声觉空间”（acoustic space），他1954年首次使用这一术语。但他这个意思并不是那么明白哓畅。历史上全然不同的思想家都使用过一种格言警句式的方法，而不是说明的方法。从苏格拉底之前的思想家开始——他们出现在前文字时代并不奇怪——直到文字时代盛期的尼采（尼采和麦克卢汉的比较，请见Curtis，1978），都用过这种方法。麦克卢汉对声觉的依恋意义在于它不止是一种选定的方法，他还认为：声觉是人类交流的基础（从发展和历史的观点来看，声觉是原初的、首要的）；文字的线性模式上升，这伤害了至少是连累了声觉（值得研究，肯定有启发性）；电子媒介重新捕捉住了声觉（这时，声觉的形貌有变）。对他那个时代的媒介来说，这是一种闪光的洞见，对后来的电子文本来说，“声觉空间”具有预言的性质。因此，对他而言，他的表达方法或媒介，与他要表达的主题，是紧紧纠缠在一起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给我们以教益：他的话语形态本身就是例子，足以说明他试图传达的东西。

倘若麦克卢汉的写作风格，是一种能够比较容易被学界同人和世人愉快接受的风格，他会不会更加走运呢？

人们常说，麦克卢汉是他自己最危险的敌人，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关于声觉思维方式（acoustic modes of thought）的洞见，即使用单行排列的方式表述，而不是用“散漫、粗疏的胡言乱语”来表述，也不比麦克卢汉走运。许多时候，甚至还败得更惨。凡尼瓦·布什

[1]

在如今出名的文章《如是思之》（As We May Think，
1945）里指出，如果用一种类似电脑的装置，根据人类思维的“联想”功能，任何给定的思想都可以“生长”出和其他思想的联系。他提出的改进“麦麦克斯存储器”（memex）的设想，比紧身衣似的档案柜有所改进。他用经典论证和顺序展开的方法写成文章，发表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
）上。罗伯特·默顿的反应不为人知（至少是我不知道）。但是，凡尼瓦·布什的文章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只有几个具有远见的人例外，比如泰德·纳尔逊（Ted Nelson，1980/1990）。超文本出现之后，凡尼瓦·布什预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得到证实，《如是思之》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网上学生的必读书目。

新千年之际，数字文化正在来临，这对麦克卢汉的影响，与凡尼瓦·布什重新引起人们兴趣的情况相类似。这个过程差不多有十年了。领头的是《连线》杂志。它的创刊号把麦克卢汉封为“先师圣人”。维持这个势头的是一连串的再版书和著作（比如麻省理工学院1994年再版的《理解媒介》），一连串有关麦克卢汉的著作（比如Gordon，1997，Strate & Wachtel，1999）。

本书必然是这个再发现的组成部分。但是，与其说我想要说明，世事如何使麦克卢汉具有现实意义，不如说我想要探索并阐释麦克卢汉对数字时代至关重要的教益。归宿点是一致的——如果他对我们有至关重要的教育意义，那么我们的时代也使他具有现实意义。然而，我想从麦克卢汉说起，以便尽可能减少误解。多年来，在接受他的过程中，误解始终纠缠着他的著作。

他最著名的警句“媒介即讯息”就是常常被误解的思想之一。

我们在本章里看到，他表述的方式本身就反映了“媒介即讯息”这条原理。但是人们却把它误认为是这样一个断语：内容不重要；以他的著作而言，就是主题（subject）不重要。

我们将要看到，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和内容的观点，与上述误解刚好是相反的。“媒介即讯息”

[1]
凡尼瓦·布什（Vannevar Bush，1890—1974），美国电气工程师、科学家，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重要的科学研究、开发和领导工作，著有《电气工程原理》《运算电路分析》《因为我们能够思维》等。

第三章 网络内容

“媒介即讯息”无疑是麦克卢汉最有名的警语，其重要意义是：我们使用任何传播媒介产生的冲击力，远远超过它传播的特定内容。换句话说，媒介所能够传输的东西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节目或内容产生的影响，比如看电视的过程产生的影响就胜过节目的内容。又比如，打电话本身在人类事务中的革命意义，远远超过打电话时所说的话。一般地说，人们能够比较好地理解他这个警语，而且充分认识到，这是麦克卢汉理解媒介治学之路的一块铺路石。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它的许多细腻而深刻的含义被误解为“反对”内容的宣言，或者说，传播的内容丝毫不重要。

多年来，麦克卢汉已经把这个警语的一些多重意义说得很明白。在这方面，多重含义是他刻意追求的方法——暗喻使人不断对其做出解释。正如他后来许多惹人注目的思想一样，“媒介即讯息”初次问世时并不起眼。这句话出现在他的一份打字稿中。这份文件叫做《理解新媒介研究项目报告书》，是他为“全美教育广播者协会起草的报告，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总署委托该协会做一项研究，他的报告书是其中的一个子项目”。到了1964年，这句话成了《理解媒介》第一章极其重要的标题。之所以说它至关重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该书确立了麦克卢汉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媒介思想家之一的地位。而且，麦克卢汉经常挖苦说：没有谁真正读麦克卢汉（他又说，许多人读这本书时，一般不会超过第一章的标题）。对这个标题的议论大行其道，所以他禁不住来一点双关，把（message）改为（massage），并以其命名一本新书《媒介即是按摩》（with Fiore，1967）。他在《逆风》（with Parker，1969，p.23）中又幽了一默，说“媒介即是混乱时代（mess-age）”。在《把握今天：自动出局的行政主管》（with Nevitt，1972），他又把mess-age改写成“大众时代”（mass-age）。

他差不多用message玩尽了各种可能的拆字游戏和变字游戏（当然不是全部，依我看还有一些有趣的线索，比如“the medium is the me sage［媒介是自我圣人］”“the medium is the ma sage［媒介是妈妈圣人］”）。“message”玩得差不多以后，他又开始玩“medium”。过去，批评家说他玩弄“message”是骄狂，是“不谦虚”。但是接下来，批评家对他的谴责又不戳自破，因为他又拿自己这句名言开刀，说可以把它改写成另外一些的戏言：“沉闷即讯息”（the tedium is the message），“沉闷是大众时代”（the tedium is the mass age）。这是他1978年3月乘车时对我说的话。当时，我们正在驱车到新泽西州的费尔莱·迪金森大学去参加由我主持的“媒介定律研讨会”。十年之后，伦敦《星期日时报》（The Sunday Times）
记者约翰·莫蒂默（John Mortimer）在评论《麦克卢汉书简》时，就用了这个标题“沉闷即是讯息”（“Tedium is the message”）。他没有说明，这是从麦克卢汉学来的，还是他自己的幽默。不过，可以肯定地说，麦克卢汉绝对不止和我交谈时玩弄过这句话。

本章比较详细地考察“媒介即讯息”这一命题及其变体。看看它们对我们理解媒介有何意义，包括总体上的意义和在我们这个数字时代的特殊意义。麦克卢汉认为，内容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我们的探讨首先从这里开始。

第一节 作为内容的媒介：屏幕上的文字

麦克卢汉试图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内容引向媒介。他关注的是，内容夺走我们的注意力，损害我们对媒介的理解，甚至损害我们对媒介的感知，损害我们对媒介周围一切的感知。在这一点上，内容很像是阳光。阳光使人目眩，使人看不见天上的星球，甚至在阴天也看不见。我们看得见的星球只有太阳，这是例外。麦克卢汉有一句人们广泛征引的话：“媒介的‘内容’好比是滋味鲜美的一块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分散思想看门狗的注意力”（1964，p.32）。我们经常思考和谈起我们在书报杂志里读到的东西，在广播中听到的东西，在电视上看见的东西，但很少去思考，也很少说，我们在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如此等等。

如果考虑孩子的情况，就会出现意味深长的例外。儿童选择的媒介，我们是很容易监控的。但也有一些例外。网络之类的新媒介在我们的生活中还不是很普遍。我们尚且无法评论它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因此，我们很可能会注意到，我们的孩子是在看电视，而不是在做作业。我们还可能注意到，我们上网的时间比过去多了还是少了。但这是特殊情况，这个时候，媒介在我们的注意力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通常的情况下，我们是不给它们这种位置的。事实上，我们可以如此解释麦克卢汉早期何以成功。20世纪60年代初，当他出版《谷登堡星汉》和《理解媒介》时，大家对电视这个比较新的媒介还有非常强烈的兴趣。关于媒体首次在社会出现时如何吸引了大众的兴趣，请参见我1977年的文章《玩具、镜子和艺术》。

但在一般情况下，当媒介被内容遮蔽时，媒介的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麦克卢汉在说了“思想看门狗”之后，立即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但这两句话，人们引用很少：“媒介‘内容’的影响之所以非常强烈，恰恰是另一种媒介变成了它的‘内容’。一部电影的内容是一本小说……”（1964，p.32，pp.23-24）s。换言之，任何媒介的内容宛若“滋味鲜美的肉”，它支配我们的感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感觉不到眼前这种媒介的深层冲击力。这种冲击力，正是此前的一种媒介，已经被驯化的、看不见的一种媒介，就像是已经被驯化了的狗，规规矩矩地躺在眼前的地毯上。内容并非不重要，它也许还是审视媒介及其影响的最好的办法。这个比方唯一的不足是：这个内容必须比我们现在通用的媒介早一点产生。

小说是电影的内容，电影和连续剧是电视的内容。那么，什么媒介是网络的内容呢？

答案实际上是这样的：网络的内容不是一种媒介，而是许多媒介。因为网络把文字作为内容时，文字有许多形式，从情书到报纸；还有电话、广播（网络上的“实时音频”）和具有伴声的动画，我们可以把这种动画当作一种电视形态。然而，所有这些形式都有一个的共同要素，那就是文字。一切现在和过去与电脑有关系的东西，都和文字有关系。而且还要继续维持与文字的关系。如果要等到没有关系的那一天，那就是口语代替文字作为指令的那一天。因此可以说，互联网媒介的一部分“讯息”，是一切走在它前面的媒介，至少是此前的大部分媒介，文字是无处不在的，它总是在掌舵。

比尔克兹（Sven Birkerts）和波斯曼这样的网络时代批评家指出，电脑改变了读写的性质。此说不错。毫无疑问，纸面上的活动，书报中的活动转移到屏幕上去进行时，是大不一样的。旧媒介作为新媒介的内容，就成为看得见的、明明白白的东西。麦克卢汉这个观点说明，文字到互联网上“出游”时，它和原来的文字有所不同。差别之一就是，它更加容易解释清楚。自从欧洲人开始用印刷机以来，文字从隐逸的状态中走了出来。毫无疑问，它完全走出来，走到光天化日之下，是一件好事——这对书面文化及其价值观没有一丝一毫的害处。比尔克兹等人也是这样说的。

再者，文字等媒介作为内容上网之后，它们被推进到更加显赫的位置。这就产生了一种深刻而民主的结果。这和我们读书报杂志的经验不一样。过去的阅读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单向的阅读活动，他们都不写。网上的经验却是双行道，读者可以做出贡献，他们在网上浏览时，可以发电子邮件，参加讨论，进行批注评点。网上许多页码的动态形象，正在日益增加，有些还有伴声。网页的设计者实际上成了电视制片人。结果，动画制作者人数猛增，分散到许多领域。他们可以用个人电脑给公共屏幕输送的形象，不知凡几，远远超过成本更高的影视制片厂制作的形象。不错，和影视比较，网上形象像卡通，是粗线条，但是它们是整个世界的产物，是越来越多的人的表达方式。在20世纪最后的25年中，自从个人电脑问世以来，文字成为公众越来越容易利用的东西了。

事实上，少量的讯息流向许多被动使用者的运行轨迹，被互联网及其分支颠倒过来了。印刷机以来的一切技术媒介，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少量的讯息向多数人流动。只有电报和电话是例外，它们的内容是使用者自己提供的：电报是自己写的，电话是自己说的。

我们还可以说，不仅过去的一切媒介是互联网的内容，而且使用互联网的人也是其内容。因为上网的人和其他媒介消费者不一样，无论他们在网上做什么，他们都是在创造内容。

换言之，上网的人是互联网的内容。这就是麦克卢汉打比方说的，媒介即讯息，使用者是媒介的内容。使用者是一切媒介的内容。

第二节 互联网用户成为其内容

70年代后期，麦克卢汉经常对我说：“使用者是内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眼睛看着你！”这只所谓“眼睛”是该公司的徽标，是它网络屏幕上不断运行的电子徽标。他在1978年给《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
撰写的一篇文章里进一步说：“你打电话或者播音时……你这个发送信息的人也被发送出去了……无形无象的使用者（disembodied user）被送到了电力信息接收者的跟前。”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特征。以上的描绘里有两种非常明显却纠缠不清的关系，上文最后那句话也是这样的关系。打电话的时候，或在广播电视上说话的时候，说话人为他使用的那种媒介创造了内容，同时他本人也以无形的形式成为这个媒介的内容——打电话时只有声音，没有面孔或躯体；在电视上虽有面孔和躯壳，但没有血肉之躯。在网上写东西时，这个过程更加精简，使用者成为自己创造的文本线条的内容，我想至少以上几点是清楚的。不过，麦克卢汉为什么说，电视上无血肉之躯的形象也是电视的“使用者”呢？他说我们看电视，电视也看我们，或者倒过来说，电视看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呢？

使用者和内容的等式，至少可以追溯到理查兹

[1]

的文学批评理论（Richards，1929）。他说，文本的内容不是存在于作者的意图之中，而是存在于读者合理（而不是异常的）的解释之中（某人说某本小说好，那仅仅是因为故事发生在伦敦，而伦敦是他去年坠入情网的地方。这就是异常的解释）。麦克卢汉认真思考理查兹的文论，迈出了非常合理的几步，从使用者解释文本走向使用者决定文本，再走向使用者就是文本。

不过请注意，麦克卢汉所举的使用者用作内容的例子——电话和电视（也提到广播），全都是电子媒介。当然，电话提供一种特殊的情况，因为它原本是互动的，就像网上的互动一样。但是，麦克卢汉为什么要专门突出电话和电视，说使用者是被“发送”出去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到电子传播即时完成的性质中去寻找，只能到它对感知者的冲击中去寻找。书籍和报纸把世界带给我们，显然是在事后。相反，电视把我们带向世界，带向事发的现场。诚然，奥运会可以被带进我们的客厅，报纸和电视都可以把这些赛事带进客厅。但是，电视把奥运会、政治辩论或其他正在进行的事情带进客厅的时候，它同时还把我们带到现场，去目睹事情的展开过程。与此相对，老掉牙的纸媒印刷品，倘若它真能我们带到事情中去的话，那也只能在事情完毕之后——只能等到大家离开现场回家以后才能办得到（麦克卢汉进一步区别电视和广播，说电视的参与效果远远超过广播，但那是为了说明其他问题；详见本书第八章和第九章）。

由此可见，麦克卢汉关于使用者作为媒介内容的观念，容许我们建立一个至少三层的等级系统。（1）人用作（决定）一切媒介的内容，因为人不可避免地要对以前发生的事情做出解释（这可以被认为是与康德

[2]

观点对等的观点，康德认为，人的知识总是人对外部世界进行认知安排的结果）；（2）人这个感知者“通过”广播电视之类的单向的电子媒介，并且变为其中的内容；（3）人这个对话者为电话之类的老式互动媒介创造出一切内容，为互联网创造出许多内容。再者，自互联网问世以来，当它没有用人类会话的方式传输信息时（通常是以书面的方式，如今有时用口语的方式），它就用电视的传统方式推出形象，用印刷的传统形式推出文字。互联网可以被认为是过去由人决定内容的一切媒介的总汇——互联网涵盖上述等级系统的所有层面。

我常常批评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比如我的博士论文《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理论》）。换言之，他的倾向是给人分配一个受技术“影响”的角色，而不是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比如他把人看成是技术的“生殖器官”，这是萨缪尔·勃特勒

[3]

诗歌的现代诠释：鸡是鸡蛋生鸡蛋的一种方式。20世纪里捡起勃特勒诗歌的还有理查德·道金斯

[4]

，他认为有机体是基因生产更多基因的方式。麦克卢汉说人被“发送”出去的时候，这句话里隐藏着人在技术世界里处于次要地位的意思。然而，隐藏在麦克卢汉图式之中、后来在互联网上充分表现出来的，还有另一面：人是积极驾驭媒介的主人。人不是在媒介中被发送出去，而是在发号施令，在创造媒介的内容。对别人已经创造出的内容，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我的媒介演化理论可以叫作一种“人性化趋势”的理论（Levinson，1979a，1997b）。根据这个理论，演化过程中的媒介选择，越来越支持“前技术”（pre-technology）的人类传播模式，形式上和功能上都是如此。因此，我这个理论，与麦克卢汉媒介观中充满活力和人性的成分，是非常契合的。

人在互联网上的选择越来越多：书写、搜索、观看、说话。这就把本章探讨的麦克卢汉的关于内容的两个互补的观念结合起来。一方面，人这个互联网用户选择一种优先上网的媒介时，他就成了这种媒介的内容。不过有时候很难对我们挑选的媒介进行归类。假如我在网上读报，究竟报纸是内容，还是网上故事的语词是内容呢，抑或这些语词表现的思想是内容呢？抑或它们全都是内容呢？

我的答案是，不仅旧媒介成为新媒介的内容，而且在此过程中，旧媒介又把作为它们内容的其他旧媒介保存起来，接下来，这样的旧媒介又把比它们更老的媒介作为内容保存起来，如此等等，层层回溯……直至最古老的媒介。

[1]
理查兹（I.A.Richards，1893—1979），英国文学评论家和诗人，新批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意义的意义》《实用批评》《美学原理》《科学与诗》等。

[2]
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创始人，主张自在之物不可知，人类知识有限，提出星云假说，著有《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等。

[3]
萨缪尔·勃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英国小说家，辛辣讽刺资产阶级的道德、宗教、家庭制度、非理性思潮和机械主义，著有《乌有乡》《重游乌有乡》《众生之路》等。

[4]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1941— ），英国进化生物学家，提出文化基因说，仿照生物基因创造“模因”（meme）一词，将其用于人的思想和文化研究，著有《自私的基因》《延伸的表现型》《盲眼钟表匠》《伊甸园之河》《攀登难以逾越的山峰》《解析彩虹》《上帝之错觉》等。

第三节 媒介里的媒介里的媒介……言语媒介的第一性，以及摄影术的例外

倘若回到人类最古老、迄今为止最有效的传播方式——言语，并且问其内容是什么，也许我们会说是思维、思想、情感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我们探索这些“媒介”——即思维的媒介——的内容，我们就遇到真实的外部世界的内容（包括人体及其状态），也就是客体、参照和原型。这些东西是传播及其表现形态所要体现的一切。换句话说，在传播的发轫期，在言语和思想的关系中，我们遇到了媒介和内容明显的区别。在这里，内容——比如我们在窗外看到的一块石头，它本身不能被认为是媒介，因为它内部没有我们可以认为是内容的东西。（当然，石头由分子构成，分子又由原子构成，但这是物质成分，而不是传播。在图谱的另一端，外部世界可以包含一架收音机，收音机可以成为我们思维的内容。不过，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外部世界的某一个成分凑巧成了一种媒介。它不会和一般原理相左。我们所说的一般原理是：思想的内容是中介物较少或无中介物的〔media-less or im-mediate〕）。

我们回顾传播史的过程中发现，每一种新媒介都把一种旧媒介作为自己的内容（麦克卢汉就持这样的观点）。因此，作为最古老的媒介的言语，几乎存在于一切新媒介中（Levinson，1981）拼音字母是语音的视觉表达。印刷机大批量生产拼音字母，其形态是书籍、报纸和杂志。电报发送的是电子编码的文字。电话、唱机和收音机显然传递的是言语。“无声的”动态摄影（“silent” motion photography）（常有音乐伴奏），配有文字（沿着漫画书的路子，亦见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问世的“弹出式”视频上）。到了20世纪20年代，无声片开始说话。电影成为电视的内容（带有广播的成分，包括连续剧、新闻和网络结构）。上述一切东西正在迅速成为互联网的内容。互联网是一切媒介的媒介。口语永远和我们形影相伴，不仅因为它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直接使用的传播形式，而且是因为它存在于一切后继的、流行的媒介中，成为它们的内容——只有一个例外。

这个唯一的例外就是静物摄影（still photography），它不把言语作为自己的内容，而是把外部世界作为其内容，换言之，把言语和思维表现的东西作为内容。有一句老生常谈的大实话：一幅照片抵得上万语千言。它确认了画面的优势：摄影的价值之所以超过词语，那是因为它以独特的方式发挥词语的作用，不用词语，胜过词语。景物摄影带有非言语图像传播的特征，这种特征可以追溯到阿尔塔米拉、拉斯考克和萧韦的洞穴画，穿越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东亚地区仍在使用的会意文字。（动态摄影不发挥词语的作用，因为其内容通常不是客观世界，而是一段叙事，正如麦克卢汉指出的，其内容是小说。）

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就连模拟式照片与主体的联系也是直接的，而不是象征的。照片上的形象来自光线，从外部世界反射回来的光线。因此，它是复制，而不是描写——自从问世以来，它差不多始终位于言语的框架之内。一帧照片抵得上千言万语，然而一旦印在纸上，它几乎总是要用文字说明的。

这些处在符号文字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的图像孤岛，正在以数码方式重新构造轮廓：照片一旦转化成数码形态，它就规规矩矩地听任操纵，与它表征的现实脱离，就像出现在同样的屏幕上的文字一样。在这一点上，互联网把照片吸收为新成员——把过去模拟式照片作为它的内容。这件事情至少和互联网推动文字传播一样意义深远。

对麦克卢汉预料到的数码来说，这是一场胜利，虽然他没有把它称为数码。他所看见的是他所谓“声觉空间”和视觉空间之间的张力。声觉空间带有含蓄隐蔽的可能性。视觉空间带有固定的视点，它既精确又受限。以文字描写草地可以拓展空间（即更加广阔的声觉空间），比固定视点的照片包含的空间更加广阔。

我们将要看到，麦克卢汉的一些范畴，如果换一换例子，可能会有更强的说服力。本书经常会提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用有别于他的例子，也可以把一个范畴或领域的例子换到其他的范畴或领域。这是期待中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本书的基本主题是：数字时代既可以用麦克卢汉来解释，也可以使麦克卢汉的思想更加凸显出来。换句话说，在数字时代的重新构形之下，麦克卢汉的意思显得更加清楚了。因此，麦克卢汉（McLuhan，1962）把字母表作为视觉空间（而不是声觉空间）的主要设计师，他认为字母表是视觉的东西。他认为，字母表和口语词展开竞争，并且从口语词吸取力量。我的切入点与他不同：既然字母表根本不像它描写的任何东西、任何事情，根本就不像世界的内容，所以它实际上是声觉的东西。我在《软利器》里说，字母表是第一个数字媒介——也可能不是第一个数字媒介，如果我们愿意把DNA当作一种媒介的话：因为DNA和它指令蛋白质变成的生命物质的生物结构和生物实体，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在声觉（数字）表征和视觉表征这两种形态之中，前者更加有力，涵盖面更加广阔。凭借电子革命，声觉空间正在战胜文字传播和视觉传播。这一点麦克卢汉看得很清楚。一个世界正在诞生，它正在从前文字时代中再现出来。麦克卢汉把这个世界叫作声觉空间。

我们在下一章里将要看到，声觉空间既是文字的东西，也是前文字的东西。用今天的话来说，它就叫赛博空间。

“声觉空间”

第四章 赛博空间的字母歌

马尔尚在《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Marchand，1989，p.123）中指出，麦克卢汉首次解说声觉空间，是在1954年。卡尔·威廉斯（Carl Williams）在麦克卢汉和卡彭特主持的研究班上宣读的论文中，使用了这个术语。但是马尔尚说，威廉斯的文章通篇打上了麦克卢汉的印记，言外之意是，首先使用这个术语的不是威廉斯，而是麦克卢汉。戈登（Gordon，1997）在《轻松理解麦克卢汉：传记与入门》（Marshall McLuhan：Escape Into Understanding：A Biography）
中说，威廉斯文章中传达的思想是多伦多大学心理学教授波特（E.A.Bott）首先提出来的。不管怎么说，这篇文章次年发表在卡彭特和麦克卢汉编辑的《探索》（Explorations）
上，1960年又收入文集《传播学探索》（Explorations in Communication）。
这本书仍然是麦克卢汉主要洞见最有力的表现之一。

威廉斯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我们认为正常的或曰自然的视觉空间，其实是技术性的人工制造物——用拼音字母阅读和写作所产生的视觉空间导致的感知习惯。用麦克卢汉在去世后才出版的两本书里的话说：“发明了无意义抽象的辅音之后，视觉从其他感官中分离出来，视觉空间就开始形成了。视觉空间是拼音字母的一致、连续和分割等特征的副产品，拼音字母是腓尼基人发明、希腊人推广的。”（Laws of Media：The New Science，
p.13；《地球村》［ The Global Village］，
p.35）由此可见，麦克卢汉与同人卡彭特、鲍尔斯和威廉斯合作也好，与儿子埃里克合作也好，自己独立写书也好，观点始终如一。他认为，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形状和外部视觉世界的组织，实际上是技术透镜产生的结果。2500年来的西方历史中，许多人通过这样的棱镜看问题，养成了这个看世界的倾向。具体地说，西方人就是通过线性、连接的拼音字母棱镜来看问题的。用上一章的语言，我们就可以说，视觉空间是人造媒介的内容。还可以用帕特里克·希伦《空间感知与科学哲学》（P.Heelen，Space-Perception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83）的话来说。希伦的话与我们的常识不谋而合，得心应手地阐明了同样的道理。他指出，我们常识里的欧几里得空间感知——我们觉得的时空直觉实际上是经过“雕琢”的技术世界的产物，是我们的祖先离开洞穴后在盖房子的过程中形成的感觉，后来也成了我们的感觉（希伦的书没有提到卡彭特和麦克卢汉的名字）。

康德认为，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是我们感知/认知结构（康德所谓“范畴”）的产物，就像外部世界的东西一样。他认为，色盲与全色视觉的人看世界的方式迥然不同，但后者在外部世界的某些方面，同样可能是“色盲”的。这样，我们就能看出，麦克卢汉和希伦的立场有可取的优点。但是，他们的哪一种立场最接近真理呢？我们能够从正确的角度看问题是什么原因呢？是康德所谓先天固有看世界的方式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基因提供的倾向去看世界吗？这和色盲看世界用先天决定的方式是一样的吗？这也是我们要用线条和角度来“雕琢”世界的方式吗——是某种先天欧几里得倾向的反射吗？反之，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情况，形态跟随实际功能呢？就是说，线条和角度比较容易构造，而比较软性和模糊的非欧几里得形态就不那么容易构造呢？是不是像麦克卢汉暗示的那样，字母表推动欧几里得观念的形成呢？或者刚好相反，是欧几里得观念推动了字母表的产生呢？就是说，字母表极其成功是矩形世界（rectangled world）的结果，而不是矩形世界的原因呢？

会不会是另一种情况呢？也许字母表奔向的是另一个方向，即非欧几里得的方向吧？

麦克卢汉的“声觉”观念使他在视觉空间，以及视觉空间与字母表关系上的立场非常清楚：声觉空间走在字母表的前面。这是一个用前文字的眼光看待的世界，一个没有边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信息不是从固定的位置冒出来的，而是任何地方和所有地方都可以冒出来的。这是一个音乐、神话的世界和全身心浸染其间的世界。因此，根据麦克卢汉的观点，字母表以后向我们走来的声觉世界，其形态多半是像电视的形态。电视的形态也是音乐、神话的世界和全身心浸染其间的世界。电视的世界不像书籍和报纸的世界，后者缺乏透视的观点，缺乏与主体的距离。

然而，赛博空间又怎么样呢？赛博空间既是字母表的世界，又是电视之后的世界。它正在把电视世界纳入自己的世界。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把麦克卢汉头手倒立起来。我们主张，他所谓声觉空间如今主要见诸赛博空间那种网络的、字母表似的环境之中。

第一节 声觉世界，在线下听到的世界

我认为，赛博空间就是声觉空间。就是说，网上的字母表就和黑暗中的音乐一样，也像纸上的印刷文本一样。在评价我这个主张时，我们需要考虑以下两个问题：（1）字母表以前的声觉空间的性质；（2）字母表走上网络之前的性质。在这一节里，我们看的是第一点，字母表以前的声觉空间。

声觉空间的特征来自于听觉的属性，听觉与视觉、味觉、触觉等感知世界的方式相对。这一点并不奇怪。比如，视觉和触觉一样，与被感知的物体是直接接触的。这种“寄生虫式”的感知方式（参见坎贝尔：《进化知识论》［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
，通常是真实的——我们很难产生触觉的幻觉，但是这种方式可能会有危险，因为我们和变形虫都可能因为接触而中毒死亡。在感官连续体的另一端是视觉，它给我们提供了距离和疏离的安全。但是，它上面贴着一个容易看错的价格标签。一个原因是，我们可能只注意环境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其他方面。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看东西时比触摸东西时更加容易出错（常见的视觉幻象是最极端的例子）。按照这样的路子来分析，听觉是愉快的媒介，因为它给我们视觉的距离和安全，同时又不会失去多少背景的东西和它沉浸其间的东西。

我们的语言准确地指出各种感知的差别。我们可以说看见，也可以说视而不见，可以说听见，也可以说听而不闻，但是，我们只能够说摸到、尝到或闻到——绝对不可能说“触而不摸”“品尝而不知其味”。按照这个标准，视觉和听觉位于分水岭的一边，它们需要中介物。这个中介物就是“at”或“to”之类的介词，它介于感知人和物体之间。触觉、味觉和嗅觉不允许这样的中介——触摸者和被触摸的物体之间没有中介物。不过，触觉、味觉和嗅觉也有区别。视觉似乎喜欢距离。所谓看或看见什么东西，本质上就是绘制外在之物与我们关系的地图。与此相反，听觉好像常常是一种无中介物的触觉。我们在声音的汪洋大海里面游泳。声音从四面八方传向我们，无论我们的耳朵是否集中在声音传来的方向。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声音的距离（同样，我们可以推断气味的源头，在这一点上，嗅觉更像是视觉和听觉，它不像触觉和味觉）。虽然如此，在距离同等的条件下，我们更加直接的感觉是声音的大小。对轻微声音距离的判断是进入听觉范围的第二位的判断。

声音的一个相关特征，使它有别于视觉、触觉、味觉和嗅觉的客体。这个特征是：声音似乎在所有场合都和我们贴得很紧，一切环境中发出来的声音都传到我们身上。每天晚上，这个世界是黑咕隆咚的（视力的确是给切断了），但是夜晚从来都不曾真正安静过。我们可以闭上眼睛（这是以另一种方式切断视觉），但是我们不可能关闭耳朵。触觉和味觉的表现比视觉更加具体明确：我们只能够用触觉和味觉感觉到与皮肤和舌头接触的东西。没有直接的接触，触觉和味觉就用不上。（清风拂面，衣服摩擦皮肤，这也许是皮肤历史最悠久的两种经验。然而即使这样的经验也是由环境定下的调子，而且它们是有始有终的。和一个个声音那种连续不断的小夜曲相比，触觉和味觉是更加具体明确的。）嗅觉比触觉和味觉更弥散，但是它在感官系统中的作用小得可怜，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根本觉察不出耐人寻味的芬芳和气味。

所以，我们侦探世界，靠的是视觉和听觉（依靠嗅觉的程度要低得多）。我们接触世界，靠的是触觉和味觉。作为侦探，视觉和听觉给我们的报告，是我们尚未与外界接触时的报告。但是，视觉和听觉这两个侦探的路子大不相同。视觉提供的是准确、详细的现场报告，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是视觉需要优先投射的。相反，听觉使我们24小时与世界保持接触，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把耳朵用于了解这个世界。因此，一般地说，从窗户洒进来的一缕阳光不足以把我们从沉睡中唤醒。反之，只有无情的闹钟才能把我们唤醒。警铃发出的信号，针对着我们永不休息的那一部分感官系统。倘若不是有听觉，我们这个物种也许过不了几个夜晚就消亡了。人类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得感谢这个监听系统，这个任劳任怨的偷听者，它随时准备给我们传递信息。

这个话题自然把我们引向字母表的演化，字母表成了始终如一的模拟式表达手段。

第二节 手写稿、印刷品、赛博空间

在起源之后，字母表作为孤苦伶仃的媒介，曾有过一段十分艰难的日子。它写成的东西常常只能够一次受到一个人光顾，也只能靠一个人一页一页地用手抄写。就连史前的图画、象形文字和圣书文字都比字母表强。前者可以让人们一群一群地围观，无论这些人群的规模多么小。因此，在同步性——同时在不止一个地方出现的重要的意义上，字母表实际上是迈一步退半步。当然，这本在意料之中。因为生物物种的进化也好，技术特征的演化也好，总是意味着交易和放弃，不可能总是清晰可见的、百分之百的跳跃前进，其改进只能是总体上能最终达到，但不可能是完满的（Levinson，1979b、1988b、1997b）。人的智能总体上是一个例外——他比进化过程中的一切先行者占有完全的优势。但是，就利大于弊而言，个别的技术更可能是一种改良。

但是，字母表的隔离倾向（segregating tendencies）在一定程度上被印刷机颠倒过来了。斯特拉达尼斯

[1]

的一幅蚀刻画，描绘一间早期印刷厂的繁忙景象。画上的题词捕捉住了印刷厂的声觉冲击：“正如声音能被许多耳朵听到一样，一篇文稿可以用掉千百张纸。”（转引自Joseph Agassi，The Continuing Revolution，
p.26）出版业日益增长的效益，可以给一个以上的人提供一个以上的副本——它的对象是公众，而不是一个个分离的个体。出版发行量庞大的报纸和畅销书，其效益更加显著，报摊、书店和图书馆里都可以找到报纸和畅销书。

另一方面，通过印刷术进行传播从来就不像“许多耳朵听到的”声音那样容易，也不像广播电视传递声音和相貌那样影响深远。而且，大多数书籍从来就不是畅销书。就是说，它们在大多数地方都找不到，肯定在书店里看不到。因此，虽然可以指责麦克卢汉把大量生产的文本和手抄稿一视同仁，都当成是字母—视觉文化，虽然他忽略了初露端倪的印刷术的电子—声觉属性，但他这个错误肯定是不严重的。

当然，电视的声觉属性是这样的：同样的图像可以在一国之内的任何屏幕上看到——而且自从CNN问世以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麦克卢汉曾经为此喝彩。广播也有这种象征性的声觉效果，而且确实是具有声觉的属性。字母表出现在屏幕上时，和互联网相连的屏幕，就可以轻松、高效地在全球范围内显示同样的词语（比如一个网页），比国际有线电视屏幕显示新闻更加容易，更加高效。一旦如此，字母表既变成了内容，又变成了声觉空间的相邻渠道。这个声觉空间比印刷术更使人感到亲切，而且能够更迅速地传到远方。

我们在上一章已经看到，媒介的内容——或者上述声觉空间之类的环境的内容——并非不重要。事实上，内容是一种内在的媒介（intra-medium），也可以叫作环境中的环境；声觉空间的功能是协助我们界定总体上使用媒介的规制。因此麦克卢汉说，我们在上述讨论中已经考察了至少四种很不相同的声觉空间：无中介的听觉空间、广播空间、电视空间和赛博空间（hearing，radio，television，and cyberspace）（也许印刷术也构成一种不完全的声觉空间，在这一点上，我与麦克卢汉的观点相左）。每一种声觉空间在声觉这个主题上都各有不同。

实际上，声觉空间转换成赛博空间这个版本后，它在一些主要的方面和那些旧媒介分道扬镳了。

[1]
斯特拉达尼斯（Johannes Stradanus，1523－1605），即斯特雷特（Jan van der Straet），意大利画家、瓦萨里的学生和助手。

第三节 声觉世界，在网上看到的世界

字母表并非互联网上唯一的媒介，但是一切网上媒介都具有字母表最初且至今仍然有效的一个特征：它方便使用者实现自己的意志。差不多除幼儿之外的任何人，只要他手握芦苇管、鹅毛管或墨水笔，就可以在一张白纸上写满他想写的字母。绘画和象形文字的情况相反，要有特殊才能或特殊训练，才能画好写好。同样，任何人面对空白的网上屏幕时，他对上面出现的东西都拥有强大的驾驭能力。

我们在下面的情况中，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种驾驭能力。人在网上听“在线音频播放”（“RealAudio”）时，他的控制能力比在网下听广播时的控制力大得多。一旦存入网上的“在线音频播放”档案，广播节目任何时候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会成为囊中之物，只要有一台电脑和一个调制解调器，他就可以听。和传统的电台广播不一样，地区性广播只能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距离内才能收到（除非录下来，但是录音又需要另一种技术，而且只能保存少量的节目，比网上的节目少得多）。因此，网下的声觉空间在网上经过了“字母表式”的转换。网上收听时，它的同步性有所下降（声觉属性减少），但是收听人的控制力却有所放大（一种独特的声觉属性有所增加）。但是，原来的广播节目已经上网但是尚未存档的时候，它们拥有和经典的、网下广播相同的同步性，因此“在线音频播放”表示，声觉空间确实有所增大，有了货真价实的增长。

作为赛博空间的主控媒介（governing medium）的字母表，给网络注入了它自己大多数的固有属性，使用者得到增强的控制力就是其一。字母表还有其他属性，比如人们常常注意到，和说话比较而言，写字具有非互动性（non-interactivity）。但是，字母表的其他属性留给了纸上的字母。实际上，这些留下的属性并非字母表或书写必须具有的属性，而是纸要求的属性，是字母表过去的物质伙伴要求的属性。换句话说，字母表在它创造的网上声觉空间中，找到了它最纯净、最典型的表现形式。

实际上，网上的字母传播拥有轻而易举的互动性。网民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立即互相同步聊天，也可以昼夜任何时候参加非同步性的讨论（二者的区别参见Levinson，1995b）。这种网上的互动再现和放大了一种基本的声觉动态属性。自从无中介的听觉活动（non-mediated hearing）问世以来，在除了电话之外的一切媒介里，这种动态属性都已经荡然无存了（参见本书第十五章，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再现和提升的概念）。斯特拉达尼斯那幅印刷厂的画里，眼睛变成了耳朵，但是印出来的书是没有嘴巴的：我们看书时，书给我们的回答总是千篇一律的，它们不会说话，就是说，答案总是印好了的——这和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斐多篇》里悲叹读手稿的情况是一样的。同样，给单向的广播电视提问题，肯定是对聋子说话（除非广播电视的节目是有问答热线的节目）。由此可见，广播、电视和印刷机的产品是“封闭的”声觉空间（读者来信是一个小小的例外）。倘若把开放和互动当成声觉空间的界定之一，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广播、电视和印刷的空间根本就不是声觉空间。与此相反，网上交流至少接近于面对面交谈的开放性。

当然，网上字母表传播的一个重要成分肯定是视觉：我们通过眼睛吸收信息。自然这就包含一层意思：大多数时候，我们不能够分散注意力。我们参与赛博空间的活动时，不能闭着眼睛，也不能开车，不能早上端着橙汁和面包到处游走。但是，我们听收音机时，的确可以一心二用（收音机信号的优势超过其他媒介），甚至看电视也可以一心二用（开车时例外）。实际上，电视对我们的要求很低。我们在打瞌睡、做爱的时候，都可以接收到其中的许多信息。这是电视的长处之一，我在20年前就指出了这一点（Levinson，1980；McGrath，1997），并非一切信息参与都要求我们全神贯注。作为生物体，人需要相当多的时间休息（睡觉是最明显的例子，但是睡眠和全醒之间还有许多过渡阶段）。在这些过渡阶段中伴随我们的媒介，也自有其意义。我们似乎觉得，这种或擒或纵的（take-it-or-leave-it）属性是声觉的属性。但是，更准确地说，它是广播电视的固有属性，而不是面对面说话的固有属性。面对面谈话要求双方付出最低限度的注意力。

展望未来，我们可以想象少用或不用字母表的赛博空间——部分或全部由言语组成的传播系统。毫无疑问，这样一个系统与现有的用字母传播的赛博空间相比，是更加典型的声觉空间，或者说是更多层次上的赛博空间。展望这个赛博空间的同时，自然会提出字母表地位的问题：它现在和过去是否仅仅是更加方便的传播方式呢？在一个缺少高效媒介的世界上，字母表是否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好的传播方式呢？

第四节 无字母表的赛博空间？

麦克卢汉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也必然有强烈的未来感。他认为，当前的媒介再现过去的传播系统，如同地球村再现过去的传播系统那样，电视再现声觉空间。他要我们和他一道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未来的媒介会用什么方式来再现当前的媒介？

但是，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并没有提出什么深层的理论。他并未解释媒介的总体演化史，既没有说明他描绘的机制向着什么目标前进，也没有说明什么深层的力量在统管着这样的运作。因此，他没有告诉我们，如果字母表将要完全过时的话，它总有一天会被再次启用的——对于字母表的命运，他几乎什么话也没有说。同样，我们也没有多少能够说得准确的东西，只能够对赛博空间的未来做一些猜想而已，而且要借重麦克卢汉的思想。我们最多只能从过去的媒体拼盘中挑选一些未来会有的成分。

二十年来，从我1979年的博士论文《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理论》（“Human Replay：A Theory of the Evolution of Media”）开始，我致力于提出一个一般原理，以求应对预测未来这一困难任务。其核心是：媒介以达尔文进化论的方式演进，人创造媒介（显然如此），而且选择媒介（用达尔文的话来说，就是选择环境）。我们的选择有两条标准：（1）我们想要凭借媒介来拓展传播，以求超越耳闻目睹的生物学局限（这一点只重申了麦克卢汉媒介超越时空的“延伸论”。这是他创造性地采用和发展伊尼斯的思想而提出的观点，见Mcluhan，1964；Innis 1950，1951）；（2）人类在早期的延伸中，可能已经失去了某些生物学传播成分，我们想要重获这些昔日的传播成分。换句话说，我们渴望回到我们昔日自然传播的故乡，虽然我们在延伸的过程中超越了这个故乡。

上述第二条标准虽然包括了麦克卢汉再现昔日媒介的观点，但是它有很大的超越性，因为它具体说明了可能会再现什么媒介。电话取代电报——那是由于受到了进化的压力，我们想要用电话这个双向传播系统再现失去的声音成分。在一切传播的战线上，彩色取代了黑白——除了有意识的艺术表现之外——因为在用技术复制自然的过程中，我们渴望能看见自然的色彩。同样，有声片取代了无声片。但是广播并没有被电视消灭，因为只听不看这种偷听功能，是自然（前技术）传播环境中意义重大一个组成部分。广播完美地完成了这个功能。在一切情况下，那些站稳脚跟、繁盛如昔的媒介，必然有这样一个原因：它们复制、对应、调适、再现了无中介的、生物学传播中的某些重要的方面或方式。

按照我这个“人性化趋势”的媒介进化理论，拼音字母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显然，在前技术的、无衣可穿的人的世界里，是没有字母表的。倘若有的话，我们就用不着把发蒙的前几年拿来学习认字写字了。

与此相对，说话用不着上学。当然，有大人教说话可以说得更好。但是，正如乔姆斯基

[1]

半个世纪之前的结论所显示的一样，儿童学说话，仅仅是在听的过程中无拘无束地学会的，而不是按照特定的计划学会的。更准确地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已经安装好了说话的程序，这程序在恰当的环境中是很容易启动的。这个环境就是听人们说话。因此，说话是人的本质，就像眼睛的视力和耳朵的听力是人的本质一样。

然而，说话涉及一个视觉和听觉并不需要的独特的人的功能。用耳闻目睹的方式去感知世界时，我们容易按照世界向我们展示的意义去感知世界。我们耳闻目睹时，世界向我们展示的方式，和向一切生物展示的方式，是一样的——意义既有区别又有交错。与此相反，说话的时候，我们往往用非世界本来面目的方式去表现世界。我们可以说物质上不存在的东西，也确实在这样做。所谓不存在的东西，有地区、未来或正义之类的抽象概括。这些东西我们说起来容易，耳闻目睹却困难。事实上，没有言语，我们就不太可能耳闻目睹超越身边世界的东西，最多只能感觉到眼睛和耳朵里偶尔不招自来的、再现的意象和旋律。康德无疑是对的。他认为，我们的视觉和听觉塑造了周围的物质世界。因此，外界展示给我们的世界，是我们的感官展示给我们的世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感官还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这个世界。但是，这个塑造的过程本身并不赋予我们对过去和未来的感觉，也不给我们抽象的概念。

言语的概括属性给不存在的东西、非世界本来面目的东西赋予意义。这是一种抽象。抽象是语言的最根本的属性，是我们人之为人的最根本的属性。没有抽象的能力，我们真难以想象语言和人性这两个东西。失去抽象意义的言语，存在于呼天抢地、欢呼雀跃之中——这些呼号的确告诉我们眼前大致的情况。但即使被视为语言，它们也仅仅是比喻或“原始”意义上的语言。

我这个媒介理论可以预言，人类抽象能力的保存、再现和提升，是媒介演化中的一个关键的选择压力。然而，除了字母表、印刷机和电报之外，互联网之前的大多数媒介都还没有完成这种抽象。反之，绘画、摄影、电话、唱机、电影、广播和电视，都以各自的方式，按照我们耳闻目睹的样子，把世界的情况告诉我们。既然抽象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中枢地位，为什么媒介演化中的许多东西还是呈现为图像形态呢？

我认为答案是在这里：字母表非常有效地传达了抽象，因此我们缺乏在其他媒介中改进抽象能力的动力。当然，印刷术仅仅是字母表的放大而已。在另一个意义上说，电报也是字母表的放大。字母表比言语——字母表的祖先——还要抽象。言语用说话时声音的品质来传递非抽象的情调（因此，麦克卢汉说字母表是“把调子抹平”媒介，这话深中肯綮。见《谷登堡星汉》，1962）。字母表在它实际的使用上，比数字媒介还要抽象一些。数字媒介在编程上，是高度抽象的，其二分代码可以表现声音、形象和字母，但是在实际使用的层次上，它常常是以图像运作的，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图像、听到声音。

我们明白了字母表高度抽象的特性，又知道它在人的思想和生活里的中枢地位，那么，根据媒介与人的传播越来越协调的达尔文式的进化论，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预言：字母表在声觉赛博空间（acoustic syberspace）中担任乐队指挥的位置，是牢不可破的。

当然，我们和社会及媒介一道演进。在下一章里，我们要看看我们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它们在生活和社会中的角色。我们的表征，我们的形象和声音代理——无论其抽象还是图像——在赛博空间中听命于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一定会发生变化。我们看看在电子媒介中，“发送者被发送出去”（McLuhan，1978）的时候，我们会发生什么变化。“无形无象之人”

[1]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 ）美国语言学家、社会批评家，经常抨击美国右翼政客，1957年以《句法结构》成名，成为当代最著名的语言学大师之一。

第五章 网上天使

刹那之间飞跃遥远的距离，或者说以光速运动，也就相当于地球上的瞬间即达。这是20世纪后半叶科幻小说的主要源泉。在贝斯特（Bester）的小说《群星是我的归宿》（The stars My destination，
1957）里，主人公“巨人”福伊尔（Gully foyle）能够“腾云驾雾”。在电视剧《星际迷航》（Star Trek，
1966）里，斯科蒂（Scotty）和乔迪（Geordi）等工程师向人们“发送电波”，已经达千百年之久。

如此腾云驾雾的冲动，走在科幻小说之前。有史以来，天使、精灵、妖魔等各种各样的超自然存在物，都能够瞬间穿梭于宇宙之间。为什么不能呢？你可以想象和某人聊天，想象进入他或她的躯壳，无论其在天涯海角；这和想象本身一样，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在人脑极端压缩的信息系统中，概念之间的时间和距离常常是不存在的。

然而，在实在的外部世界中，时间和距离至关重要。所以，虽然我们设计的运载身体的工具越来越快，在20世纪已经大大超过了声速，但是我们还没有发明任何能使时间超前或倒退的运载工具。最快的运载工具离瞬间即达的速度还相差十万八千里。自从19世纪电报问世以来，瞬间即达的速度是传播的特点之一，而不是运输的特点（光速旅行原则上永远不可能，比光速快的旅行也绝对不可能，见Levinson，1982，1994b）。

传播与运输曾经是纠缠不分的行为。对人说话时，你必须走近他的身边，虽然你可以谈论不在身边的事情。然而，事实上，自从文字和早于文字的洞穴画以来，传播获得了运输不可能具有的特征。因此，弗洛伊德

[1]

（Freud，1930，p.38）在写作的时候“听见一个不在场的人的声音”。安德烈·巴赞

[2]

（Bazin，1967，p.14）在照片中看到了一个从时间里拯救出来的“必然要腐朽”（proper corruption）的形象。（克罗马农人

[3]

洞穴画上的野牛等动物的形象，也可以说是拯救出来的形象，虽然这里的拯救也许是更加主观的想法，就是说，那个形象只是绘画人心中那样的作用——这和今天的情况无异。它比照片在摄影师心中的形象更主观。）照片问世的时候，以光速运行的电报也登上舞台。事实上，莫尔斯

[4]

同时进行着摄影和电报两种发明，虽然他成熟的发明只有电报。达盖尔

[5]

获得了发明照相术的殊荣。

电报的内容是三重的抽象——电码信号表征字母，字母又表征口语，口语又表征现实。每一种表征都是任意武断的，这种表征不同于早期照片与客体的直接联系。因此，我们思索麦克卢汉所谓电报“发送者被发送出去”的观念时，感到很难理解，因为发送出去的东西与发送人的面目几乎没有相同之处。

但是，从电话开始，发送人被发送的现象日益清楚地体现出来。电话在瞬间即达的距离内重新提供了声音。就像电台一样，电话以广播的方式，而不是以面对面的方式传递。广播意味深长，它不仅瞬间传递表现的东西，而且把信息同步传递给许多人。

1972年，尼克松处在人心和权力的高峰状态时，卡彭特说：“电视上的尼克松无处不在。这是上帝观念的新柏拉图主义

[6]

的定义。”（Carpenter，1972，p.3）显然，电视恢复了上帝缺失的形象。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发送的主要是用户的语词，既用大众广播的形式，又用人际一对一广播的形式。进入21世纪，互联网把声音和形象越来越紧密地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即时抵达、同步传播的混合体。

但是，互联网发送信息的方式，没有一个达到了运输客体那样的完美境界，也没有给网上乘客赋予他们希望拥有的对客观事物的驾驭能力。尼克松和虚拟上帝岂能和圣奥古斯丁

[7]

的上帝相比。实际上，成全他的是电视，打倒他的也是电视。对他掩盖水门事件

[8]

的一捅即破的谎言，电视毫不留情地做了全方位报导。曾经把他塑造成形而上天使的媒介，又密谋把他搞臭，使他成为堕落的天使、当代的撒旦（尼克松和靡菲斯特

[9]

式的恶魔有相似之处，1960年他在与肯尼迪竞选总统时，就有人说他像魔鬼）。

新千年之际，我们继承了这样的遗产：人和物的化身即时传播，所以逼真的形象足以使人认真等待；但是，这样的形象还不完全。就像媒介一样，这样的形象还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完全驾驭的。

在网络、电视、广播和电话上，我们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除了血肉之躯不复存在外，我们的身体还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谓“无形无象之人”的主题，也是本章的主题。

[1]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心理学创始人，提出潜意识学说，认为性本能的冲动是行为的基本原因。代表作有《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导轮》等。

[2]
安德烈·巴赞（Andre Bazin，1918—1958），电影理论家、批评家，创办《电影手册》杂志，担任主编，著有《电影是什么？》《摄影影象的本体论》等。

[3]
克罗马农人（Cromagnon），1868 年在法国克罗马农山洞中发现洞穴画的主人，也泛指欧洲一种旧石器时代的人，后来灭绝。

[4]
萨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1791—1872），美国教授、画家、发明家，莫尔斯电码发明人。

[5]
路易·雅克·芒戴·达盖尔（Lois Jacques Mande Daguerre，1787—1851），法国风景画家，1839年发明银版照相法。

[6]
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ism），3世纪创立于罗马的一种神秘主义哲学，用古希腊思想来建构宗教哲学。

[7]
（希波的）圣奥古斯丁（Saint of Hippo，Augustine，354—430），被认为是古代基督教会最伟大的思想家，著有《忏悔录》（7卷）《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等。

[8]
水门事件（Watergate），水门大厦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一幢大楼。1972年6月27日，共和党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工作人员潜入大厦，窃取民主党总部竞选总统情报，现场被抓，暴露了共和党政府在总统竞选中的非法活动。尼克松险遭弹劾，被迫辞职。

[9]
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欧洲中世纪传说浮士德（Faust）中的恶魔。

第一节 虚拟美德与无形之性

我喜欢称呼麦克卢汉“无形无象之人”为“无形无象之魔鬼”（the devil discarnate），因为它与上帝无处不在的属性相吻合（而且其性别为中性）。麦克卢汉的出发点是以太化留下的肉体属性。人在广播电视和电话上（如今又在网上）时，“他的个人身份意识很弱，他被解除了一切法律和道德义务”（McLuhan，1978）。卡彭特也间接地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他略为改变了麦克卢汉的观点：“电力使我们大家成为天使。”又接着说：“这一天使并非主日学校

[1]

善恶意义上的天使，而是脱离肉体的精神，可以刹那之间输送到任何地方的精神。”（1972/1973，p.3）卡彭特做的修正在“善恶意义上”很重要，因为在传统的柏拉图、基督教、佛教等的观点中，肉体是虚弱、堕落、腐朽的，与自由翱翔精神的纯洁相对立。然而，空中传播或网上传播的精神却不是这样纯洁的。

电视上的精灵在什么意义上超越了道德？麦克卢汉看到人格身份的失落和城市中的暴力，认为这是媒介的非道德状况产生的后果。他说：“电视上所有怪诞的暴力都提醒我们，现实世界中的暴力是由于寻求失落的人格而引起的。”（McLuhan，1978）这是对媒介暴力广泛假设的一种带有创意的表述。人们认为，媒介暴力，尤其是电视暴力应该对现实世界中的暴力负责（它对纯真的头脑暗示暴力，或者它使观者因无力购买广告产品而感到沮丧，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是，也有证据不支持这个假设，甚至反对这个假设。研究结果无法分清这个争论：电视是暴力的原因抑或是暴力的反映。加拿大之类社会的电视节目和美国大体相同，但是加拿大的暴力水平（接近英格兰的低水平）却比美国低，如此等等（详见Levinson，1994）。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后期，纽约市的谋杀罪犯罪率下降到60年代的水平（Butterfield，1997）。可是这段时间的大众电视节目还是每天晚上都有暴力，比如《谋杀》（Homicide）、
《纽约重案组》（NYPD Blue）、
《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
等。这就抽掉了另一根大梁，给所谓电视暴力和现实暴力的桥梁来了个釜底抽薪。

然而，我们已经看见而且在本书中始终看到，麦克卢汉关于电视一个不太可靠的暗喻，突然之间在网上数字世界里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在这个世界里，个人身份很容易失去，虽然不一定伴随着暴力的增加。

网上幽灵的玩偶脱离了肉体的束缚，但它不是死神，而是利比多：性。最早注意到这一点的是法国人，这似乎也恰如其分。20世纪80年代中叶，许多法国人开始使用网上“迷你话屋”（Minitel）栏目。最初推出这个栏目的目的，是为了用它替代一年发行一次的大而无当的电话号码簿，这很有道理。但是，“迷你话屋”的“玫瑰”留言板很快成为一个盘根错节的性邂逅大本营。这样的性邂逅完全使用文本。人们在子夜时分上网进入我们今天所谓“聊天室”。他们以令人心旌摇荡的文笔，详细想象如何刺激彼此的肉体（见levinson，1985，1992；Rheingold，1993）。

当然，网上是没有人体的，20世纪80年代甚至连人体的形象都没有。（倘若麦克卢汉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在写作，他很可能会说：“在网上，人人都是无形之人。”）彼时，人们身体是在家里，也许是在独处——着装或裸体，总之，家里和网上性邂逅的场所是绝对不同的。有时，参加这种性游戏的人也许认识，因此知道彼此的相貌。但是，最纯粹的性游戏文字，往往是从未谋面的人写的。他们既没有见过对方的肉体，也没有见过彼此的照片。自然，欺骗的机会难以计数。人们对自己的相貌、年纪甚至性别进行掩盖甚至撒谎。不过，只要没有后续的肉体跟踪，只要双方把做爱维持在网上的虚拟经验，而不是企图确认网下的肉体经验，那么，这种欺骗就仅仅限于自身了（也确有溢出堤坝进入现实，造成相应问题的情况，见van Gelder，1985；Levinson，1997，p.156）。

无论是一方或双方有意或是其他情况，虚拟的人际错觉是可能的——早在网上交流之前就已经有了。这可以追溯到电话、电报和任何形式的书面交流，只要双方从未谋面。我记得14岁时，一位朋友有一位海外笔友。有人提议，他们交换照片。我的朋友看到对方的照片之后感到不高兴，并从此不再给这个女孩子写信。啊，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两年之后，我的另一个朋友——姑名之曰乔治吧——一天突然打电话告诉我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他刚刚拨错了号码，说了几分钟话。他发觉那个女孩子的声音很性感。以后他们开始通话，几个星期又几个星期，有时一说就是几个小时。最后，我提出建议，乔治也决定，他应该见一见这个女孩子。他爱上她了，不看见她长得怎么样，他真有点受不了。开头她含糊其词，最后好不容易才答应。（我舍命陪君子，她也带了一个女伴。）下文就不用说了。乔治非常失望，好几个月才回过神来。（别问我，为什么我两次碰到朋友这样的奇遇——也许这就是我鬼使神差，成了媒介理论家的原因之一吧。）

乔治失望的理由几乎已经预先注定。他想象中的完美形象，是他爱的那个声音。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无形无象经验从本质上来说，是柏拉图式的爱：爱上的仅仅是文字（或未谋面时说的话），我们的脑子填补缺失的东西，使之完美，使之像柏拉图笔下理想的公民。防止失望的唯一办法，是抗拒信息丰富的面晤，避免柏拉图式的理想和真实肉体的矛盾。

这未必是不道德的。由于20世纪80年代和 90年代艾滋病成了突出的问题，电话和网上性邂逅中的欺骗成为吸引人的安全方式。电脑也容易感染“病毒”，但是其损失最多也就是报销电脑罢了。同时，如果网上的声象和视象接触得越来越多，虚拟现实中潜在的欺骗也可能就会减少。当然，聪明的程序员可以装备电脑，搞出虚假的声音或形象。

网上性邂逅怀孕和染病的风险少。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确乎是“主日学校意义上”天使般的性邂逅，比老式的性邂逅要好。再者，只要网上天使注意不用网下的邂逅来危害他们的网上地位，或者不掉进红尘来确认其关系，或者不把他们的关系拓展到真实的、可以触摸的世界里，他们的安全和轻松就可以得到保障。在网上解除“一切承诺”是有一线希望的。

但是，人生岂能只是一性了之。我们还有主日学校内外的生活，网上网下的生活。在远程传播中超越身体的局限，这会对存在的其他方面产生什么冲击呢？比如，对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产生什么冲击力呢？

[1]
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基督教会礼拜日所办的学校，对儿童实行宗教和道德教育。

第二节 上帝之眼看到什么

弗洛伊德（Freud，1930，pp.38-39）说，我们穿戴技术时，就成为“冒牌的上帝”（prosthetic God）。他指出，车船、飞机、眼镜、照片，还有电话、文字等，都合力使我们成为“真正了不起”的人，即使我们不特别高兴，也不特别适应这种上帝般的地位。他这样说时想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了电子媒介的含义。

运输工具的方方面面，几乎像上帝一样无处不在，如上所见。但是，这些工具并不是无形无象的。我们的身体随着船在海上航行、随着飞机在空中飞翔。把我们带离这个行星的宇宙飞船也是这样的。就宇宙飞船载人和摄像机之类的通讯设备来说，人在运输方面取得的胜利，也成为传播的胜利。这是我们地球眼光和超越地球眼光的胜利。

阿波罗18号的月球之旅是关键的一刻。这并非是第一次月球之旅，然而是20世纪最后一次登月之旅。它在月球上的录像是彩色的、清晰的，比阿姆斯特朗乘阿波罗11号初次登月时发回的模糊的黑白图像要生动得多，清晰得多。在阿波罗18号的月球之旅途中，宇航员科尔南（Gene Cernan）和施密特（Jack Schmidt）曾经把高性能的摄像机对准地球。这一刻的重要意义引起了休斯敦控制室的注意：图像分辨率高、洞穿云雾，表现了活生生的地球形象，海岸线在云彩之下清晰可见。控制室里的人觉得，月球上的摄像机似乎正对他们看（见电视片《从地球到月球》［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
第12集，1998）。他们处理的来自月球的形象，不仅包含了他们对这个形象的处理本身，而且包含了地球上发生的一切东西。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们更加觉得自己像是上帝了。

麦克卢汉穷追这个送回地球的地外观点，直到其发轫期。他说，这是一个“劝说西方人肩负上帝使命的心态，地球卫星使地球成为一件艺术品。那个铝灰色的小球引起一种新的观点：把地球当作可以进行编程的东西”（With BrucePowers，1989，pp.97-98）。无论这个矛盾的形象是鲍尔斯提出的还是麦克卢汉原来就有的观点——艺术和编程并不能够友好并坐，没有人认为用数字作的画是艺术——它还是抓住了地外观点赋予我们的日益增长的控制力和责任（关于地球卫星和作为艺术的地球，见本书第十二章；关于数字地球，见第十三章）。

麦克卢汉和鲍尔斯认为，这种新兴的无所不能的心态“是致命的……有人对这种态度产生的原因浑然不觉，对他们来说，无所不能的态度尤其危险”。不过，与此同时，麦克卢汉又从上述地外观点吸取了一个比较积极的教训。他指出，“新的生态时代……开始于地球卫星”（With Nevitt，1972，p.7）。这个关爱地球的观念，以及与之相连的远距离回眸地球的观念，在布兰德（Stewart Brand）的“整体地球”运动（“Whole Earth”Movement）中，得到了典型的表现和最有力的贯彻。这个运动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布兰德发出的号召是：“全球整体眼光”（a picture of the Whole Earth）。意味深长的是，到了80年代，他这个生态关怀更加宽广，包括把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作为改善人类状况的载体。“整体地球”运动发布的目录表，日益成为软件的目录（Brand，1985）——我非常同意“整体地球”的观点。无论叫作艺术形式还是程序，地球和我们有了最大而不是最小限度的信息技术之后，都能够得到最好的关爱。

然而，超越地球的形象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是技术本身的不充足。无形无象之人不能够对付太虚和外层空间的星球。为此目的，我们需要的是实体运输，把血肉之躯一并送入太空。无人驾驶的机器常会犯错误——只有人才会纠正的那种错误。因此，哈勃望远镜使我们能够察看宇宙深处的遥远星系，以便发现可能存在的行星。这使我们从又一个方面变得像上帝。然而，哈勃望远镜刚一发射就出了问题，几乎不能运作了。所幸穆斯格拉夫（Story Musgrave）乘坐航天飞机去进行修理，用矫正透镜把它给修好了。这里有一个普遍的道理：技术有其固有的问题，因为创造技术的人是不完美的。因此，人不太可能纠正自己的错误，尤其是在运用我们前沿知识和能力时容易犯错误。这是人固有的特性。但是，话又说回来，作为生命体的人的天性，即使不完全可以自我纠错，但的确是可以自我纠正的，这就是所谓进化的全部含义。

事实上，关于无形无象之人，进化还给我们透露了另一点信息：我们/他们的二分差异已经有相当长一段历史，也许在生命的源头已经开始。因为，发布指令并使有机体和生命体存在，而与其面目迥然不同的DNA，它不是一个无形无象的密码又是什么呢？因此，我们在星际旅行的起点和未来，看到了必不可少的无形无象/有形有象的二分观念。

第三节 DNA中的魔鬼

电脑把我们变成天使——主日学校意义上和其他意义上的天使——之前很久，影视明星、政治领袖和运动英雄的形象无处不在之前很久，DNA早已无处不在，并把地球变成它的天堂了。诚然，在不同有机体的DNA中，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差异，正如天使、电影明星和政治领袖始终有所不同一样。然而，在一切DNA中，基本相同的性质占据压倒性优势。这个基本相同的性质使我们可以改变一种细菌的基因来生产人体胰岛素，也可以把鱼的基因注入草莓的染色体，以使其更加抗寒。（见Specter，1998）

DNA不是一个物体。就这一点说，它是无形无象的。在这个层面上，它与生物体的关系，和电脑程序与电脑任务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差别。然而，正如软件离开得体的硬件就一事无成一样，DNA离开塑造有机体的活生生的材料时，也是无能为力、毫无意义的。在此，无形无象的DNA超越了软件/硬件的二分关系，因为生物体不仅使DNA有用武之地，而且正是DNA发挥作用的结果。

沿着进化的阶梯向上考察，人的思想与大脑的关系与DNA和生物体的关系也有相似之处。（我说向上考察，因为我认为，人类思想的出现是进化之中货真价实、不言自明的向上的进步。）思维显然是无形无象的、非物质的。幻想是已知的唯一速度快于光的“力量”。我们可以在刹那之间从这里到半人马座的阿尔法星跑一个来回。与此相对，以光速运行的来回旅程却需要8年。幻想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主观的速度，完全是因为它不需要在物质宇宙中运行。不过，幻想还是需要物质世界中一块重要的东西即大脑才能够产生。因此，我把一切思想叫做“转物质”（transmaterial）（Levinson，1988b）。意思是说，思想需要它赖以存在的物质底层——首先是大脑，然后是空气（言语发声震动需要空气）、报纸（文字的需要）、电脑等载体。不过，思想在旅程中有规律地、自然地超越这些物质底层（到半人马座或任何其他地方都是这样——幻想中的时间旅行也是可能的）。只要这个旅程是幻想的，思想就可以超越物质底层。所以，幻想很像是赛博空间里无形无象的生活和性事：只有在脱离肉体的情况下，无形无象的生活和性事才肯定是令人满意的。

然而，思想和DNA还有一点相同之处：DNA可以并且真的把蛋白质组合成生命有机体；同样，思想也可以重塑物质。实际上，思想作用于物质的结果就是技术。技术可以认为是思想、计划、图式和梦想看得见摸得着的体现。正如我在《思想无羁：技术时代的认识论》（Levinson，988b）中详细探索的那样，任何技术比如汽车都既体现一个核心思想（旅行不必坐马拉车），又能体现许多其他不同的思想的组合（轮子产生运动，玻璃能够透光但不透雨等）。这些思想成为总体技术的一部分，又包含在整体之中。我想，在这一点上，思想和生物有机体的类似是十分明显的。我这个想法和一些思想家在生物学界的技术思想，刚好不谋而合。这些思想家有勃特勒和维纳

[1]

（见Levinson，1979a）。坎贝尔的“进化知识论”（Campbell，1974a）指出思想和有机体生命的相似性，而且证明无形无象的思想，对技术和生活资料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麦克卢汉喜欢把生物学的比方用于技术。最有名的比方是《理解媒介》第四章“小玩意爱好者”里的这个比方：“人仿佛成了机器世界的生殖器官，正如蜜蜂是植物界的生殖器官，使其生儿育女，不断衍化出新的形式一样。”（p.56）他这个比方是从勃特勒的俏皮话里演绎出来的。勃特勒说，鸡是蛋生更多蛋的方式（Butler，1878/1910，p.134）。勃特勒这个俏皮话的历史也许还要早一些，因为他在前言中意味深长地说：“我认为，正如人们常说的……”道金斯（Dawkins，1976）进一步指出，生物体是基因繁殖更多基因的一种机制。他还提出与此类似的“模因”（memes）的概念。就是说，病毒或基因劫持人的大脑，劝说其俯首听命。换言之，基因要大脑通过说和写来繁殖基因的思想（我在本章所做的正是这样的事情）。勃特勒的思想与我和麦克卢汉的思想，异曲同工、和谐合拍。麦克卢汉说，人是给技术异化授粉的蜜蜂。我则说，技术是人的思想的体现（因此是人的思想的繁殖工具）。

因此，我们转了一圈又回到性能量——网上经验的虚拟意淫和梦淫，回到生物体必然的参与。在网上的无形无象经验中，除了幻想之外，人体必然要卷入其中。

但是，从DNA到半人马座的道路上，有许多东西摩肩接踵。在我们没有做爱（真正的做爱或凭借通信和机器的虚拟做爱）时，我们从事的是商务、娱乐、政治等各种事务。这些活动与性事不同。当它们不是人际交往的活动时，它们在广播电视之类的大众媒介里兴旺发达。在大众媒介中，我们耳闻目睹的，是总统和电影明星、本垒打的击球手和摇滚乐手。无论是在天涯海角，我们全球同时共享这些形象。它们各自以独特的方式把以太和肉体混合起来。虽然这些形象的发送人被发送出去了，但是我们大多数人还是信息接收者。我们只是以旁观者和旁听者的身份参与大众媒介的虚拟活动。我们的创造性心态和我们的身体，还是紧紧地扎根于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它们和那些虚拟的东西之间，还是横亘着一条分界线。

然而，这个世界是互联网正在使其彻底变革的世界。

麦克卢汉在他一个最著名、最为人理解的标语之中清楚表述过这个世界。这个标语就是我们下一章的主题：地球村。“地球村”

[1]
诺伯特·维纳（Norbert Weiner，1894—1964），美国数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控制论创始人，著有《控制论》《人有人的用处》等。

第六章 从窥视到参与

在这样一本书里，麦克卢汉的许多思想都必然被描绘成“最著名但最不为人理解的”。既然如此，把“地球村”再提出来讨论，会令人耳目一新。

正如他的许多关键概念一样，地球村是在他的打字稿《理解新媒介研究项目报告书》（“Report on Project in Understanding New Media，”1960，p.129）里提出来的。然后，《谷登堡星汉》（1962）把这个概念作为一章的标题推向世界。他是这样说的：“新型电子条件下的相互依存性，把世界重新塑造成为一个地球村的形象。”（1962，p.43）这个观念立刻在读者中找到了理解的知音。地球村的表述闻名遐迩，并成为他后来两本书的名字：《地球村里的战争与和平》（With Fiore，1968）和他去世后才出版的《地球村》（With Powers，1989）。“地球村”这一表述广泛传播已有三十余年，在报刊、广播和电视评论中频频出现，论者常常是信手拈来、运用自如。麦克卢汉的其他格言警语，却没有这么走运。“媒介即讯息”也不如它。虽然“媒介即讯息”和“地球村”一样有名，而且俏皮双关地被用作另一本书《媒介即是按摩》的名字，但是它几乎无可挽回地被误解了（见本书第三章）。“冷与热”也没有它走运。“冷热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乘风破浪，可是今天它几乎已被世人忘记和误解了（本书第九章就是试图扭转这两种结果）。

地球村这个比方的魅力显而易见。在昔日的小村里，人们获取公共信息的机会几乎相等——下乡的卖货郎一路吆喝，村里每一个人都能听见。印刷术使信息到达的范围大大拓展了，这就造成了第一批大规模的受众，第一批超越目力和听力的公众。然而，与此同时，最早的村落群体听见信息的同步性，却被印刷术摧毁了。并非人人都订阅同样的晨报和晚报，订了同样报纸的人也不会同时阅读相同的报纸。然后，广播和电视先后进入我们的生活：举国上下，人人都坐在客厅里听相同的声音，看相同的面孔报新闻。村落重新建立起来，即使并非绝对的全球层次上的村落——全球规模的村落还要假以时日，等到全球有线电视新闻网站于20世纪80年代来临之后，全球规模的村落才能形成。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地球村也只是部分意义上的地球村。不过，这个所谓地球村至少是全国规模的村落，或者说，就广播媒介的意义上说，这个村子至少听上去有点全世界的味道了。

这个比方刚刚诞生的时候，它听上去不可能十分地道。请记住，既然它天生是一个比方，它就不可能和喻体一样，是一个模子浇注出来的东西。原来货郎担叫卖的村落，是这样一个信息环境：它容许接受信息的人随时发送信息。就像在教室里一样，村子里的人可以向信息源——老师或货郎提出问题。然而，文字传播失去了直接对话的可能性。这是苏格拉底在《斐多篇》里描述的情况。在纠正这种损失的问题上，广播媒介是沉默不语的。在广播和电视这种单向传媒的村子里，被它们召唤起来的村民，完全是偷听者和窥视人。他们不可能向爱德华·默罗

[1]

提问题，在广播电视上，村民们都不可能提问题。

早期地球村的这个不足之所以耐人寻味，正是因为它这个不足在互联网上日益得到纠正。本章可以当作是互联网的故事，互联网把地球村变成了货真价实的比喻。换言之，它把地球村从比喻变成了接近于现实的白描。

首先，我们探索麦克卢汉经典地球村的一些特征——儿童的村落，窥视者的村落。

[1]
爱德华·默罗（Edward R，Murrow，1908—1965），美国著名电台和电视新闻评论员，曾任美国新闻总署署长。

第一节 儿童的村落，窥视者的村落

传统的家庭在亲子关系上，必然是威权主义的。就像林肯及其内阁的传闻一样——内阁投票向东，林肯投票向西。这个比方说明，林肯的一票拍板定音。同样，孩子意见的数量和强度不管用，是不允许占上风的，不允许他们在重大问题上和父母的意见相左。可以鼓励孩子说话，就像老师可以听学生的意见一样。但是最后决定议程的还是家长和老师。因此，如果把这个问题推向极端，如果根据父母容忍民主的程度（当然决定于孩子的年龄和问题的大小），我们就可以说在传统的亲子关系中，孩子的意见不算数。于是才有这样的谚语：“要看见孩子做什么，不能听孩子说什么。”从父母的角度来看也好，从孩子的角度来看也好，孩子的耳朵要听话，嘴巴要闭上。

这种家庭关系和广播造成的环境极其相似。不仅从技术性上可以看出这种相似性（广播允许听，不允许问），而且可以从其后果上看出这种相似性。我在《软利器》里比较详细地说明，广播时代产生了20世纪最强大的四位政治领导人——斯大林、希特勒、丘吉尔和罗斯福。他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用这个新兴的媒介来对国人讲话。此时，他们的声音进入了客厅，进入了迄今为止由家庭组成的小社区。他们凭借的广播手段，不能够记录任何相左的意见或反对的声音。听收音机的人，无论其年龄大小，都成为匍匐在父亲脚下的孩子。他们的国家并没有成为村落，因为村民是可以争论，可以讲民主的；而是变成了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凡是能够听到广播的公民，都成了没有权威的家庭成员，成了孩子。这种情况造成和维持的政治控制，当然要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丘吉尔的保守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选举中被赶下台。但是，广播造成的举国一家的情况，却是空前绝后的，此前此后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麦克卢汉有一句话常被人引用：“倘若电视出现在电台之前，希特勒这样的人是不会出现的。”在这里，他抓住了盛极一时的广播家庭（radio family）的实质。事实上，这个的家族式的“村落”很快就会再一次转向。1960年，肯尼迪之所以令人钦佩，不仅是因为他说得漂亮，而且更是因为他长得漂亮。这种钦佩不是孩子对父亲的钦佩，而是影迷对影星的钦佩。他的政府成为亚瑟王式的宫廷

[1]

。美国人民崇拜、热爱、欣赏他，就像崇拜、热爱、欣赏盛大的游行和电视连续剧一样。其悲惨结局令人心碎——并非像孩子失去父亲那种心痛欲裂。我的父母常常告诉我，1945年罗斯福去世时，他们悲痛得像失去了一位父亲。人们在肯尼迪遇刺时的感觉，更像是别人的孩子被汽车压死时那样的感觉，有一点超脱，也不那么悲痛。地球村在成长。通过电视，村里人从收听者变成收视者，从小孩子变成窥视者了。

当然，窥视的对象既受人喜欢，也令人讨厌。因此我们才痴情于连环杀手和恐怖片，因此电视时代的政治领袖才受制于这两种情感的投射。美国总统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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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一届任期满后就在接着的选举中落败，要不就是由于别的原因而不得不离开白宫。里根从政前本来就是影星。他任了两届，受到的喜爱远远超过了其他总统。然而，即使他的政府也受到危机的震撼——伊朗门事件

[3]

中诺思将军出席的听证会，当然是要电视直播的。美国公众似乎渴望看政治马戏团，渴望看他们的英雄在马戏场里受到一点小小的伤害。随后，在这个电视直播的村子里，唯一连任两届总统的人又登场了，这就是克林顿……

肯尼迪揭开了电视时代总统任期和窥视时代的序幕。他在和尼克松的电视辩论中仅仅是险胜，大多数听收音机的人认为尼克松获胜，少数看电视的人认为肯尼迪获胜。在那一场辩论中，看电视的人比听收音机的人多。他逃过了观众最色情的兴趣。他的脱险真有点悬。倘若他死后爆出来的与朱迪思·艾克斯纳（Judith Exner）等人的风流韵事的确可信，其意义就不仅仅是满足媒介贪婪的狂热了。在英国，普罗夫莫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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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风流韵事和政治搅在一起是多么富有刺激性，被激起的远远不止形式是上的注意，因为媒介激起的愤怒把一半的内阁拉下马。但是，录像带造就的窥视者的村落，还要过几年才能扬威。1988年，美国的总统预选中，这个村落爆发出破坏性的冲击。传媒报导的婚外情使候选人加里·哈特（Gary Hart）中途落马。这件事使我有所触动——我喜欢哈特，不喜欢他党内的对手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和他们的共和党对手布什。最后是布什竞选获胜。我写了一篇文章：“只有天使才能当总统吗？”

1992年，克林顿竞选总统时，很快就陷入了“哈特”问题。乍一看，他注定要以政治灾难告终。耐人寻味的是，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报导说他与珍妮弗·弗劳尔斯（Gennifer Flowers）有染，他予以否认，不过他暗示有其他的婚外情。正如媒介和政治研究中的许多其他结果一样，他的当选至少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解释：（1）尽管有婚外情，他还是获胜，因为窥视者的村落对这种热闹劲已经厌烦了；（2）正是由于婚外情，他才当选总统，因为窥视者的村落（至少是大多数的窥视者）的态度变为欣赏婚外情，而不是感到不满；于是，窥视的村民想确保这种形式的娱乐能继续下去。我承认，第二种解释有一点愤世嫉俗。但是很可能，1992年克林顿获胜的竞选中，这两种解释都起了作用。

1998年，这两种解释再一次受到检验。教皇访问古巴的当天晚上，莫妮卡·莱温斯基丑闻爆发，它抢占了这件吉祥大事的电视黄金时段。

到1998年，电视屏幕和看电视的窥视者村落，再也不是城里人使用的唯一屏幕。电视屏幕被家里、办公室里和旅行时膝头上的屏幕联系起来了。一旦接上线，一旦和遥远的电话系统接通，人们就可以做许多事情，而不仅仅是看屏幕了。这是屏幕历史上破天荒的事情。

这些屏幕当然就是互联网的窗口。它们作为前沿的利器，取代了电视和报纸。这个信号是国会公布的斯塔尔（Starr）报告发出的。这个克林顿婚外情的报告（Office of the Independent Counsel，1988）直接被送上了互联网。公众和媒介行业都可以平等地获取。稍早一些由政府直接送上网的国际新闻报告，是马萨诸塞州法庭从轻裁决的一个案子，这是1977年“保姆”案中给露易丝·伍德沃德减刑的裁决。

[5]

到20世纪末，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羽翼丰满，正在逐渐成为真正的现实。

[1]
亚瑟王式的宫廷（Camelot），亚瑟王是英国传说中的英雄人物，率领一群“圆桌骑士”，肯尼迪政府曾经获得这一美称。

[2]
指“老布什”即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1924— ），美国第41任总统（1989—1993）。

[3]
伊朗门事件（Iran Gate），1978年，卡特总统任内，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一百余人被伊朗扣为人质，因此两国关系长期陷入危机。此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一些军人绕开国会，偷偷把武器转手卖给伊朗。几年以后，偷运军火案被新闻界揭开，国会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这个案子震动里根政府，叫“伊朗门事件”。

[4]
普罗夫莫丑闻（Profumo scandal），1963年，英国陆军大臣约翰·普罗夫莫的性丑闻后因此下台。

[5]
路易丝·伍德沃德（Louise Woodward）是英国的保姆，被控谋杀婴儿马太·厄普恩（Matthew Eappen），因证据不足被轻判减刑。

第二节 互联网地球村的政治

从童年时代起，我就开始读科幻小说看科幻电视，对我来说，童年、阅读和看电视这三个时期叠合在一起，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听说用电脑实施的民主程序。这个民主的想法是，不选举代表——美国选的是众议员和参议员，英国选的是国会议员等；这些代表通过辩论解决问题，代表我们投票。相反，我们要让人民自己讨论问题，自己投票，用电脑投票。开头我相信自己理解电脑如何运作，人民如何使用电脑。后来我又认识到，电脑可以计算选票，人们可以打电话让电脑投票，也可以给接线生打电话，然后由接线生在大型的主机上录入他们的选票，还也可以在图书馆、学校、市政厅的终端上投票。这和我们在公共场合的投票站去选举代表是一样的。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也就是在个人电脑和调制解调器问世之后，我意识到，直选程序比过去容易多了。我们可以用个人电脑和调制解调器从家里或工作的地方直接投票，因为这样的设备已经成为社会上必备的用品。

因此，这就是麦克卢汉地球村的政治含义在技术上的实现，至少是具备了这样的潜力——只要我们愿意选择这样一个程序。这里没有丝毫比喻的意义。从人们亲临投票站去投票的情况来看，网上投票和投票站投票一样，既没有任何不同，也没有什么信息缺失。这就像电子转存和手工转存一样，相比较而言，用手把一张钞票递给银行出纳，并没有任何优势。（当然，我们喜欢人工存钱或人工投票可能会出于其他原因，比如能够发现某一位出纳或某一位排队的人长得很出众等。但是，这是存钱和选举之外的原因，而且，我们也未必会喜欢这样做。）

再者，民主的历史也为用电脑直选张目，说明其合理性。雅典民主城邦有一个理想的规模，它是由聚会时能够听到彼此讲话的规模决定的——城邦的立法人不是选出的代表，而是每一位公民。在这样的情况下，公民可以向讲话人提问，也可以互相商量。虽然报纸、广播和电视之类的大众媒介使受众的规模大大地扩张了，扩大到全国的范围，但是它们并不能在这样的层次上容许受众在现场用说话呼应来参与，也不能让人们交头接耳，除非是在很小的群体里，比如家人、酒吧朋友、聊天伙伴这样的小群体里。但是，小群体的人数和全国的受众相比，那真是有天壤之别。由此可见，虽然在过去的两百年里，上述传媒使美洲和欧洲的代议制民主获胜，并成为必不可少的杰弗逊式的民主

[1]

堡垒，但是大众媒介使直接的民主不可能实现。20世纪60年代，芒福德

[2]

在美国国会作证说：“积极意义上的民主，既开始于可以面对面交流的小型社区，也终止于这样小规模的社区。”（转引自Will，1998，p.6）当然，在单向、非互动性的大众媒介中，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麦克卢汉很快就看到，哪怕是在单向传播的电视时代，新媒介也可以使大区域缩小为可以互动的社区。他在《花花公子》的一场访谈中说：“部落意志是由全体成员用交感的方式同时互动表现出来的。他们的关系千丝万缕，彼此卷入的程度很深。在一个遮蔽得严严实实的投票亭里投上‘隐私’的一票，他们会觉得是一个荒唐的时代错误。”（Playboy，
1969，March：p.72）麦克卢汉在这里所批判的选举，指的是选举代表去辩论和通过法律，并且让他们代替我们去做出决定。

麦克卢汉提出上述观点三十年之后，网上传播已经开辟了一些渠道，在全球贯彻雅典式的地方民主，至少是民主城邦直选让全民表达意志的那种民主。互联网已经提供了讨论的场所和机会，有些讨论包括对各界领袖人物的质询——如果领导人愿意上网与大家对话的话。还有各种软件可资利用：投票和计票的、公开的和私下的、求得和评估意见一致性的软件，真是应有尽有。（自从70年代以来，已有许多人撰文论述替代当前选举办法的网上专用系统，见Hiltz & Turf，1978/1993；Stevens，1987。）

问题是：有了必备的技术设备之后，我们是否就愿意使用呢？

李普曼

[3]

《幽灵公众》（The phantom public）
于1927年在广播电台诞生的前夕出版，正值其时。广播创造了听众最为庞大的环境。该书直截了当地反驳直选民主，他说：“我们必须抛弃这样的观念：民主政府可以成为人民意志的直接表现。相反，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理论：人民支持或反对主政的个人。”他解释说，间接的代议制政府必不可少，因为国家和社会大事“太多、太复杂，其结果太难琢磨”，个体的公民实在难以弄清楚。

当然，李普曼所谓公众，的的确确是幽灵式的公众。这样的公众没有能力质疑李普曼和他们的领导人，甚至不能打入他们的圈子去和他们谈国家大事，而是只能在小小的范围议论而已。我们也看到，对公众来说，广播和电视都帮不上什么忙。广播电视只造就领袖和明星，而不是普通的大众成员——可以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在数以百万计的投票箱上分得出个体的普通人。

然而现在，数以百万计的人在网上积极交谈，个体公民再也不是李普曼所谓“坐在后排的聋子旁观者”。相反，他们能够获取大多数事情的大多数信息，而且比1927年的参议院获取信息还要容易得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大事对普通公民来说，是不是比过去容易理解、容易管理了呢？

李普曼会不会这样想，我们不得而知。只差那么一步，他就把普通人当作柏拉图眼中的非精英一笔勾销，说他们愚不可及，不能参政。他强调说，无法教育公众并使之自我管理。他的推理直接来自于20世纪初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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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美国主流哲学。这时的主流哲学认为，第一手的经验是最好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老师。这个观点认为，要教育人民来参政是不可能的。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不行，通过传播治国之道来教育他们也不可能。李普曼认为，学习治国之道的唯一办法，就是进入那个圈子。换言之，就是要当上国会议员。

但是，这用不着我们关上靠互联网自治（self-government）的大门。今天的李普曼们也许依然认为，在互联网地球村中，信息的传播尚不充分，不足以使每个人成为立法者。无论他们的看法是否正确，原则上说，地球村绝对不仅仅是一种传播手段，它还是我们讨论、辩论、达成共识和投票选举的手段。因此可以说，互联网地球村本身就是一种治国机制。我在写《软利器》的时候，需要参考关于《传播风化法案》（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的资料。几分钟之内，我就找到了该法案的全文及其草案，还有许多公民发表的长篇评论。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在许多网站上参加了许多场讨论。这些讨论使我加深了对政府《传播风化法案》的认识。在该法案的运作上，我和其他参加讨论的公民，与审议这条法案的国会人士相比，究竟在哪一方面的经验会比他们差呢？（实际上，我要争辩说，我和许多参加网上讨论的人，在整个问题上，显然要比国会和克林顿总统更加熟谙治国之道。我们许多人立即谴责《传播风化法案》是违宪的，指出它侵犯言论和新闻自由；但是克林顿总统签署了这条法案。然而，1997年月，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此法案违宪。）

当然，这仅仅是讨论一个法案。有人会争辩说，参加这场讨论的人，可能是毛遂自荐的，对该法案有兴趣、有知识的人——而国会议员每年审议的法案涵盖了很多领域，一般公民怎么对付得了。即使有互联网帮忙，他们也不能从事意义重大的评估和讨论。这种主张尤其强调李普曼的论点：治国需要处理的问题太多，公众没有能力从事建设性的参与工作。同时，它又和数字时代一种普遍的责难，即“信息过载”一唱一和。

我发现，这个问题经不住敲打就会败下阵来。威廉·詹姆斯

[5]

的哲学已经给了它沉重的一击。詹姆斯在实用主义和经验至上方面是杜威的同路人。他认为，世界是“庞大、剧变、轰鸣的一团混沌”，直到我们用头脑去认识它。他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对事物进行梳理。我们挑选背景材料，将其推到前台，挑选环境中与我们的需求和经验最接近的东西。”换句话说，他认为人的智能本身就是加工“信息过载”的过程，就在其中寻觅合适的意义，以完成当前的任务。

因此，既然我们的认知能力已经具有对付信息过载的装备，那么上述担心就是杞人忧天，好比是肺部功能很好却要担心呼吸不到足够的空气一样。真正的问题是无谓的担心，而不是空气不足，也不是传说的“信息过载”。

这个问题受到了另一个沉重的打击。其证据是，我们显然很擅长对付数字虚拟场所之外的“信息过载”。最小的书店或图书馆容纳的书籍、可供挑选的文本，也大大超过了我们能够考虑的数量。但是，我们不会被信息过载吓瘫。相反，我们成竹在胸，总是能够或迟或早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即使不是找到想要的那一本书，至少是一本合理的替代书。凭借童年时代已经内化的一个导航系统，我们能够得到满意的结果。我们知道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是怎么放的，比如传记放在主题之下，而不是放在作者姓氏之下。这样的导航系统显然是容易传授的，既可以通过正规的教育，也可以通过非正规的教育来获取。再加上威廉·詹姆斯描绘的井井有条的头脑，这些系统对我们很管用。我们在掌握命运和世界时，它们能使我们一帆风顺。

今天，数字世界给我们的选择，的确比最大的书店或图书馆都要多。但是，它给我们提供的新型导航系统——越来越先进的搜索引擎——也在日益增强。这些引擎帮助我们从网上浩如烟海的信息中寻觅适合手头任务的数据。实际上，由于这些引擎越来越“聪明”，它们的程序设置使之能替代我们干活，按指令办事。它们耳聪目明，捕捉曾经闪现过的信息。它们比杜威分类法更加符合人脑的机制（这里指另一位杜威，麦尔韦尔·杜威［Melvil Dewey］，他是约翰·杜威的同时代人），也更加符合书店的分类上架办法。

诚然，上述一切争辩绝对不能打包票说，经过信息梳理、讨论和网上选举强化的直选民主的治国之道，就一定行得通，就一定比当前的代议制民主高出一筹。古代雅典人要考虑的问题的确比我们现在少。而且就我们所知，现在的问题，就其复杂性和数量而言，的确需要一定的政治天才。再者，直接民主可能对某些方面的政治更加有效——例如在地方立法中比在全国立法或国际立法中更加有效。

另一方面，如果说代议制民主的表现以及人民对其表现的满意，在过去二百年中说明了什么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尝试一下互动的网络地球村的直接民主。虽然丘吉尔曾经说过，“最不坏”的民主政治也比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政治优越得多，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尝试更好的办法呢？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比爱德华·摩根·福斯特

[6]

的《两呼民主万岁》（Two Cheers for Democracy）
还要优越的制度——值得我们三呼万岁的制度呢？

与此同时，网络世界已经可以行使羽翼丰满的地球村的功能，可以开展政治之外的其他活动，包括商务活动。当然，我们将会看到，正如网上政治一样，地球村里的商务活动也不完全像通常的商务活动……

[1]
杰弗逊式的民主，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主张的民主：小政府和大农业、强大的州政府和松散的联邦政府、言论自由、精英统治、自由经济等。

[2]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美国社会哲学家、大学教授、建筑师、城市规划师、评论家，主要靠自学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奇才。

[3]
李普曼（Walter Lippman，1889—1974），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纽约《先驱论坛报》专栏作家，对美国政策有相当大的影响，著有《公众舆论》、《自由与新闻》、《幽灵公众》、《政治学》等。

[4]
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和心理学家，实用主义学派创立者之一，机能主义心理学先驱，实用主义教育的倡导者。代表作有《经验和自然》《学校与社会》《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

[5]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9），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者，机能心理学创始人，代表作有《心理学原理》《实用主义：旧的思维方法之新名称》《哲学中的一些问题》等。

[6]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ster，1879—1970），英国小说家、散文家，代表作《印度之旅》被称为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杰作。

第三节 互联网地球村的商务

一方面，广播电视——麦克卢汉的经典地球村，即非互动性的地球村——是做大和炒大的商务活动，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在这里，广播电视上的广告成了而且至今仍然是一种艺术形式，一种文化现象，一种庞大的产业。另一方面，除了通过卫星传送节目进行的少量直销之外（在美国，由于电视直销频道［QVC］和与之类似的有线电视，直销略有增加），实际的金钱易手既不是在家里的受众和广播电视人之间完成的，也不是在受众之间完成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广播电视的“村落”——由广播电视的受众组成的村落——根本就没有商务活动。

作为大众媒介基本商务的广告与印刷机同时诞生，广告是印刷机的营养，它使印刷机能够不依赖政府和财政拨款。这个共生关系对民主非常重要。广告商为自己的产品赢得了更多的公众，公众对其产品也更加了解。报纸也可以在没有广告的版面上登载他们想要的东西。杰弗逊认为报纸是政府的第四个部门——报纸时刻准备批评行政、司法和立法这三个部门，这三个部门受到重大的钳制。如果没有一种媒介来支持与政府脱离的报纸，杰弗逊这个观点是无法运转的。英国、法国等民主国家同样也由于新闻自由而深受其惠；没有广告自由，新闻自由是不可能的。

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只有美国广播电台完全采纳了广告/报纸的共生关系。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法国等民主社会把广告看成是一种邮政服务，一种传播载体。他们认为广告太重要，绝对不能把它托付给广告商。相反，杰弗逊的观点是，广告太重要，绝对不能把它托付给政府。不过，1934年通过的《联邦通讯法》（Federal Communications Act）开了一道后门，把政府放了进来。关于这个法案的一些流弊，请见《学习无羁：网络教育与精神学苑》（“Learning unbound：Online education and the mind’s academy”，Levinson，1997b，pp.84，154）。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国家允许各种形式的广告进入广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的一个社会主义政权首先允许私人占有广播电视，允许私人用钱养广播电视。（Head & Sterling，p.1）

广告也在互联网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广告上网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然而，从一开始，网上实现的交易比过去的三方交易更加直接。三方商务交易是这样的关系，广告商向传媒付款，传媒向潜在的消费者展示商品，广告商希望潜在消费者能够成为购买自己产品的真实的消费者。相反，互联网用户登录亚马逊网上书店，就可以直接向该书店买书，就像他们亲自走进一家波德斯（Borders）书店买书一样。互联网商务的直接性还有另一个方面：虽然在大多数的网站上冲浪是免费的，但首次接触互联网并获取用浏览器上网的权限一般是不免费的，除非那个冲浪人是在校大学生，或公共图书馆的访客。因此，互联网用户向其提供者缴纳使用费，就像消费者付费使用杂志、电话和有线电视一样。在这一点上，互联网用户和广播电视用户不一样。广播电视的受众是窥视者，他们既不付费，又可以获取信息。他们和广播电视人没有直接的经济互动和经济关系。

然而，最极端的网上生意、最能彻底满足虚拟网上社区理想的商务活动是这样的：产品和付款全部在网上提供——服务和付款都是虚拟的，也就是完全在赛博空间的村落里完成的。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目前一切网络商务活动至多不过是部分做到名副其实而已。亚马逊卖的书还是搁在实际存在的实体书店里。它卖的不是超文本或其他的网上文本。因此，它是待售书目的网上搬家，而不是一个网上村落。这个村落的公共性表现在读者发布在网上的书评中，而不是表现在卖出的书中。在网络教育中，学生用个人电脑和调制解调器付学费，课程教学完全是在网上进行的。（Levinson，1995b）这样的网络教育，和虚拟网络社区的理想更加接近了。但是，如果网上课程要授予学分的话，授学分的单位还是“固定地点”（place-based）的、传统的教育机构。网上色情向上述理想目标又前进了一步。许多网上色情的窥视者认为，这是网上赚钱唯一可靠的方式（Ferrel，1996）。然而，即使在这样热的个案中，上网费也是用信用卡支付的，信用卡当然还是由传统的银行提供的。

这是否意味着，自足的地球村理想即虚拟的商务生物圈，是不可能实现的呢？就像亚利桑那州的生物圈二号

[1]

证明的那样，完全脱离世界的生命社区是不可能实现的呢？商务方程里的某一个因子——产品、学分、信用卡——必须永远扎根于网络之外的世界吗？

未必。

在线时代的初期，默里·图洛夫（Murray Turoff）建议成立一家虚拟银行，说的就是这个问题（Turoff，1978/1993，pp.446-447）。他建议，一个在线村落的全体成员把一些钱存入一家在线银行，由这家银行给每一位客户发行同等数量的网络货币。这些虚拟资金——任何时候都可以兑现成真实的货币——可以用来从事任何网上活动。

虚拟银行可以这样来运作：

比如，我办一个网上麦克卢汉研究班，学生注册给我支付虚拟货币。一个学生是有才华的园艺师。我向他咨询如何改良后院的土豆地，用第一赛博银行的虚拟货币支付他的顾问费。所谓赛博银行，就是负责跟踪虚拟货币和真实货币交换的工作人员。

当然，即使在这一幕戏里，虚拟货币还是扎根于真实世界中，就像我的土豆和亚马逊书店卖的书一样。但是，这向着一个更加自足、互动的虚拟村落迈出了一步。而且，凭借实物或服务交换的形式，它还可以向着更加虚拟的村落再迈进一步。因此，我的麦克卢汉研究班连学生的虚拟货币都可以不收，而是预先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接受学生的付款凭证。接着，我向擅长园艺的学生咨询时，也用付款凭证向他支付服务费。显然，如果要让这样一个经济社区运转，其成员就必须有信息或服务出售。而且这些东西必须是双方都感兴趣，都觉得有价值的。网民必须要在网上生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便有时间使用他们积累的信誉，并从中受益。由此产生的一个好处就是，它鼓励我们继续在网络社区生活，如果我们试图向着更加自足的在线村落前进，甚至是向着名副其实的商务地球村前进的话。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虚拟货币仍然是古老意义中的虚拟货币，而不是可以立即兑换成现金及其等价物的东西。也就是说，据我所知，虚拟货币还处在建议和理论的阶段。即使并非如此，它也是在一些小范围内试验，尚未得到普及。事实上，泰德·纳尔逊（Nelson，1980/1990）曾经建议给每个网上的文件配一台现金出纳机。每次有人点击文件时，文件上的出纳机就在读者的线下账号上记一次账。就连这个比较温和的建议实际上也没有得到贯彻。

就像地球村里的直选民主一样，这个障碍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态度问题。有人认为，如果没有代表，人民就不能管理自己，直选民主的可能性就和这一种态度发生冲突。在上述经济问题中，就存在着这样的态度：互联网上的一切都应该是免费的。

我在《软利器》中比较详细地就此做了探索。上述的免费态度，盖始于一个等号：一切虚拟活动都是某种形式的信息资产（有道理）。接着，信息资产又被认为是与实物资产、房地产和服务相当不同、确实不同的东西（还是有道理）；最后的结论是，信息资产（也叫知识产权）不应该买卖。我认为，这个结论不仅不公平，而且不明智，因为它惩罚而不是奖赏信息的创造者。

有趣的是，“信息要免费”的颂歌，传统上与斯图尔特·布兰德（见Barlow，1994）联系在一起，最近又和埃斯特·戴森（Esther Dyson，1997）等人联系在一起。这个布兰德就是提出“整体地球”观念的布兰德。他的远见是无形无象之人的早期表现形态。这是站在超越地球立场看地球的观点（参见上一章）。他经常恰如其分地承认，麦克卢汉是他的精神向导，比如，他在《媒介实验室》（The Media Lab）
的第一章的卷首就用麦克卢汉的话作引子。

但是，麦克卢汉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说的呢？

显然，在信息要免费的观点上，他并不是布兰德的先驱。

实际上，在《理解媒介》极具洞见的一章“货币：穷人的信用卡”中，麦克卢汉详细描绘了人们要交换、购买、获取和补救的冲动，从史前器皿（以物易物）的文字表达（纸币）到后文字时代的电子形式。这些形式不是货币——1964年《理解媒介》出版时，这些形式是信贷和信用卡，它们显然是货币的后继形式。尽管如此，意味深长的是，它们绝对不是否定财产和购买的手段——不像布兰德、戴森等人所敦促的那样，至少在信息和虚拟活动中不是这样的。实际上，离我们这个时代稍近一点，80年代网络传播的第一次浪潮之后，在《地球村》（麦克卢汉去世后才出版，1989）里，麦克卢汉和鲍尔斯反复强调，在数字时代里以信用代替货币，强调信用和以物易物的相似性，强调经济活动的一般连续性，虽然经济活动的形式很不相同。

因此，虽然麦克卢汉正确指出，版权是印刷机的产物，说它培养“把精神劳动当作私有财产的习惯”（With Fiore，1967，n.p.），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精神劳动可以让人使用而不得报偿。同样他并不认为，印刷术之后的世界和买卖精神劳动的服务和产品并非不能兼容。

容我们把这一点表述清楚。麦克卢汉认为，在电子时代，尤其是在电子信用来临之后，许多东西不复存在了，比如财务隐私就不复存在。它们之所以不可能存在，是因为一个人的信用和记录，其他人的手指头在键盘上弹一下就可以调出来。然而，财务本身——知识产权和信息产权及义务——并不在消灭之列。

因此，至少按照麦克卢汉对电子时代的解读，地球村作为运转良好的自足的商业实体，以及电子时代对经济的冲击，仍然是饶有趣味的一种可能性，即使它还不是已然的现实。同时，一个数字商务和模拟商务杂交而产生的地球村——包括网上网下的商品和服务在网上的交易，全部用网下的金钱和信用完成的财务工作，成为我们日常世界更直白的描绘。

这一切并不奇怪。麦克卢汉常说：“我们倒退着步入未来”，意思是说，我们要尽量抓住已知的过去，以求抓住未来。本书的第十四章将要详细考虑这个问题。砖瓦泥灰校园里的学分、纸上印刷的书、可以步入取款的银行——无论它们还有什么其他长处，这些物质的东西，都是我们走进未来的踏脚石。这个未来已经初露端倪，未来的人在网上修读课程是为了求知而不是为了学分，大家还可以在网上看书。与此相似，金钱可以挣，可以花，但是不必像现金、支票和信用卡那样握在手里。

但是，如果说我们在本章看到，地球村的观念和上述虚拟情况并不是不兼容的——实际上它们可以使地球村式的社区诞生，那么，我们在下一章里，我们将会看到，20世纪的伟大城市在数字时代要遭遇很大的风险。“处处皆中心，无处是边缘”

[1]
生物圈二号（Biosphere Ⅱ），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科学家在人造的“塑料大棚”中进行的试验。这是一个完全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隔绝的乌托邦，模拟人类在人造自然中的生命活动。试验以失败告终。

第七章 中心的命运

罗马天主教廷认为，中心的观念对人类的福祉极其重要——未必一定是以地球为中心，但是必须是以某一种东西或某一个地点为中心。所以他们在1600年把布鲁诺

[1]

烧死在火刑柱上。哥白尼

[2]

的日心说对亚历山大城托勒密

[3]

地心说的挑战，就已经让罗马天主教廷身受不起了。所以红衣主教贝拉明（Bellarmine）和巴贝里尼（Barberini，即后来的乌尔班八世教皇）等人群起对伽利略施加压力，说明利害，哄骗他放弃根据新的天文观测而做出的结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他照办了。但是对罗马教廷而言，这场胜利得不偿失。因为伽利略的书继续从欧洲各地的印刷机汹涌而出，里面的观点还是原封不动。从我们所了解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时要处死他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其罪行的冲击力虽然严重——用一个中心代替另一个中心总是令人不安的——但不足以危害天主教信仰的核心。布鲁诺的主张是，不仅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就连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他大大超越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他猜想无数的星星本身就是太阳，各自带着绕行的行星。因此，每一个星星都是独立的中心。无数中心的宇宙当然就是一个无中心的宇宙。布鲁诺拒绝放弃自己的理论，加上他是修士，这就使问题更加严重。在教会的心目中，他的离经叛道是背叛教会。拒绝放弃异端邪说就离死不远了。但是，匆匆处死他所要打击的目标，却是他那个使人极其不安却诱人而合理的思想。

如今，进入新千年之际，我们不但发现布鲁诺的思想合理，而且在哈勃望远镜传回来的遥远恒星的图像里找到了证据。我们不会觉得这种发现特别使人忧虑。也许，我们已经从寻找中心转向宇宙大爆炸的研究和理论，我们寻找大爆炸从哪里开始——如果确有大爆炸的话。也许，我们之所以生活在无中心的宇宙中而更加泰然自若，那是因为我们日益生活在一个无中心的世界上——从信息的观点来看就是如此。我们这个行星上的电脑显示屏，不如宇宙里的星星数量繁多。但是，每当我能坐在连线的电脑前时，我就置身于一个中心。我这个电脑上的数据“行星”，可能要超过宇宙中环绕任何恒星运行的行星。

麦克卢汉看到了这个离心的过程。他开始衡量其效应，衡量离心倾向在印刷、广播和电视时代的影响。他的话带有典型的夸张成分，但是其真实性是不可否认的：“城市不复存在，只能作为吸引游客的文化幽灵。任何公路边的小饭店加上它的电视、报纸和杂志，都可以和纽约、巴黎一样，具有天下在此的国际性。”（With Parker，Counterblast，
1969）

这句话不完全对。因为直到今天，虽然任何地方的个人电脑在提供信息方面，比最大的城市图书馆提供的信息都要多，但是纽约、巴黎仍然给人提供食粮——满足味觉和其他感官的食粮。这是比较小的物质中心里无法得到的食粮。

不过，我们的故事暂时告终，我们的电脑终端先说到这里。

首先，为了看看我们是如何来到这里的，我们要追溯一下“处处皆中心”的观念是如何成长的，从麦克卢汉审视的大众媒介开始，然后再看看自从他去世以来的几十年里，新媒介发展的情况。

[1]
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意大利思想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勇敢地捍卫并发展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批判经院哲学和神学，反对地心说，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并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2]
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现代天文学创始人，提出地动说即日心说，推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

[3]
托勒密（Clandius Ptolemaeus，约90—168），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光学家，著有《天文学大成》《地理学》等。

第一节 上帝之空间

“处处皆中心”的观念显然与地球村、无形无象之人和声觉空间相关。麦克卢汉的“全息”思维和写作方式，不仅适用于他那种书里套书的表达方式，而且适合他横跨几本书展开思想的表达方式，包括与他人比如卡彭特合著的书。书里套书的例子是《谷登堡星汉》（1962）中107种等距离的章节。实际上，这些思想及其在书中散布的格局，构成了一个处处皆中心的文件。《数字麦克卢汉》可以被视为这个文件中的一幅配有文字说明的快照。

卡彭特（Carpenter，1872/1973，p.3）明白宣示了无形无象之人和处处皆中心的关系。他说：“电视上尼克松无处不在，这是新柏拉图主义有关上帝的定义。”（参见本书第五章）。他接着说：上帝是“处处皆中心，无处是边缘的存在”。麦克卢汉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他的说法更加人性化，追溯到过去的一种广播媒介——电台。他转述洛威尔·托马斯

[1]

的话说，“洛威尔·托马斯曾经说过：‘在广播上讲话的时候，你无处不在。’”（Global Village，
with Powers，p.70）这句话的要点是，至少对圣奥古斯丁城

[2]

的居民来说，电台和电视上没有实体的人是处处皆在的人。

对上帝的祈求尤其适合处处皆中心的广播，如电台和电视的广播。与此相对，个人电脑和网络的非集中化比广播还要更加深刻。从广播受众的角度来看问题，在特定的半径内，他们在任何地方耳闻目睹的任何东西，是同样轻松的。广播的确有一个源头或中心。这个中心扮演的角色，不仅存在技术方面的问题。驱车离中心太远，收听的节目就听不到了（除非建立了中继站或网络）。中心的角色还有一个决定播放内容的问题，这是更加重要的问题。因此，和上网浏览的内容几乎有无止境的选择不同，广播节目的选择是非常有限的，就是今天看有线电视的美国人也没有多少选择。况且，许许多多浏览和使用网页的人每天都在制作和修改网页。与此相对，广播电视的内容，却是由数量相对要少得多的专业人员制作的。对受众来说，他们具有高高在上的优势。由此可见，在广播的环境中，无中心的观念既是事实，也是幻觉。

但是，我们可以看看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历史。我们将会注意到，除了个人电脑的革命之外，广播尤其是电视也不如以前那么集中化了。过去美国只有三大电视网，到了1990年却有了六家。直到80年代末，绝大多数电视观众只看其中的一家。但是以后越来越多的观众收看有线电视网。70年代中期录像机发明之后，看录像带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自己挑选节目，在自己的电视屏幕上看，而不是看由中央网络或中心站提供的节目。“扣应”节目（“call-in”program）来临之后，听众和观众可以提问题。这就增加了非集中化的受众的力量。

然而，说到无时无处不在这一属性，闪烁的电视屏幕和噼啪作响的喇叭都不与互联网相比，互联网用户不是信息点的被动接收者，而是积极的搜寻者和发送者。

[1]
洛威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1892—1981），美国评论家、作家、新闻记者、探险家和演说家，从事新闻工作40余年，有著作50多种。据说，其听众数量前无古人。

[2]
圣奥古斯丁城（Saint Augustine），美国连续有人居住历史最长的城市，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东北部。

第二节 无处不在的网络教育

网上课堂是互联网理想的前厅。和广播电视这样的大众媒介相比，互联网实现了非集中化的革命。一方面，正如上一章所说，拿学分的网络课程，基本上还是和中心机构拴在一起，由这些机构授予学分的。这些机构有大学、各州教务委员理事会等。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机构仍然与核心权威比邻而居；另一方面，网上课程的一切其他东西的非集中化，都已经大大超过麦克卢汉描绘的大众媒介的非集中化了。

20世纪80年代，网络课程纷至沓来。1982年，理查德·法尔森（Richard Farson）领导下的西部行为科学研究院（WBSI）启动了行政人员网上研讨班（无学分）。1985年，纽约技术学院（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沃德·道奇曼（Ward Deutschman）也在网上开设了同样的课程，但道奇曼授的是本科学分。1985年，联合教育公司（Connected Education）和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合作，开设了研究生学历课，1988年，又进一步开设了全套的媒介研究硕士学位课程。在西部行为科学研究院，关于网络教育如何办，我学会了几手（1985年，我的第一门网络课程就是为该学院开的）。同年，我和妻子蒂娜·沃齐克共同创办了联合教育公司。如今，我还在主持一门网上硕士课程“创造性写作”，这是联合教育公司与英国的巴斯·斯帕大学学院（Bath Spa University College）合作开设的。我的网络教育经验是第一手的。

1985至1995年，联合教育公司所提供的教学计划授媒介研究硕士学位。这是经过社会研究新学院批准的。该校是成人教育的先驱，1919年创办。我们联合教育公司的学生几乎都不到学校来。当然有一些例外，他们本来就在纽约市，就是这所成人教育大学的学生，选了网上课程。还有一些到学校来的学生，多半是出于好奇。就像参观一家印刷厂或一座广播塔一样，这不是必须的。换用麦克卢汉的话来说，他们是游客，到校的目的是参观电子时代的城市。

他们的学业是在家里和工作场所完成的。他们分散在全国四十多个州，以及二十多个国家，包括英国、中国、日本、新加坡、加拿大，还有非洲、中东、南美和欧洲大陆的国家。老师也分散，既有美国各地的，也有南非和苏联的。老师和学生来自何方这一点当然有趣，而且给这些课程增加了一点调料。但是，在网络社区里，实体的场所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谁能够进这个网络“课堂”上课，并不是由他们的地理位置决定的。

网络教育处处皆中心，无处不中心。只要有电脑、调制解调器和电话线就行。因此，它使自古以来的高等教育趋势为之逆转。11世纪以来，高等教育沿着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这一类大学的方向发展。《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剑桥大学初期情况的描绘是很恰当的：“它对学生来者不拒，只要能够住校并交纳学费就行。”（Grave，1954，vol.4，p.652）。今天，这所大学和其他一流大学当然都坚持严格的入学要求。而且，学生必须到校内上课，要住在这座大学城里。对于场所的坚持，比如到哈佛大学校园去当学生或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目前的大学实际上和古老的习惯是完全一致的。这个传统不仅可以回溯到中世纪早期大学起源的时候，而且还可以追溯到更加古老的小型学校，比如柏拉图学园和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彼时，这两位哲学家写的书是买得到的——当然数量比印刷机发明之后要少得多，但是学生还是必须在老师的身旁，才能得到最好的教育。而且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苏格拉底注意到）书面词语给一切教育问题提供的办法只有一个。换句话说，当时的教育用的办法，是向一位活生生的讲课人求学。这一点确有道理。

网络传播使师生能够对话。因此，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这是一种改进，既克服人在校园的局限，又克服了与其形影不离的书本的局限。事实上，网络课程还是老师上课、学生提问、老师解答、师生回应、师生讨论、学生讨论、完成和批改作业——这一切都是写下来的，要读完的，就像课本要写完读完一样。在这些方面，网络教育实际上既是新的课堂，也是新的教材。这是一种黑格尔式的综合。以上各个方面要素综合起来，网络教育比网下课堂或教材的单独使用或二者的联手，都要略胜一筹。

然而，虽然无中心的网络教育的优势非常突出，但和传统的课堂或课本教育相比，这些优势并非是完全压倒性的。一方面，网上课程每天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去上。同时上课提问的人数多少，也没有限制。这和说话是不同的。所有写下来的问题，必然是按照一定的方式排定的。任何一位学生能够提的问题数量也没有限制；再者，三个星期之前录入的意见和三个小时之前录入的意见一样，都很容易找到。大多数课程的非同步性，容许师生在他们随意挑选的时间链接上网，这就给更高的出勤率提供了可能。老师批改之后的作业，学生更容易看到，而且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

尽管网络教育有以上这么多长处，而且还可能不只这些长处，但是有固定场所的大学还是有它的优势。身在校园使人舒服，老师走进坐满学生的教室，让学生专注于自己的每一句话，能够感受到一股心理电流；学生专注于老师的每一句话，通过提问来掌握信息流，也能感觉到同样的一股心理电流，如此等等。即使最最光辉夺目的网上课程，又怎么能和这样的面授相比呢：伴随着信息的流动，皮肤沐浴和煦的阳光；面孔迎接习习的清风。传统的网下课本，还有它身体感受上的好处。手捧书本的闲适使人心旷神怡——倚在椅子里，躺在吊床上，靠在树干上，躺在地毯上手捧书本使人惬意。至少在目前，大多数的网上经验还缺乏这样的体会（关于网络教育的利弊，见Levinson，1997a；关于数字书籍的未来，见Levinson，1998a；详见本书第十章）。

当然，媒介演进意味着，利弊的天平是随时变化的。随着电脑显示屏价格的下降，网上课本肯定会更加舒服。现在的网上课程已经能够传递师生的形象，如果他们想要看见形象的话。但是，上述一切暗示，尽管靠电脑屏幕上网读大学有许多长处，尽管网上学习社区在许多方面充满活力，校园场所仍然会继续占有一席之地，至少在教育工作中是如此。

但是，对于无中心社会来说，场所并非唯一持久的与之抗衡的砝码。社会态度、政治制度本身是有分量的，能抗衡非集中化的加速发展。

事实上，对处处皆中心的势头，中央政府不仅抗衡，而且极力反对，因为处处皆中心就是处处无中心……

第三节 政府的重心

政府的倾向是凭借非集中化的媒介执政。君主们企图控制刚刚问世的印刷机，我们从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一倾向。我们在上一章已经看到，君主们的企图最终被民主社会的广告挫败了，因为广告给报界提供了不由政府财政拨款的经费。到了20世纪，广播电台尤其成为吸引政府的对象，因为广为流布的讯息源头具有非常明显的集中化特征。于是，在政变的时候，我们常听见这样的消息：革命者夺取了电台，或者政府仍然在顽强地坚守电台，如此等等。最后一批电台落入叛军手中以后，我们知道，无论后续的地面战斗如何，革命已经胜利了。革命是在空中取得的——和电磁波源头有关的决定性胜利，未必要由飞机来决定。

但是，如今的信息权力已经分散到了数以百万计的电脑之中。其中很大一批电脑不仅接受信息，而且生产信息，比如网页、网址。总之，它们成了分散的中心，不仅是阅读、收听和收看的中心，而且是生产和广播的中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夺取、保持信息权力的企图会出现什么变化呢？

在上述情况下，令人感到平静的一点是，政府控制信息的企图一般说是不成功的。比如，君主把早期印刷机纳入麾下的企图失败了。同样，极权政府企图搞信息独裁时尤其蹩脚，尽管组织残酷而恐怖的谋杀时，它们有很高的效率。因此，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无法控制“白玫瑰”运动。借助原始的复印手段，这个组织把真理送到一部分德国人的手中。纳粹以失败告终。在相当程度上，这是因为盟国（尤其是图灵

[1]

）破译了纳粹的密码“恩尼格玛”（Enigma），盟国因此知道了德国人作战的一切秘密。德国在信息技术上的缺陷成为它战败的原因之一，尽管它在某些重要的军事技术，包括火箭技术上占有一定的优势。

从四十五年之后苏联的崩溃，也可以得出一个类似的结论。尽管苏联在军事和火箭技术上与西方并驾齐驱，而且有时候还略占优势，但是和美国“战略防御计划”

[2]

最初的各个阶段相比，苏联就相差甚远。这个防御计划依靠的是先进的电脑程序。实际上，就在它内部权力的顶峰时期，苏联也不能控制繁荣的依靠录像带和复印件传播的地下思想市场。和希特勒的“千年帝国”一样，苏联也成为信息技术能力不足的牺牲品。和奥威尔

[3]

在《一九八四》中描绘的极权噩梦相反，情况仿佛是这样的：政府越是极权，它越是不能控制信息。

然而，即使民主国家的公民也不能从上述教训中得到多少安慰，因为对提供和使用政府不喜欢的信息的人，政府也有权力对他们处以罚款，甚至是投进监牢。民主国家的政府和其他的政府也差不多一样。实际上，由于苏联还坚持死刑，这些人冒的风险还不只罚款坐牢。1996年，克林顿政府用《传播风化法案》起诉乔·希亚（Joe Shea）。如果被判有罪，他最多也就是被罚款几十万，坐两年牢而已。对他的指控是，他在儿童可以接触的网页上，用“花哨”的语言发表信件，攻击国会审议这个法案。但是，如果犯了1798年《惩治叛乱法》（Sedition Act）规定的罪行，因为其性质更加严重，也是可以用信息“罪”来判处死刑的。

所幸的是，杰弗逊1801年担任总统后，《惩治叛乱法》随之失效。1997年，联邦最高法院废除了《传播风化法案》。但是，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有一点勉强——虽然它认为，该法案企图管制互联网作为网上报纸的功能，是违宪的。但是这个裁决还是为政府管制互联网开了一道门，只不过不是用所谓横扫的手段而已。在20世纪，事实上联邦最高法院曾多次裁定，政府管制广播媒介不违宪，虽然这些媒体事实上也是新闻界的一只手臂。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政府长期误解了《权利法案》

[4]

，尤其误解了其中有关信息流动的内容。最清楚的表现，莫过于戈尔副总统1998年5月在纽约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他敦促政府采取步骤防止信息时代对隐私权的侵犯（亦见Broder，1998）。他指的是私人财务和信息资料，这是由信征所等机构编辑的个人资料。只要有钱付费，任何人都可以找到别人的资料。当然，控制这样的活动值得称赞。但是，戈尔先生强调需要控制的比方让人不安。他说，我们需要“电子权利法案”（“electronic bill of rights”）来保障隐私权。然而，《权利法案》的宗旨是保障我们表达和传播的权利，即信息的自由流动。换言之，这是享受传播、发送和接收信息的权利，不是控制我们接触思想的表达和传播的权利，无论这样的传播是否会累及我们的隐私。呼吁用“电子权利法案”来保障隐私，就像是呼吁用《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来保障我们不受侵略一样。

政府企图转移我们防卫的对象即对自由构成危险的策源地，使之从中央政府（表现为《权利法案》）转移到中央商务（戈尔的“电子权利法案”，据说是为了保护我们不让商界编辑、储存和出售我们的信用，因而侵犯我们的自由）。这种企图与社会的实际发展趋势还是一致的。在这个社会里，互联网正在许多条战线上向集中化发起攻击。随着集中化资源的减少，那些保留着少量资源的机构争吵不休，目的是要守住各自的那一点份额，为了对抗这个非集中化的潮流而增加一点中心资源。

因此我们看到，90年代末，美国政府企图行使它的中央权力——打破企业垄断。这是它在20世纪最宠爱的中央权力之一。这一次是冲着微软公司。政府指责它企图独霸互联网的未来，并因此而独霸美国和世界的未来。

[1]
阿伦·图灵（Alan Turing，1912-1954），英国数学家、人工智能之父，提出“图灵机”和“算法”的概念，为计算机科学打下了理论基础。

[2]
“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ive Initiative），即“星球大战”计划，在里根总统任内启动。

[3]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小说家、评论家，代表作有政治讽喻小说《一九八四》《动物庄园》，其他作品有《牧师的女儿》《缅甸岁月》等。

[4]
《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美国宪法第一次修正案，共十条，限制各级政府的权力，给公民和地方政府赋予大量的权利，反映了美国版民主的许多核心价值。

第四节 网上垄断？

政府对微软公司的担心大致是这样的：“微软公司以它的视窗操作系统垄断，搞不公平竞争，用来扩大自己垄断的范围。”其结果是：“当人们在互联网上购买一切东西的时候，微软公司将扼住互联网经济的喉咙。”（Lohr，1988a，p.D4）。具体的指控包括：与它的对手网景公司（Netscape）合谋瓜分网络浏览的市场，向电脑硬件制造商施加压力，使其硬件只与微软公司一家兼容等（Vacco，1998）。但正如默多克

[1]

所言，其总体效应是，“传播业的每一个人……都对微软公司疑神疑鬼，包括我自己”。他这一番话说得多好啊。他本人也经常受到指控，说他垄断传媒（Lohr，1988b，p.D3）。因此，不堪一击的《大西洋月刊》的高级编辑毕蒂（Jack Beatty）在一篇文章里，用很长的一段话得出这样的结论：“比尔·盖茨仿效洛克菲勒那种前所未有的残酷竞争的手段。”（Beatty，1998，p.11）这是一篇书评，发表在《纽约时报》上，评的是切尔诺（Ron Chernow）的书《大亨：洛克菲勒传》（Titan：The Life of John D.Rockefeller，Sr）。

美国联邦政府全力以赴，调动起它日益衰落的中央权力，去钳制“新的洛克菲勒”。它与30个州政府携起手来起诉微软公司。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合作，与美国的政治传统背道而驰。按照这个传统，联邦政府通常会设法增加它对州政府的权力优势，而州政府总是怀着嫉妒的心情捍卫自己的权力。随着集中化馅饼的日益萎缩，绝望情绪日益增加，因此才产生了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联手。在信息非集中化的过程中，各级政府的权力日益削弱。对媒介演进的这种深刻进步，各级政府无可奈何。因此，它们倒不如携起手来，反对它们认为非集中化过程中最严重的集中化商业源头——微软公司及其对互联网的耕耘。

然而，微软公司的垄断真是固若金汤吗？是不是真像政府所说的，谁也无法伤它一根毫毛，非要靠政府控制它不可呢？

早在60年代，麦克卢汉就已经注意到，非集中化在增加，中心在受到侵蚀。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也许会认为，公司和政府一样，要受到潮流突然摇摆和波动的影响——甚至公司比政府还要受到更大的影响，因为（由于我们的代议制民主形式）法律与眼前公众态度，远不如法律与市场偏好那样协调。实际上，情况正是这样。

80年代初期，微软公司像一颗明星冉冉升起。它引入了MS-DOS操作系统，用于IBM的个人电脑，而且很快又开发出了许多克隆版本。在此之前，CP/M 是通行的操作系统，用于凯普洛（Kaypro）、奥斯本（Osborn）公司早期的电脑，以及苹果公司和康默多（Commodore）的几种机型（见McWiliams，1982）。但是，CP/M是一个成问题的标准，因为它和8比特（比如Kaypro公司）的机型不相容，虽然它与奥斯本公司的操作系统很接近，但是它不能在奥斯本公司的电脑上运行。当IBM开发16比特的个人电脑机型时，它请求拥有CP/M操作系统的“数字研究”（Digital Research）公司提供16比特的CP/M操作系统。当数字研究公司掉队后，微软公司不仅抢到了球，而且开发出了16比特的MS-DOS操作系统，并使之能在一切IBM机型和其他类似机型上运行。日益壮大的电脑用户群体对此十分高兴。不久，CP/M操作系统就像达盖尔摄影术和无声电影那样，走上了没落的道路。

到80年代末，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只剩下两家：微软公司的MS-DOS和苹果公司的Macintosh。二者各有千秋。DOS的使用者能够更好地控制更大量的信息——这对文字处理很重要，它能够更好地管理数据，更有利于远程通讯。这是个人电脑的三个首要用途。但是，Macintosh的图像和图表用起来更好玩。它给萌芽之中的桌面出版系统提供了优越的形象。微软公司在开发兼有两者精华的操作系统中更胜一筹。今天，90%以上的个人电脑采用视窗操作系统。

请注意，在开发这两种操作系统时，微软公司并没有和任何人勾结。即使它干了什么勾当，那和它取得的惊人成就，也是毫不搭界的。首先，这两个操作系统成功的原因是一望而知的。而诋毁它的人则往往忽略了一点：这两个系统做了公众想做的事情。那时的常用的软盘被密码封锁起来，在其他公司制造的电脑上毫无用处，而本公司的软盘早就编好了程序或写上了文件。相反，微软制造的MS-DOS操作系统使一切IBM软盘和克隆软盘可以互换。稍后，当公众渴望兼有DOS功能和Macintosh优点的操作系统时，视窗浮出水面来提供这样的服务。在这两种情况下，已经被日益增加的信息非集中化搞得不堪重负的电脑用户，决定了谁坐天下。

在公众不喜欢的软件中，微软也没有找到什么安乐窝。指责它与网景勾结的唯一理由，首先是网景突然在浏览器市场上成为主帅（把此前非商业的马赛克式浏览器一网打尽，网景的浏览器是具有原创性的网上浏览软件）。微软的视窗95闹得满城风雨，这说明一个问题：在非集中化的世界上，一个据说是垄断的企业，要把自己最重要的软件强行塞进公众的喉咙，那也是极其困难的。

事实上，面对信息革命强大的离心力，微软并不比政府具有更强的免疫力。微软在促成这些离心力中，助了一臂之力，但是，这并未使它享受到任何特权。历史上常有这样的发人深省的讽刺。正如麦克卢汉和一切享有盛誉的媒介理论家一致认为的那样，媒介常常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Postman，1992；Meyrowitz，1985）。实际上，对媒介的理解首先从这一点认识开始：发明者的意图、推广者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与媒介的用途和影响都没有关系。我常常指出，按照爱迪生起初的设想，他发明的留声机将成为记录电话的设备。不到十年，他就看到，留声机的主要作用是记录音乐会。接着他发明了电影（法国的吕米埃兄弟［Lumiere Brothers］和英国的弗里斯-格林［John Friese-Greene］也各自独立发明了电影）。他最初的想法是，电影可以给他那些音乐录音伴奏。这一类想法当然都不是荒诞的。距离爱迪生这些想法一百年之后，我们有了电话录音机和音乐录像带。即使在19世纪末集中化比现在高得多的时代，公众也有不同于爱迪生的思想。因此，那些不同的思想在一个世纪中就占了上风。换言之，直到公众想要电话录音机和音乐录像带，其他的思想才开始让道，而且完全不以爱迪生的思想为转移（关于发明和媒介演进意图的关系，详见Levinson，1988b、1997b）。

这并不是说，公众不受媒介的影响。相反，冲击政府和产业界的非集中化的滔天巨浪，正是媒介的产物。我们已经看到，媒介使普天之下处处成为信息中心，从而掀起非集中化的汹涌波涛。这个复杂的动态关系可以更加准确地这样来表述：媒介使人的特定倾向表现出来，或使之得到进一步的表现，因此媒介对当时的社会制度产生深刻的影响。人既想领先，又想被领导（关于被领导的欲望，参见Fromm，1941）。当我们步入新千年时，电子媒介尤其是数字个人电脑的兴起加重了人想领先的倾向，并使之聚焦。所谓领先的倾向，就是依靠自己狩猎和采集信息，自己做决定，而不是让中心的权威来强行给我们灌输什么东西。

在数字时代，主要的社会制度普遍处境危险，无论它们还有多少挣扎的力量。如果此话不错，那些不仅具有社会性而且在物质上无法压缩的中心，又会遭遇到什么命运呢？

在结尾之际，让我们回到本章破题时引用的麦克卢汉的话：“城市不复存在”。我们将明白，他在这一点上为什么错了。

[1]
默多克（Rupert Murdock，1931— ），新闻集团的主要股东、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先任记者，后经营出版和报业，建立了横跨几大洲的庞大的传媒帝国。

第五节 永恒的都市：数字式模拟

无论在什么地方看电视——在大城市，在郊区，还是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临时停车场，电视节目都是一样的。在这一点上，麦克卢汉过去和现在都是对的。从看电视的人的角度看问题，上述三种情况没有区别——每个地方都是某个特定的地方，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乌有乡。与此相似，快餐店、连锁宾馆、与各种商店相同或者可以互换的大型购物中心，都是一样的，无论其位置如何。它可以位于大都会或郊区，也可以位于收费公路的游人休息区。自麦克卢汉以来，网上课程、网上书店、网上图书馆馆藏目录等网络资源，都已经把信息资源分散到无处不在的电脑屏幕上去了。过去，这些得天独厚的信息资源，仅仅是在大城市里，或者在砖墙和常青藤背后的大学里。

但是，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吗？城市仅仅是信息和商业的形式吗？须知，信息和商业已经可以轻而易举地大批量复制了。

城市绝对不仅仅是这样的形式。

据说，在纽约市就算每天晚上吃一家不同的馆子，你也一辈子无法知其皮毛。同样，在网上浏览现代艺术博物馆或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全部内容（尚待全部上网），和到博物馆去看藏品——虽然有玻璃柜子和栏杆挡着，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感觉。在海风拂面的沙滩上散步，在清新宜人的树林里徜徉，在摩肩接踵的街道上步行——这样的感觉，与只是看一看照片的感觉，那是不一样的。那种不一样，真可谓云泥之别。

上述感觉上的“不一样”，难以计数、难以避免，尽管本章所谓数字非集中化的潮流正汹涌而来。这样不同的感觉自有其源：亲身体会的各个方面都有独特的经验；城市给这样的经验提供了数不清的机会。

亲身体会的生活和我们的生物本质有关。我们的生活离不开信息。在这个意义上，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在电视和电脑上的分布方式有所不同。信息分布的变化，对我们都很重要。但是，信息之所以重要，那是因为它让我们与信息源的现实保持接触——它给我们提供报告。DNA作为信息系统饶有趣味，因为它塑造的是生命，而不是其他抽象的东西。我们的五官使我们能够在五官描绘的世界中航行。电视和互联网之类的先进媒介，似乎与我们栖居其中的真实的日常生活世界仍然相距甚远，实际上也正是如此。每当我们离开电视和电脑去接电话的时候，认为这些媒介正在取代世界的观点，就立即被现实戳破了。电话铃声具有吸引力，那是因为，电话那一端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可能是认识我们的人，关心我们的人。电话常常打败其他媒介，因为电话上的信息离直接的现实更近。敲门声比电话铃声更具有强制性。尽管信息的无地域性（placelessness）日益增长，地域仍然是生活扎根的岩床。说得更加准确一点，信息可以和场所分离。这个性质产生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它可以传播。既然信息总是无地域的，它日益增长的无地域性，对我们生活中的地域优先性，就没有什么影响。中心化的急剧衰落，从我们需要和物质世界联系的角度来说，就是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变化。社会制度非集中化了，但是我们日常的人际互动还是照旧进行。我们可以学网上课程，从而避免走进教室去上课，但我们可能会利用节余下来的时间去栽花种草，或者与心爱的人慢慢品尝晚餐。

这里自然引入数字时代的第二个持久的优点，即拟态城（analog city）的优点：它不仅是一个物理场所，而且通常是许多的物理场所，我们在这些难以计数的场所中进行挑选。我们已经看到，拟态城的好处之一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信息量大大增加了。在这一点上，它和广播媒介不同。当然，在数字媒介和广播媒介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城市业已存在。在过去的时代里，无论信息选择或物质选择都很少，城市兴起以后，它扮演了使选择最大化的角色。城市是石头、砖头和沥青构成的货真价实的电脑。城市居民及其意向就是这台电脑的软件。因此才有了约翰逊博士

[1]

深刻的妙语：“谁讨厌伦敦，谁就是讨厌生活。”

如今，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找到庞大的信息阵容去欣赏和利用，在商务、政治、教育等诸多领域里都有大量的信息。工作也好，学习网上课程也好，人们都能够而且确实在远距离操作，在远离城市的海边小屋和山间木屋里工作。我的公司录取的学生

[2]

，就有来自以上两种林间住所的。这个公司的管理层——我和妻子蒂娜两人，在科德角半岛

[3]

的小屋里度过了好多个夏天。既管理公司，也和孩子们在海里游泳，在海滩上玩耍。毫无疑问，一个地方住，另一个地方工作学习——这是有力地行使选择的权利。这是信息技术成全的选择。而且，麦克卢汉说得对，旅游业是许多城市的大型产业。

然而，历数了各种选择之后，我们还是发现，人们在往城里迁移，因为数字时代的城市，还是充满活力，一如既往。我们发现人们愿意最大限度地利用物质选择的形式——靠近中心城市——只要他们能通过日益增加的链接去拥抱网上虚拟的、非集中化的选择。在这个方面，约翰逊博士比麦克卢汉更加中肯。

换言之，人们似乎想要鱼和熊掌兼得，既要得到非集中化的好处，又要得到城市的好处。

但是，我们并不仅仅靠吃面包生存。除了必需的传播和媒介之外，除了已经讨论过的商务、政治和教育的紧迫问题之外，生活还是应该有其他内容。

关于审美问题和媒介对审美的影响问题，麦克卢汉也有许多话说。

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要看看，中世纪教堂的彩绘玻璃、当代家庭和办公室里的电脑电视屏幕和蓝色的天空，为什么欣赏起来，它们总是和绘画、书页和草地很不一样。我们来看看麦克卢汉所谓“光透射”和“光照射”媒介有何区别。看看这样的区别对新千年有什么启示。“光透射对光照射”

[1]
约翰逊博士（Dr.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大文豪、文学家、批评家、词典编纂家。1775年出版的《英语词典》是英语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2]
1985年至1995年的十年间，莱文森夫妇经营网络授课的“联合教育公司”，与几家大学联手培养媒介研究的硕士生。

[3]
科德角半岛（Cape Cod Bay），位于马萨诸塞州东南部，莱文森一家每年夏天在这里度假。

第八章 屏幕背后的思想

1977年夏天，我和麦克卢汉在他家附近的树林里散步，一群小松鼠跟着我们。他说：“大多数文人都把知识当作手电筒，不是用它来照亮世界，而是让它反射回来，把自己弄得眼花缭乱。”

这是所谓“光照射”方法的一个极端例子。它比无用的、自我欺骗的光还要糟糕。这种自我欺骗的光，来自眼球外面，而不是来自内部。内在知识经过外化以后，再反射回来，就像手电筒光线反射回眼球一样。借助这个方法，麦克卢汉试图改进他自己和我们大家对媒介的理解。1960年，麦克卢汉在《理解新媒介研究项目报告书》里说：“我自始至终使用马赛克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是让光线穿透（through）
研究的环境，它主要不是用光线去照射（on
）环境。”（p.11）

但是，这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

来自眼球内部——而不是像手电筒光那样反射回眼球也好，来自天空也好，透过窗户穿透进来也好，最终透过电视屏幕也好，麦克卢汉都认为，媒介里的“光透射”比普通的自然光照射在世间万物上，要深刻得多，“光透射”要求人的参与度要大得多。因此，他认为，屋子里的内容在光线断断续续的照亮之下并不是那么有趣。相反，发出这些光线的电灯泡却要有趣得多（“媒介即讯息”的另一种说法）。同样，按照他的观点，看印刷在书上的东西（除非是有插图的手稿）和看电影一样，都有一个固有的特点：参与度比较低。相反，看电视的参与度却比较高。电视是与电灯泡对应的视听媒介——光线是穿透电视屏幕，而不是像放电影那样反射光线。结果，看电视的时候，“图像自己投射到收视者身上”（With Carpenter，1960，p.x）——电视成了放映机，人成了屏幕。难怪电视要求人的参与度非常高。

意味深长的是，个人电脑带有“光透射”的味道。

这是不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电脑令人震惊的发展速度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电脑使前数字文化（pre-digital culture）开辟疆土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唯一能够与之比试的，只有20世纪50年代与广播电影唱对台戏的电视。

地球村的比方，处处皆中心无处是中心的比方，从直觉上来看，即使不像水晶那样清澈透明，也是一望而知的。“媒介即讯息”和“声觉空间”这两个比方却有所不同。虽然从直觉上来看，这两个比方的意思根本就不清楚，但是其指向却是清清楚楚的。至于“光透射”和“光照射”的分别，似乎是有趣而典型的分别，不过其重要性似乎被大大夸张了。麦克卢汉寻找的，似乎是这个方法在媒介中的表现，以及它对媒介的影响。不过，这好比听说“光阴似箭”就到空中去寻找测量箭速的钟表一样。

他这个比方和现实的混合使人不安。它渗透在麦克卢汉的一切研究工作之中。这是他思想锋芒的一部分。他的媒介二分对子，尤其显露出这种锋芒，比如“光照射”对“光透射”，还有更加著名、相互交叉的“热媒介”对“冷媒介”。冷热媒介是下一章考虑的内容。

在此，我们将会看到，“光照射”和“光透射”的区别有相当价值。作为一种工具，它可以解释新媒介的兴起和影响，可以进一步说明麦克卢汉研究方法的一些基本材料和成分。但是我们希望，这种说明不是手电筒式的反射。我们在第二章里已经讨论过这个研究方法的材料和成分。

我们从麦克卢汉的另一条路子说起，这是和第二章略为不同另一个视角。

第一节 科学和美学家

我记得多年前读过一个孩子的故事，那是19世纪的事情，这个孩子的父母文化水平很高。夏天，他们让孩子仔细研究草坪上的花，观察其质地，看花瓣的大小，看树叶的形状和排列，看叶子在树上的位置，看天空这个背景。父母很有把握，孩子将要成为博物学家，尤其是植物学家。可是他们错了。这个孩子对田野里花儿的色彩、形状和位置的强烈兴趣，是对这些东西本身的兴趣。他要成为艺术批评家，而不是成为科学家。

那个孩子不是麦克卢汉——麦克卢汉是1911年出生的。但是，孩子对花儿的兴趣，尤其是他与科学接近又大有区别的兴趣，也可以用来描绘麦克卢汉的研究路子。20世纪30年代，麦克卢汉在剑桥大学上研究生院。这是剑桥十二使徒

[1]

、罗素

[2]

和穆尔

[3]

在世纪初期的圣所，是理查兹新批评文论的发祥地，也是布鲁姆斯伯利文人圈子

[4]

的发祥地。麦克卢汉习惯把20世纪的科技产物当作原材料，他把这些东西用来构建理解世界的艺术大厦。因此，虽然原子裂变在理论科学和实际武器中显然都具有非凡的意义，而且麦克卢汉也是这样看的，但是他宁可把原子裂变当作一种看待世界的更好的方法——用原子流来射击世界，而不是被动地让原子流给世界提供照明，也不是远距离研究原子。实际上，虽然在混乱中寻求理解的方法，正是杜威及实用主义哲学认为的最好的科学方法（唯一可靠的产生真理的方法），但是麦克卢汉总是坚决反对哲学家的桂冠。他说：“我不解释，我只探索。”他宁可从自己的探索中搜求和提供洞见，就像美酒香花的鉴赏家搜求和提供洞见一样。因此，麦克卢汉和杜威的区别就像理查兹和穆尔的区别一样大——虽然理查兹是穆尔的哲学弟子。麦克卢汉认为，哲学及其方法论论争分散注意力，使我们不能够鉴赏世界及其技术机制。这样去理解绝对不意味着赞同这个技术世界，而是尽量直接把握它。这是麦克卢汉主张的方略。他认为这种方略最容易揭示隐蔽的效应。在这个意义上——他回避形式哲学，把科学当作人工制品——他的立场既是现代科学黎明期培根

[5]

的立场，即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看世界，而不是按照人家教你的方式去看世界，又是后科学时代的立场。他搜集科学发现而不是践踏科学成果，否则我就不会觉得他的成果饶有趣味了。

在他的马赛克拼图中，麦克卢汉抹平了科学以及技术的应用成果。其结果是，大大小小的发现，大大小小的冲击和阵痛，在他的图式里常常具有同样的分量。因此，使原子裂变是洞悉世界的深刻方法，是任何窗户和屏幕共同的属性：玻璃和原子加速器同样使我们窥见事物的内部，而不是在物体的表面匆匆一瞥。玻璃简单的透明属性，和不透明表面的反射属性相对，使玻璃这种平平常常的技术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在这一点上，玻璃的作用和原子加速器是一样的。更加先进的技术，比如玻璃做的电脑显示屏，也能够告诉我们许多信息。

玻璃背后涂上水银就成了镜子。于是，镜子是玻璃功能的例外，否则玻璃只具有让光线透射的功能。麦克卢汉也抓住了这个平平常常的技术，从中找到理解（或误解）媒介的意义。他说：“少年那喀索斯

[6]

误将自己的水中倒影当成另一个人。他在镜子中的延伸使他麻木。”（《理解媒介》p.51）结果他淹死了。只看水面而不是穿透水面去观察，不仅肤浅，而且危险。这就是这个神话给人的教益。

这并不是说，穿透事物去看问题就没有风险，而是说，这会给我们提供机会，使我们能够超越反射回来的自我影像去看问题。

[1]
剑桥十二使徒（Cambridge Apostles），剑桥大学思想社团，创建于1820年，成员含学生和老师，后衍生出著名的布鲁姆斯伯利文人圈子。

[2]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社会评论家、作家，分析哲学主要创始人，对符号逻辑、逻辑实证论和数学体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著有《数学原理》《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数理逻辑导论》，获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

[3]
乔治·穆尔（George Edward Moore，1873-1958），英国哲学家、伦理学家、实在论者，曾任剑桥大学哲学教授。代表作有《伦理学原理》《反驳唯心主义》《哲学研究》等。

[4]
布鲁姆斯伯利文人圈子（Bloomsbury group），布鲁姆斯伯利是伦敦一个地名，20世纪初期，这里聚集了大批文化学术精英，除了罗素之外，还有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福斯特（E.M.Forster）、约翰·凯因斯（John Keynes）等。

[5]
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国散文作家、哲学家、政治家，古典经验论始祖，近代实验科学方法鼻祖，著有《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新工具》《学问的进步》，他的大量散文作品在一般读者中产生了经久不息的影响。

[6]
那喀索斯（Narcissus），河神刻菲索司与利俄佩之子，美少年。回声女郎厄科（Echo）爱上他，但是他只爱自己在水中的倒影，不爱任何女人，致使回声女郎憔悴而死。他自己亦憔悴而死，死后成为水仙花。

第二节 动态的媒介解读

最早的照片是达盖尔在19世纪30年代拍摄的。这种摄影术被命名为“银版照相法”，是恰如其分的。这是光照射技术在媒介应用中的顶峰。它直接在银版上成像。倾斜到一定的角度，这些正片就像镜子。倾斜到另一个角度，它们又成为可靠而持久的人像。成为镜子的效果，并非有意为之——银版是达盖尔能成像的唯一办法。谁知道，在那些拥有小型达盖尔相机的人中，有多少人无意之间把心爱的人在一瞬间的影像捕捉住了呢？尽管他们在把可爱的形象永久保留下来时，并没有对这个奇迹特别迷恋（因此，在自私的时候，有的人把自己的形象也留了下来）。反正，英国的塔尔博特

[1]

等人很快就发现，不用银版也可以使照片长期保存。实际上，他们发明了另一种照相法：如何拍底片、用底片印正片、把正片印在各种载体包括纸上的办法。这样的正片都不是真正的镜子。于是，这样的静照最终落定到光照射的媒介上。印照片的典型载体，是印书和作画的纸张。实际上，大多数我们认为适合的东西，都可以用来印相片。

然而，把形象永远固定在一个照相底版上，无论其是否作为反光的镜子，都引起了一种动态的回应。这种回应将使艺术和摄影发生革命，并且最终产生了电视这种视觉媒介和个人电脑。

艺术尤其绘画率先记录了这样的结果。画家德拉罗什

[2]

第一次看见一张银版照片时，发出惊叹：“从今天起，绘画死亡了！”和他这个短命的惊叹相反，绘画这种令人钦佩的手工媒介继续繁荣。它独辟蹊径，超越了静照使动态世界静止不动的惊人成就。印象派大胆使用断色和速写笔法，有意识地暗示短暂的印象，捕捉和传达光的流逝。到了19世纪末的塞尚

[3]

和修拉

[4]

，这些印象派的继承人从捕捉幻觉过渡到了创造光线。麦克卢汉对这种更大的幻觉发表了如下的评论：“印象派把光线画在画布上。修拉把光线画得穿透画布，使绘画本身成为光线之源，为鲁奥

[5]

重新发现光透射的彩绘玻璃埋下了伏笔。”（McLuhan & Parker，1968，pp.24-25）

与此同时，摄影术用更加直接的动态手法来求动。安德烈·巴赞在《电影是什么？》（pp.44，45）中恰如其分地指出，静照拯救形象，使之免于在时间中“必然的衰朽”。如果此话不错，那么动照就把形象重新插入时间序列中，而且传达了“凝固的变化，宛若木乃伊”。电影中的动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幻觉。这个幻觉是靠快速放映静像传递的，眼睛觉得看见了一部连续不断的片子。虽然如此，在制作和放映这两个方面，动态是确确实实的。客观现实是动的，它被一系列静照捕捉在胶片上。胶片在放映机上是动的（此前，在爱迪生发明的连续照片放映机中，照片是在圆盘上转动）。因此，我把动态摄影术称为“速溶咖啡”式传播的经典例证（实际上是香农

[6]

和韦弗

[7]

的编码/解码比较俗气的表述）：世界之动（咖啡）被转化为一系列的静像，以便于运输（咖啡粉）。反过来，静像又被还原为动态，如电影片在放映机里通过（用水冲咖啡）。正如印象派暗示转瞬即逝的光线一样，电影实际上是凭借转瞬即逝的光线在运作——通过放映机。结果，绘画中纯粹的暗示，被电影中暗示和现实的混合取代。

然而，巴赞招魂术式的语言“凝固的变化，宛若木乃伊”，精彩地说明了两个问题：看电影的人和银幕保持距离；电影一启动，打在银幕上，其中的动作再也不可能变化。尽管电影不断在动，但是它还是打在一个平面上的光线。因此，麦克卢汉把它指认为光照射的影像。

但是，电影至少在放映过程中是动的，怎么能够说他是光照射的静态媒介呢？与此相反，后印象派修拉的点彩画，毕竟只是画布上一些静态的色块，又怎么能够把它说成是光透射的画作呢？

一半的答案是在这里：点彩画是故意不画完的，其彩点（即光）要由观者去加以整合，以求生动的效果。与此相对，看电影的经验至少是发生在一个平面上，成了一个更加完整的一揽子包装。我们看那些活动的影像时，并没有意识到组成整体的一个个成分。

因此，光透射媒介的动态冲击，来自于媒介召唤的积极参与。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冲击很像是与此相关的“冷”媒介（这是更加有名的典型的麦克卢汉术语）的冲击力。这个问题下一章将要详细考虑。

另一半的答案指向麦克卢汉媒介研究方法的一个基本特征——尤其是他那些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对子：光照射/光透射、冷/热。这个问题如果弄不清楚，就可能造成许多混乱。这个特征是：把这个方法用来研究功能或诉求相同的媒介时，其效果最好。这个方法的道理伸手可及、一望而知。因此，要欣赏作为光照射媒介的点彩画，就不能把它和电影比较，而是把它和其他形式的绘画比较，也就是和早期的印象派作品比较，尤其是和肖像画和风景画比较。它们都是“光照射”艺术品，作为静照的完成了的作品。

在麦克卢汉的心中，有一个和“光照射”的电影相反的媒介。这就是电视。它是能够充分说明“光透射”性质的视听媒介。

[1]
塔尔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1800-1877），英国光化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摄影术先驱，发明碘化银纸照相法，即卡罗式照相法（1841）。

[2]
德拉罗什（Hipolyte Paul Delaroche，1797—1859），法国画家，风格介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在历史题材画上有比较大的成就。代表作有《爱德华的王子》等。

[3]
塞尚（PauI Cezanne，1839—1906），法国画家，后印象派头面人物，西方人尊之为“现代绘画之父”。

[4]
修拉（George Seurat），法国画家，新印象派点彩派主要代表，追求色彩分析，用不同的色点构成画面，代表作有《阿涅尔的淋浴》《大碗岛上的一个星期日下午》等。

[5]
乔治·亨利·鲁奥（Georges Henri Rouault，1871—1958），法国画家、雕刻家，以表现主义手法将粗黑线条作为轮廓，使用活泼生动的色彩和简化的形式，风格比较接近表现主义，作品有《镜前裸妇》《敲鼓丑角》《老国王》等。

[6]
克劳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1916-2001），美国应用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供职于贝尔实验室、麻省理工学院，首创信息论（1948），提出信息熵的概念，著有《通讯的数学理论》《理论遗传学的代数学》等。

[7]
沃伦·韦弗（Warren Weever，1894-1978），美国科学家、控制论创始人，与香农合著《通讯的数学理论》。

第三节 泡在电视里的漫游人

只有麦克卢汉才能提出这样一个二分法：电影对电视。他认为，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大多数时候大多数人出门去看电影时的参与度和主动性都比较低。相反，电视要求的参与度和主动性却比较高。大多数人待在电视机跟前，或趴，或躺；或靠在沙发上，或坐在安乐椅里，或躺在床上；或清醒，或似醒非醒，或沉睡不醒。

仔细一审视，麦克卢汉的逻辑就一清二楚了。电影由一格一格的画面组成。它展示的是光化学手段记录的现实。就其核心而言，电影是静态的，它把一格一格全然不动的静态画面加以回放，使之动起来。与此相对，虽然电视可以而且经常播放电影片子，但是它的工艺流程是就是当前的电子传输过程。在实况直播的情况下，它播放的就是当前的实况，使我们能看见眼前事情的展开过程，使我们能看见随时都可能变化的新闻；它可以“中断”事情的展开过程，而电影从结构和机能上来说却是不可能中断的。仅仅从这一个理由来说，看电视是一种更加积极主动参与的经验。看电视的时候，观者随时都在对进行中的事情做出回应，或者准备做出回应。看电视的人不必正襟危坐，他可以慵懒地靠在沙发上，而不必西装革履站在那儿看。但即使这样懒洋洋地看，他也在时刻做出回应，他的参与也很深刻。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pp.272-273）里是这样说的：“看电视的时候，收视者成了屏幕。他受到光脉冲的轰击……电视的形象提供的数据通常是不多的，它不是一种静像。在任何意义上说，它都不是照片，而是扫描器不停地勾勒出来的轮廓。由此而生的造型曲线靠透射的光线，而不是靠照射的光线……”

在这里，麦克卢汉做了许多互相交叉的二元分别。这是典型的麦克卢汉风格。电视形象活跃、活生生的品格，即所谓“不停地勾勒出来的轮廓”，以及与静照的分道扬镳，就是他说的一个区别。电视形象要求人参与，因为它“提供的数据通常不多”。这是另一种区别，这个区别是冷/热媒介二分法的核心，我们将在下一章里考察冷热二分法。“看电视的时候，收视者成了屏幕”，这是第三个二分法。也许，这是最发人深省的区别，也是媒介的光照射/光透射二分法的核心。

电影院的布局是这样的：放映机在观众的背后，电影打在观众前面的荧屏上。而电视的播映却是从屏幕的背后开始，真正以收视者的面孔结束，或者说打在收视者的面孔上。通过电影到电视的这种逆转，麦克卢汉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线索：光透射媒介为什么是无法抗拒的。光透射媒介超越我们，而不是来自我们的背后，它暗示的东西多于原来就有的东西，因此光透射现象必然像是一个召唤我们进一步去调查探索的手指头。

在电视的情况下，正如我们在本书前面部分就已经看到的那样，我们调查和影响大众媒介的能力，过去和现在都是有局限的。

但当光透射的屏幕是电脑屏幕而不是电视屏幕时，上述局限就或多或少消失了。

第四节 屏幕与天空

连光透射的电脑屏幕也没有完全摆脱带有麻醉意义的镜子：无疑，在电脑上写作的人看自己写下的词语时，仿佛将其视为20世纪末和下一个世纪的“达盖尔银版照片”。然而，一旦接入网络，个人电脑就从文字处理器变成了文字选择器——而且正在逐渐成为形象和声音的选择器。因此，电脑屏幕成为通向无限可能的一个既虚拟又真实的境界。

把屏幕上遥远的小点比附为空中的星星，这似乎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太阳光当然是穿透天空的。但是，它的能量威力无比、令人目眩，所以我们能看到的，不是它穿透的蔚蓝色天空和朵朵云彩，而是它普照在万物上的阳光。与此相对，星星从遥远的太空向我们招手。（月亮和太阳系的其他行星一样，受太阳照射，并不发光，但它们仿佛是有星光穿透的、神秘的，因为它们还是从天空的彼岸向我们反射太阳光。在这一点上，它们还是像太阳及其他恒星，因为它们的反光和恒星的发光，毕竟很相像。）

太阳和恒星的区别，图书中的语词和电脑屏幕上的语词的区别，不仅仅是审美意义上的区别。我们在上一章里看到，太阳是集中性的灯塔。相反，恒星无论在布鲁诺的时代还是在我们的时代，都是走向极端非集中化的人类的预兆。同样，和手稿相比，图书是一种极端非集中化的媒介。和电脑屏幕上不断变化的字母相比，图书是固定信息可靠而持久的“中心”（在此，我们又看到媒介在描绘事物中的相对性质）。实际上，我们仍然需要中心。21世纪以后，书籍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媒介，我们对中心的需要也许就是唯一的原因吧（当然，我们不妨故意设计出一种电脑屏幕，使它显示的文字永远不变。不过，那将是一种特殊的书籍，见Levinson，1998a）。

麦克卢汉尽情享受窗外的美景，把它与看电视而不是看电影联系起来。他的这个审美观念，既适用于刚刚出现的电脑屏幕，也适用于自人类出现以来就存在的星空。这个审美观念对生活的各个方面隐含的命题，大大超越了审美观念本身。光照射和光透射的审美观念及其隐含命题抓住了麦克卢汉思想的光辉，抓住了他浩瀚的百科思想，也抓住了其持久的价值。一遍又一遍，我们发现他执著地区分这些微小的差异——有时显得鸡毛蒜皮，有时甚至难以看见。我们发现他似乎把这些细微的区别吹得神乎其神。但有时我们会遭到迎面一击而突然顿悟：原来他的思想很适合说明就在我们眼前展开的一种现象，或一件事情，或媒介的冲击。

今天，光线穿过电脑及其屏幕流向我们，它不仅来自无数超文本的场所，而且又流回显示屏，流回到真实和虚拟的世界，使我们能够去购物、经商、交友，去探索事物的关系。

我们遥望星星。这是因为电脑及其屏幕按照我们的想法把信息传送到地球的各个角落，而且使我们身体的移动比过去容易（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买车票、机票）；同理，天空的屏幕把我们引向太空，引导我们去登月，去造访其他的行星，而且总有一天，它将引导我们到行星以外去旅行。

上述两种光透射的经验有一个共同的成分，那就是某种形而上的、我们不完全知晓的东西。直言之：未来。这就是终极的光透射（the ultimate light-through）。

与不确定、吊人胃口、召唤人的光透射的未来紧紧相连的，是媒介的一种品格，麦克卢汉将其称为coolness（冷/酷）。他认为，从电影屏幕弹回的电影是“热”的。在这一点上，电影和焦躁、模糊的电视相对，因为电视是“冷”的。正如光照射媒介和光透射媒介的关系一样，电影像水一样冲洗我们的身体，在我们身上溅起水花，使我们惊讶。相反，电视把我们吸引进它的世界。

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要检查“热”媒介和“冷”媒介的上述特征和影响，而且要更新这方面的知识。这是麦克卢汉最生动、最招致批评的一对二分术语。“冷和热”

第九章 很“酷”的文本

麦克卢汉的冷热二分法，是他最有名、最遭人误解的工具之一，也是了解新媒介最有用的工具之一 。1967年，斯特恩（Gerald Stearn）编了一本麦克卢汉评论集。书名用得很好：《麦克卢汉：亦冷亦热》（McLuhan：Hot & Cool）。
撰稿人中不乏名流：汤姆·沃尔夫、乔治·史丹纳

[1]

和苏珊·桑塔格

[2]

。哈斯克尔·韦克斯勒（Haskel Wexler）一部叫得很响的片子就叫《媒介之酷》（Medium Cool，
1969）。在伍迪·艾伦执导的电影《安妮·霍尔》（Annie Hall）
里，艾伦和麦克卢汉出演的角色有这样一个镜头：艾伦把麦克卢汉从排队买票的暗处拉出来，纠正这位教授的一个错误，因为他很骄傲地说，电视是“热”（麦克卢汉认为电视是冷媒介——译注）的。教授的回答是：“你对我的研究一窍不通。你的意思是说，我大错特错。”剧中的教授可能受了一本书的误导，这是乔纳桑·米勒写的《麦克卢汉评传》，收入“现代大师”书系。书中用欢快的笔调说：“‘热’这个术语用来描写信息结构中的空缺，需要接收者积极推断讯息。”（p.97）这一解释和麦克卢汉的习惯用语真正是南辕北辙。

正如麦克卢汉大多数的探索一样，这个冷/热温度计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历史记录：首先是争先恐后的所谓理解，接下来是长期的沮丧和疯狂，拼命想把显然无法整合在一起的东西拽在一起。可惜，这样的沮丧对许多学者和随意的读者来说，成了他们旅程的最后一站。他们没有到达收获的时刻。持久而充分说理的追求，可以使人受益匪浅。主要的好处是为广义的文化做出评估和预测，用麦克卢汉喜欢的生态学来类比，就是提供“天气预报”。

人们常常迎风伸出一根手指头去感受气温，结果当然是一望而知：情况不明，条理不清。这正是麦克卢汉测试媒介温度的情况。但这也可以使我们较好地触摸到世间发生的事情，我们得到的感觉，也许比许多统计调查和抽象思想的效果还要好。

麦克卢汉使用的冷热观念，派生于爵士乐的俚语。大型喧嚣的铜管乐荡气回肠、使人陶醉，是热的。轻柔、悦耳的速写乐拨动心弦、动人心魄，是冷的。热乐队的喧嚣猛冲猛打，把我们击倒，我们既不拥抱它，也不泡进去。与此相对，冷乐调像清风拂面、流遍身上，嘱咐我们跟着感觉，就像魔笛手

[3]

一样诱拐我们的灵魂。

麦克卢汉首次充分展开论述这个冷热二分法，并且把它用于分析传播媒介，是在1964年出版的《理解媒介》之中。这个二分法以高清晰度和低清晰度为基础。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早在他1960年的打字稿《理解新媒介研究项目报告书》里就有了。他的观点是，热媒介喧闹、明亮和高清晰度的信息形象，涌向并席卷我们的感觉，很快就使之饱和。与此相对，冷媒介模糊、舒缓、低清晰度的风度，邀请我们一道去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给这个夜晚带来生气。已经成为经典的包括这样一些冷热对子：大屏幕的彩色电影是热的，小屏幕的黑白电视是冷的；小说和报章散文是热的，诗歌和公共场所的涂鸦是冷的；栩栩如生的照片是热的，简练的政治卡通是冷的；收音机、高保真收录机和立体声上丰富的音响是热的，难以抗拒但并非悦耳的电话铃声是冷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麦克卢汉认为，这样的热碳和冷风调节着文化环境的温度。它们给文化环境提供信息，又反过来从环境中吸取能量。依靠广播和电影运转的20世纪30年代，是热的时代。亮色、美发、连珠妙语、字正腔圆，时髦风靡。到了60年代，电视使文化大大降温。磨损的牛仔服，蓬松的发型，初露端倪、贴近自我感觉的潮流——所有这一切，按照时尚礼节，都成了领先的风格。

但进一步想，电视这个传递形象和声音的媒介，和广播单一传递声音的功能相比，怎么可能是冷的呢？在教科书中，散文要求的参与程度可能不如诗歌高，但毫无疑问，情书中的散文，却激发最深刻的情感投入。

后一个例子触及了本章的核心：网上交流——电子邮件、小组讨论、赛博空间的数字文本——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都是有史以来互动性最强的媒介。和固定在纸上的印刷品比较，其生命更加短暂，性质更像急就章，范围更宽广，速度更迅捷。因此，网上文本似乎冷到了绝对零度那么低。然而，它却成为一种特殊的印刷品，而且多半是散文。这似乎成了网络文本的专利。这样的媒介，用在报纸、杂志和书籍中，就是麦克卢汉最喜欢的、定位清晰的热媒介。

这是不是说，在数字时代，麦克卢汉的冷热二分法破产了，超过了它的服务期，成了不可否认的思想垃圾，搁浅在礁石上了呢？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明白，为什么情况不是这样。实际上，我们将会明白，电子文本必然获得并散发出冷的属性，其冷的程度超过电视不知凡几，而且它与最近出现的说唱音乐和昆汀·塔伦蒂诺

[4]

执导的电影是同步合拍的。我们将会明白，何以如此、为何如此。若想了解这个过程，首先就得仔细检查，冷热二分是什么意思——它实际如何运作，还要审视什么构成媒介，就是说，什么是冷/热效应的中介。

[1]
乔治·史丹纳（George Steiner，1929— ），法裔美国比较文学家、文化学家、文化批评家，先后在欧美几所大学执教，著有《悲剧之死》《通天塔之后》《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语言与科学》等。

[2]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美国文学家、文艺评论家、社会批评家，当代西方对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代表作有《反对阐释》《激进意志的风格》《论摄影》《在美国》等。

[3]
魔笛手（Piped Piper），据传，中世纪普鲁士哈默尔恩地区遭遇鼠疫，一位着花衣的魔笛手驱走鼠疫，未得到报酬，愤而拐走当地所有的孩子。

[4]
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1963— ），美国电影导演，擅长非线性叙事、难忘的对白和血腥的场面，代表作有《落水狗》《无耻混蛋》《低俗小说》等。

第一节 媒介温度计的要素

麦克卢汉认为，和没有视像的广播相比，和没有视像和声像的大多数印刷词语相比，具有声像的电视是冷的、未完成的。

怎么可能呢？

因为媒介之所谓冷，就是说它邀请人去补充细节，并不是取决于它启用的感官的数量，而是取决于它使用感官的烈度。如今，电视上的声音，和收音机、随身听和光盘上的声音相比，清晰度、深度和广度都要略为逊色。其差别根源是这样的：电视诞生时是“会说话头像”的媒介，广播（至少萨诺夫

[1]

1915年开办电台之后的广播）、录放机和唱片却是传递音乐的工具。况且，电视变为彩色、屏幕增大几倍、可以用录像机储存之后，它的视像感染力，与电影院里的电影相比，还是望尘莫及。和书里的印刷词语相比，它的可再现性还是大大逊色，它的生命还是稍纵即逝。

因此，电视一开始就是冷的，而且始终是冷的，虽然就感官的扫描范围来说，它不如对手。可以说，媒介扫描感知的广度——它诉求的感官的数量，它受众的规模——就成为一个冷热度的倍加器或加速器，只要其扫描的成分处在对应的媒介温度之中。暴露越多，衣着越少，样子就越酷，就越引人注目。

当然，媒介温度的比较，正如其他任何比较一样，如果别的因素相同，那就容易判定。电视冷的属性，在和电影院的比较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和电影院对应的视听阵容相比，也表现得最为明显。电话听筒里的微型扬声器，和收音机的热相比，就使得电话显得很冷（我们将要看到，电话固有的互动性也使得它冷的属性凸显出来）。在这一点上，它就像诗歌简洁的属性；诗歌和散文相比，显然要冷得多。

凡是探索、阐述和应用冷热二分法的时候，上述轮廓分明的比较都是有用的出发点。关键是不要止步不前，而是要准备做一番调查，就像我们在上面所做的那样。电视是冷媒介。在这一点上，它不仅和同胞姐妹电影相对，而且和广播印刷相对。换句话说，冷和热不止是一种媒介和他种媒介在相对尺度上的比较。更准确地说，冷和热是人所使用的媒介的属性。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属性具有持久性，无论环境中存在的其他媒介是什么。

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电视或别的什么媒介具有永恒不变的形而上的冷热属性。相反，在被人使用和发明的压力之下，媒介总是处于演化之中。这就使之随时可能显示“温度”变化。如上所述，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问世以来，电视的温度已经上升。它现在是彩色的大屏幕，还可以用录像机再现。然而，它仍然是冷的媒介。换言之，用麦克卢汉的话来说，这些升温的情况，还不足以烧穿和改变它的冷包装。也就是说，你在客厅里看大屏幕的索尼彩电，即使它配了录像机，它的表现力还是不完全的。电视“升温”的情况还不足以改变它的冷包装。

同理，在20世纪中，印刷词已经凉爽了很多。在纸皮书、麦克卢汉著作的夏日凉风吹拂之下，在《连线》杂志有意识地给它的页面和板式降温之后，印刷词语的温度是大大下降了。但是，虽然19世纪的大部头书籍杂志和今天很光滑的多媒体印刷品已经大相径庭，然而它们把文字固定在纸张上这一点还是相同的。自文字诞生以来，其固着在纸上的特征，始终是它有别于其他媒介的界线之一。这个特征使它比稍纵即逝的媒介要热一些。稍纵即逝的媒介跨越言语，到电视这样的范围。

然而，文字在屏幕上出现之后，可能就是另一回事了。这种文字似乎是一种新型的杂交媒介，似乎是热文本和和冷电视各半的混血儿。它们的特质会互相删除，使屏幕上的生活不冷不热，像温吞水那样既不形象鲜明又不富有魅力吗？我们已经知道，情况不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可以再问，哪一个特质、哪一种温度会最终占支配地位呢？换句话说，结果会不会是百衲衣似的媒介呢？

答案取决于这个因素：一种媒介如何使用其他媒介的内容。我们在第三章里已经看到，每一种媒介都像中国式的七巧盒，像躺在睡床里的洋娃娃——媒介层层相套，媒介里还套着媒介，直到最古老的思维这种媒介本身。我们接触任何一种媒介时，都体会到走在它前面的媒介，听见它们的声音，看见它们的面孔，感觉到它们的呼吸。一种新媒介的独到之处，在于它以什么方式使我们注意它所包含的旧媒介。在电影院里放的时候，电影是高于生活的、热烈的剧场体验，观众的欢笑、惊叹、啜泣、鼓掌使之得以完成。在电视上放的时候，电影却成为一个迥然不同的媒介的内容。这个媒介既冷又孤立，更加需要我们热烈的参与。在录像机上放的时候，我们可以停下来思考，可以重放，可以快进。此时，电影又成了另一个很独特的媒介的组成部分。用赫鲁晓夫令人惊叹的话来说，看录像带就像是“看书”。1959年7月，和尼克松进行“厨房”辩论时，尼克松请他看录像，他说出了这样的感觉。

这意味着，无论印刷词语的遗产是多么热，它都要让位于屏幕上比较冷的文字流，因为那些可以无限更新的不确定的屏幕，是近似于书籍发送文字的媒介。

但是，冷媒介的胜利涉及一个超越个人电脑及其网络应用的因素。冷热属性并不是在真空中单个媒介运作的属性。与类似的媒介所做的比较，最便于观察媒介的冷热特征。而且，这些冷热特征对总体的文化产生影响。反过来，文化又挑选冷热适度的媒介。

事实上，对麦克卢汉而言，作为冷媒介的电视，有一个最重要的结果：它给我们的文化、态度和人际行为吹进了一股新风，它引导我们去珍视其邀请，它以柔声细语向我们宣示了环境的沉闷。

支配20世纪前半叶的热文化成分，当然还要继续保持其冲击力。但是，电视时代总体的温度下降，使冷电脑的来临绝非巧合。我们的文化等待着电脑的来临。

[1]
大卫·萨诺夫（David Sarnoff，1891—1971），美国工程师、将军、无线电广播之父，曾任美国无线电公司（RCA）总经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任命为将军。

第二节 文化的影响

1964年，麦克卢汉把冷热两个术语用于媒介时，它们已经获得了丰富的内涵，大大超过了它们滥觞于爵士乐的含义。从此，它们的外延更加拓宽，传播更加广泛。

长期以来，冷总是可取的——不仅可取，而且至少在过去的十年中，冷是“很酷”（way cool）的。不过，热也不是等闲之辈。毫无疑问，至少一家汽车公司是这样想的。以其广告为证：“丰田热，热，热！”（Torota’s hot，hot，hot！）

冷的内涵是深刻，在轻松无为之中和宇宙同步，和它如今与将来的样子协同一致。冷是柔声细语的深度参与，是与未来协调合拍。相反，热却是跑车、快餐、生活快车道、闪电式邂逅、势不可挡、猛烈——是美女、俊男、漂亮的击球手、人见人爱的婴儿，是“拥抱我”，“看着我，让我神魂颠倒”。

可见，我们的文化理想是不热不冷，因地制宜，因势制宜。换言之，就是给人最大的报偿，就是按照时代的要求，该冷就冷，该热就热。

这并非总是轻易之举。在《理解媒介》相关的两章（“冷媒介和热媒介”，“过热媒介的逆转”）中，麦克卢汉说明，一种或一群媒介可以把大文化炒热，又说明热文化常常刺激冷媒介的兴起，反之亦然。这是一种维持恒温和平衡的功能。他这个观念是从伊尼斯那里学来的，伊尼斯是他的同胞、媒介研究的精神导师。伊尼斯认为，文化是一种拉锯战，受时间束缚的媒介或容易保存的媒介是一方，空间上延展的媒介或容易传播的媒介是另一方。（见伊尼斯《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1950
］，《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1951］）。后来，麦克卢汉把这个观点加以拓展，写进他的“媒介定律”或“四定律”理论（见本书第十五章）。处在这样的拉锯战中，人们常常被弄得很狼狈，来不及着装——至少是来不及得体地着装，以应付忽冷忽热的媒介时尚。

库克和穆尔出演的经典影片《迷魂阵》

[1]

（1967）完美地表现了这场拉锯战。为了实现七个心愿，穆尔与魔鬼（库克饰演）做了一笔浮士德式的交易。他的一个心愿是变成猫王（Elvis Presley）一样的摇滚歌星。可惜，他的欢乐好运不长。等到电影发行时，曾经炙手可热的猫王已经被贾格尔（Mick Jagger）这个新偶像取代了。可怜的穆尔猫王与时代的温度不合拍。一直到90年代，杰格尔仍然是冷的偶像——至少对于比尔·盖茨这样婴儿潮中出生的人来说是如此。微软视窗95广告的主题曲，是滚石乐队的“让我陶醉”（“Start Me Up”），这一点就足以为证。

麦克卢汉在研究美国政治力量的冷热消长中春风得意。艾德莱·史蒂文森

[2]

的文字才干成为电视时代的首批受害者之一。电视偏爱的是艾森豪威尔（D.Eisenhower）这样的人物。肯尼迪的风趣和诗意辩才对着摄像机表现得淋漓尽致。1960年，肯尼迪和尼克松在竞选总统辩论结束时的调查表明：肯尼迪在电视上占了上风，尼克松在热烈、严肃和口齿清晰的广播上占了上风。但是，1968年尼克松和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对阵竞选总统时，汉弗莱对观众热情洋溢的样子使他比尼克松“热”，而尼克松却学乖了，他在电视摄像机面前略微收敛了一下面部表情和论辩逻辑。然而，在后来的水门事件中，电视笑到了最后，也笑得最好。尼克松否认他有罪的认真劲头，在印刷品和广播上应该是理由充足的。可是在电视上，他却像是政治漫画中的恶棍——他的眼神似乎游移不定。那个时代留下来的一幅经典的政治漫画，是赫布洛克

[3]

作的。画中的尼克松把白宫总统办公室里的办公桌翻过来，蹲在办公桌边上喊叫：“当差的，来抓我呀！”

上述冷热媒介的解读，大多数都有相当的合理性，而且上述的例子听起来也是真实可信的。不过，其他一些因素在上述政治人物的命运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麦克卢汉没有活到80年代，未能看到对上述解说提出的最有力的挑战。在这十年里，里根在两次总统竞选中，以很大的优势击败了他的竞争对手。和不善辞令的卡特、低调的蒙代尔相比，里根本来是一个热性的候选人。

里根昔日的温热性（warmth）在80年代这个“冷”时代之所以成功，可以用此时的热成分（hot elements）来解释。这些所谓热成分有电视的升温，已如上述；早期的个人电脑也比较热，相当依赖固定、僵硬的程序，即热的程序，早期的程序比后来设计的程序要热得多。我们还可以到里根本人的风格中去寻找冷的成分——他可以举重若轻而不必滔滔雄辩，这是他的个人商标，是他在50年代的电视广告里磨砺出来的辩才。

从对里根年代冷热度的文化评估中，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教训：冷热这个分析工具应用在政治上，是有局限的。实际上，我们可以从中构建一个一般的原则：这个方法离开它的源头越远，它的试探性、矛盾性就越强，有效性就越低。用来分析音乐、电影和衣服（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在许多情况下，衣服首先是个人传播的媒介，其次才是防御自然力的手段），其效果是很好的。

这个方法也有它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特征。1988年，老布什对张口结舌的杜卡基斯的胜利，是“热”性辩才的胜利。但是，克林顿1992年对老布什的胜利和1996年对多尔的胜利，毫无疑问还是因为他在许多方面都比他们冷。

冷热旋涡对全局文化的某些方面，很少有什么影响。一个例子是科学事业。毫无疑问，文化期待指挥着科学研究，管束着对科学发现的初步解释，然而，外在现实中的证据，早晚总是要克服流行观念另辟蹊径。否则，我们就不会在哥白尼、达尔文和爱因斯坦的水平上产生科学革命了。这里的关键因素就是外在现实。虽然它是通过感知、观念和媒介过滤给我们的，但是关键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却不以这些东西为转移。卡普拉（Fritjof Capra）大概给《物理学之道》（The Tao of Physics，
1975）编了一个通俗的故事——这个调子至今还在一些书里余音袅袅。蒂普勒（F.Tipler）的《长存的物理之道》（The Physics of Immortality，
1994）宣称，未来已然存在，而且管束着现在——不过，科学的真正进步仍然来自于实验和观察的强劲势头。现实一锤定音，无论其温度是冷是热。

然而，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的通俗文化却经历了普遍的降温，这一点毋庸置疑。软色、软声、软件等，全都提供了静悄悄的港湾，吸引我们注意，带动我们参与。这里有一个意味深长的讽刺：电视把我们吸引到街上阴凉的一边，但是它并不具有互动媒介的天然属性。麦克卢汉认为，缺乏互动性是电视一个最重要效果的源头：电视这个媒介刺激了人参与的欲望，但是它又不容许人参与，所以看电视的人产生了一种难以满足的需要——伸手触摸和被人触摸的需要。这样的接触是光透射媒介的触摸，是尽量身体接触的触摸。从精神治疗的手拉手小组（touchy-feely groups），到披头士的歌《我想拉住你的手》（“I Wanna Hold Your Hand”），以至性革命等新潮流，都是追随这种对触摸的需求，或者受到触摸的推动。

但是，如果一种媒介温情脉脉地邀请我们参与互动，同时又能吸纳和容忍这种互动——或者可以让人去进一步追求这种互动——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结果会怎么样呢？如果参与的可能性已经植入了硬件本身，如果这种硬件以低姿态、不完全显山露水的方式邀请我们去参与，结果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得到了电子文本及其后果。

[1]
《迷魂阵》（Bedazled）
，斯坦利·多南（Stanley Donen）执导，英国喜剧演员库克（Peter Cook）和穆尔（Dudley Moore）编剧并主演，表现浮士德式的交易，魔鬼（库克饰演）收买年轻人（穆尔饰演）的灵魂，允许他提7个心愿。

[2]
艾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1900—1965），美国政治领袖、外交官，协助建立联合国，出任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1961—1965）；机智幽默，善辩；1952年和1956年两次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总统，均败在深孚众望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手下。著作有《伟大的召唤》《余之所见》《友与敌》等。

[3]
赫布洛克（Herblock），《华盛顿邮报》政治漫画家的笔名。

第三节 互动的文本

电视为这个冷时代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它并非传播革命中第一个低姿态的媒介，而且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媒介。立下头功的是电话。电话是1876年发明的，它是印象主义那个冷时代的第一个孩子，又反过来对印象主义起到一定的催化作用。绘画、诗歌和音乐等领域的印象主义是那个冷时代的产物。

电话的音质相当差。传递丰富的声音时，它只能传递其表面，不能传递其冷的实质——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但是，它之所以要求打电话的人互动，还有一个更加迫切的原因：无论音质如何，它本质上就是一个互动工具。事实上，你很难对电话铃声置之不理。你总是希望，来电话的人至少能够提供一点东西，以利于完成你的事业、幻想或被人接受的需求。无论这希望多么微弱、多么不切实际，这个希望总是有的，而且几乎总是不可抗拒的。几乎没有什么其他活动能够取代它的优先地位。传播学家早就开玩笑说，正在做爱的夫妇受到“电话插足”（telephonus interruptus）时，总是不胜其烦。这个笑话常常是真的。

正是这样，电话另一端的拉力，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拉力，实际上是强大无比的互动拉力。所以，无论电话声音多么强烈、多么清晰，它还是一种冷媒介。事实上，电话始终是冷的，一百年来其音质没有发生多少深刻的变化。我们可以猜想，这与其互动性有关，因为电话把我们锁定在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冷性的封闭圈子里。不是低姿态产生它的互动性，而是互动性锁定了它的低姿态，使高姿态没有必要。

与此相对，非互动的冷电视在一定程度上热了起来。电视在色彩、屏幕尺寸和重放功能方面增加了热度。上文已经就此做过讨论。它之所以对我们的文化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就是这个原因吧。这使它和电话相对。不管电视图像是多么短暂，它总是我们观看的东西，总是我们集中注意力的东西。电话处理短暂的信息，电话录音机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抗这种短暂性。在处理短暂信息这一点上，电话可能是太冷了。它在我们文化里的运作无孔不入，我们对它的作用浑然不觉，所以它不可能对我们的文化产生一望而知的影响。

但是，视觉文本即作为原型媒介的散文成为冷电话的内容之后，接踵而至的后果是什么呢？

早期对个人电脑的评价是，电脑是一种强化了的电视屏幕，也可能对认知过程产生类似的影响（要么没有影响，要么就是有害的影响）。至今，波斯曼等媒介批评家仍然持这样的看法，比如他1994年2月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纪念卡尔金的讲话，就持这样的观点（顺便补充说明，我这本《数字麦克卢汉》也是献给卡尔金的）。相反，比较聪明的使用者（请容许我忝列其间）认为，如果把电脑当作新型书籍，也许更加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在第七章已经看到，联邦最高法院裁定《传播风化法案》违宪，其根据显然是：互联网像印刷媒介，不像广播媒介，因此它更加需要充分享受《第一修正案》

[1]

的保护。见Greenhouse，1977。）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接上全球电话网（world-wide telephone system），个人电脑就立即超越了电视和书籍的功能。它成了一种特别的电话：不仅保存了电话强大的冷性互动，而且放大了这个互动功能。实际上，电脑不是只有两个父母，而是有三个父母——书籍、电话和电视。后面这两个父母是冷的。凭借其冷的属性，网上文本不仅是自然而然的，而且是轻松流畅的。

把文本传到互联网上，就是把热性的印刷物放进全球电话网络冷性的互动环境之中，而这个电话网又是准备了屏幕的。这是文字史上一个具有洗礼意义的断裂点，而且必然是人类生存经验的一个转折点。字母文字和印刷文字固定的、线性的具象，一直是文字的界定性特征。这个特征使文字成为了不起的热媒介。苏格拉底很早就抱怨文字的这种热性。在柏拉图写的《斐多篇》里，苏格拉底忧心忡忡地说：文字和口头对话不一样，它给提问者的回答，始终是千篇一律的。他渴望一种“明白晓畅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能够捍卫自己，它能够行之所当行，止之所当止”（《斐多篇》，第275-276段）。现在回过头来看，哪怕最古板文本的在世作家，我们原则上也是可以向他们提问，请他们解释的。而且，私信形式的文本总是引起固有的互动性。只不过，它是一种滞后的、非同步的电话交谈而已。但是，时间是无法逃避的凡人俗务的本质。在世作家书面回答的滞后性和私人通信的滞后性——在不同步的互动回答和再回答中消耗的时间，可以使互动失去大量的冲击力。理查兹在《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
1929）里，忠告我们尽量让文本自己说话。这也许不无道理。因为一个作家在作品问世许多年以后做出的回答，未必是可靠的向导，未必能够指明他过去写作的意图。

然而，网上的文本使我们有能力进行即时的互动。实际上，早期上网使用留言板（bulletin boards）和商业系统的美国人，80年代中期使用“迷你话屋”（“Minitel”）的法国人，都已经发现，网上即时同步聊天比当面聊天还要更加煽情。麦克卢汉的“冷”观念可以帮助我们知其所以然：电话上的聊天是一揽子包装好的，它可以告诉我们对方是谁，他的语气透露了他的情绪，等等。这些细节可以被认为是从面对面聊天拿过来的加热因素。面对面的聊天有许多热烈的、高清晰度的信息。这样的信息在电话上逗留，慢慢地给电话环境加热，也就是慢慢地给它“解冻”。但是，面对面聊天的许多信息在网上荡然无存。网上聊天的人，只能够依靠写下来的话去了解对方。难怪手指头半夜在键盘和鼠标上游戏时，一切抑制都不复存在。难怪网上聊天完成的虚拟关系在全世界大行其道。电话线上聊天的文本比面对面聊天更加“酷”，更加勾引人。网上聊天常常会成瘾（心理上的瘾），就是因为它的表现方式妨碍我们得到充分的满足。

这一点非同步性能强化互联网混合媒介的冲击力。用户交流网（Usenet）上的聊天人很快就能得到回应，几分钟、几小时，最多不过几天就有人回应。20世纪80年代初期，西部行为科学研究院发现，网上交流是理想的思想对话的节奏：参与者有更多的时间掂量回应，持久的文字记录，全球范围的参与——所有这些特点结合起来，使网上研讨会比典型的面对面会议更加多产。自那时起，授学分的网上课程也记录了类似的、始终如一的结果：非同步的互动在网上的节奏是几分钟、几小时或几天，而不是几周或几个月，这就使参与的质量和数量都超过了典型的课堂面授。在面授时，常常是一次一个人（通常是老师）说话（Levinson，1995b）。因此，网上交流使我们得到了一种凉爽的中间地带，最大限度的参与随之产生，因为这为参与者解除了两套紧箍咒。一套是面对面会议典型的抑制性因素，一套是与传统的信件相伴的怠惰，以及与图书馆借书相伴的非互动性。和固定地点的（place-based）、按照书本节奏的（book-paced）即书本-糨糊式的（book-paste）学习比较，网络教育前进了一步。它传承了过去导师制度的一些优点。导师制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大众教育取代（只有在牛津和剑桥，导师制度还在运行，最近才引进导师制度的只有英国开放大学）。网络教育有一个关键的特点，原则上它能涵盖全球。在这一点上，它和面授必然的定点局限形成对照，无论面授是采取小组辅导还是大班上课。

毫无疑问，麦克卢汉会提倡“酷”性的网络教育。他在《理解新媒介研究项目报告书》（1962，pp.14-15）里说：“我的整个教学计划以这个原则为出发点：低清晰度是优秀教学的必要条件。详尽无遗的一揽子计划没有给学生提供参与的机会……电话电视之类的低清晰度媒介成为主要的教育工具，正是由于它们提供的是不充分的信息。”他这个期望在电视上已经实现了一部分，在电话上还根本没有实现。但是，凭借个人电脑的网上课程，由电话通过“计算机会议系统”收发的文本，加上中心电脑和互联网——这就构成了理想的很“酷”的“优秀教学”论坛。给这个“优秀教学”下定义的不仅有麦克卢汉，而且还有杜威、皮亚杰

[2]

、蒙台梭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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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教育理论家。他们都强调，老师的重要作用是促进学习（而不是讲课），学生的重要作用是积极主动学习（关于非被动学习，详见Perkinson，《从错误中学习教与学》，1982）。

文本互动的冷性动力，在演化的过程中，聚集了能量和质量，这一点并不奇怪。几十年前，纳尔逊已经预计到超文本及其链接，虽然他说的是没有完全实现的集中化的大型主机系统（见Nelson，Literary Machines，
1980/1990）。超文本及其链接使上网者有机会连接隐蔽的知识，这样的机会难以计数。你在阅读网上超文本时，可以点击麦克卢汉，谁知道它会把你引向何方。你可能会接上麦克卢汉著作的网上宝藏，只要它们存在。不过，你也可能想检索关于麦克卢汉研究成果的网站，而且是本书写作时还没有问世的研究成果。一方面，你敢肯定，大量的信息不费吹灰之力，那只是点击一两次的问题。另一方面，你、我、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这一两次点击的知识会是什么结果，因为它在不断重组、增加并建立新的链接，这样的变化无穷无尽。因此，网络及其超级链接构成了“冷”系统的典范。它像一股清风，摩挲着知识暖房里的每一片绿叶，给他们带来丝丝凉意，而且给里面的植物传精授粉。

难怪，网络及其网页对于有精神追求的人来说，是吸引人的香草。难怪，它使出版的性质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我们下一章将会明白这一点。同时，读者在网上自己编书的过程是很“冷”的，因为每一次浏览的情况是迥然不同的。上网浏览这种“冷”的过程已经和我们通俗文化其他“冷”的侧面连接起来了。如果不是挂在网上的超文本电影，《低俗小说》（Pulp Fiction）
以及较早前的《落水狗》（Reservoir Dogs）
又会有什么影响呢？这样的超文本电影由非常复杂和迥然不同的叙述片段拼凑而成，它邀请观者自己编故事。说唱音乐及其最低限度的开放结构也发出类似的邀请。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我们都看到互联网之前的热媒介降温——在我们的文化环境气温猛降的影响下降温了。（关于说唱音乐和电脑文化同步的一些有趣的思考，详见Benzon，1993）。实际上，能够打电话进去的广播谈话节目，也使广播大大地降温。电话和广播的结合，已经开始打破老式的偷窥者“冷”性的堡垒。这种“冷”性是电视的特征。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麦克卢汉的恒温原则和逆转原则在发挥作用。电子文本普遍的冷性使我们需要一些细节，一些温暖，以防我们在网上冷得发抖。网上使用的视窗软件及其后代具有很多的变异，太像卡通，不可能给我们提供很大的热量。但是，我们心里想着网上呆板的照片，渴望知道网页作者的样子，渴望看见网上描写的地点和事件——所有这一切，都是想匆匆钻进一个避寒的港湾，是想急忙抓一块遮羞布，因为四面八方变革的冷风越刮越猛了。

一想到文本，无论其冷热，我们都必然将出版作为焦点，因为未出版的、除了作者之外谁也看不见的文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本。传统的出版机制、极端集中性的合伙人都喜欢终极的产品——这一切都已经在60年代受到炮轰，因为除了诗歌之外的大多数文本还是偏热的。麦克卢汉指出，复印机把每一位作者变成出版人。

下一章对当代这一发展过程进行追踪。现在，撰稿人只需要极低的费用，就可以立即给全世界的受众发表自己的东西了。“人人都出书”

[1]
《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美国1787年宪法墨迹未干，就开始了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权的争吵，改法案是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地方”政府向联邦政府争权，公民向政府争权，于是就产生了第一宪法修正案，一共10条。

[2]
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瑞士心理学家，日内瓦心理学派创始人，提出“发生认识论”，在国际心理学界产生重大影响。代表作有《儿童的语言和思维》《发生认识论》等。

[3]
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1870—1952），意大利教育家、医师，创办“儿童之家”，提出蒙台梭利教育法，强调使儿童的潜能达到自由发展，代表作有《蒙台梭利教育法》《启发人的潜力》等。

第十章 生锈的守门人

托马斯·格雷

[1]

在《墓园挽歌》里抓住了文学成就和公众认可难以传世的残酷性：“万千的宝石，纯美的光泽，平静/深不可测的大洋，神秘的黑暗，承载/万千的花朵，姹紫嫣红，无人观赏/幽香四溢，空中荒漠，枉自飘荡。”（1751）

大约二百二十年以后，在网上革命的前夕，约瑟夫·阿加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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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潜在的读者说：“在编辑同意发表我的东西之前，在我的编辑得到出版商同意出版之前，我无法和你们交流。”（Agassi，1982，p.239）这段话找准了互联网之前每一位作者面对的障碍。除了亲朋好友之外，除了几份手抄本能够流传的范围之外，如果他想把作品送到更多的读者手中，他就必然要遭遇这样的障碍。因为打破这个面对面的圈子，他需要传播过程中另一方的合作。这另一方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其任务是以充足的数量复制和发行作品。这就是说，在一定的意义上，作者的作品必须要得到起关键作用的第二方的批准。否则就只有冒险在格雷《墓园挽歌》中所写的万神殿里，了此一生，成为“一位不能放声歌唱、默默无闻的弥尔顿。”

[3]

也许，我觉得阿加西“心的呐喊”特别动人，因为我是他的编辑，他需要得到我的同意才能发表那篇文章。

[4]

不过，我自己也写东西，所以我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知道他从那个角度描写的沮丧情绪。我还知道，由于要得到出版商的同意，受到危害的可能就远远不只是作者的血压了。我知道，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1945）差一点胎死腹中，因为他的“美国朋友……征求一位著名的权威的意见时，这位权威的决定，这本书中的内容对亚里士多德不敬……因此不适合送出版商出版。”（Popper，1974，p.95）可是，许多人认为这本书是捍卫自由的，振聋发聩，就像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
一样。由于贡布里希

[5]

和哈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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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时干预，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才得以出版。阿加西给我赐稿时，我正在编辑波普尔的纪念文集。

我还知道，麦克卢汉对出版商也怀有同样的不满情绪。他常常指出，而且是津津乐道地说“复印机使每个人都能出书”。但哈考特（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出版社把他的《把握今天：自动出局的行政主管》压了几年（1972年交稿，1978年才出书）。双日书局（Doubleday）和他也不能就《媒介定律》的出版达成一致意见，虽然签了合同，还是不得不转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且是在他去世后的1988年才得以问世。

不过，我还知道，复印术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虽然70 年代的复印术已经廉价普及，但是复印出来的东西还是不像书报杂志，甚至连学报都不像。书报杂志是印刷机问世以来作者喜欢的媒介。因此，正如麦克卢汉的许多其他论述一样，用复印机的人是出版人的说法，仅仅是一个比方而已。

然而，正如他的许多其他论述一样，这个比方也是先知先觉。

因为，我在编辑波普尔文集《寻找真理》（In pursuit of Truth，
Humanities Press，1982）时，并不知道，两年以后的1984年6月，我会用凯普洛Ⅱ型个人电脑开始网上授课，并取得上网的基本经验。今天，任何一位上网的人，有了自己的网页以后，都成了出版人。

本章考察的是，上网经验对出版、写作和日益增加的网上读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们先讲出版守门的黄金时代，阿加西谴责这样的机制，麦克卢汉预言它会分崩离析。

[1]
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1716－1771），英国古典主义诗人，代表作为《墓园挽歌》。

[2]
约瑟夫·阿加西（Joseph Agassi，1927— ），以色列学者，曾师从卡尔·波普尔，著有《科学与文化》《科学与科学史》、《以怀疑主义观照科学》《批判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与科学》、《哲学人类学初探》等。

[3]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诗人，对18世纪诗人产生深刻影响，创作大量诗歌和散文，代表作有长诗《失乐园》《复乐园》，诗剧《力士参孙》，政论《论出版自由》等。

[4]
莱文森编辑《寻找真理：波普哲学研究论文集》（1982），约瑟夫·阿加西是撰稿人之一。

[5]
贡布里希（Ernst.H.Gombrich，1909—2001），英国美学家、艺术史家，著有《艺术与世界》《艺术与错觉》《艺术方法论》《艺术的故事》《艺术与人文科学》《理想与偶像》《秩序感》《图像与眼睛》《艺术与科学》等。

[6]
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1899—1992），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代表人物，批判凯恩斯的福利国家思想，代表作有《价格与生产》《资本的纯理论》《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通向奴役的道路》《法律、立法与自由》《货币的非国家化：共存货币理论与实践的分析》等。

第一节 两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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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

书上的白纸黑字变不了，无论手写装订的书还是大批量印制的书都是如此。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作者本人要校对勘误，然后才敢把黑字固定在白纸上。印刷机问世之前，原创性的文本和经典文本比较，数量是很小的。修士们抄书的工作日程，就是确保在保存珍贵的古代知识时，没有歪曲的东西被塞了进去。

有人也许认为，印刷机使书籍的独特性有所减少，所以它会使上述情况完全改变。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情况的确如此。路德

[2]

宣告，人们可以自己读《圣经》，可以在神圣的问题上不寻求教会的中介，因为印刷机可以印制足够多的书来满足教徒的要求。于是，人们在罗马教会的门外思考《圣经》。同样，虽然伽利略被劝诱到罗马教廷去放弃他的哥白尼日心说，但是他的书在其他地方还是照旧发行，并进行抗辩。这个例子和其他例子说明，印在书上的文字是凝固不变的；一旦进入流通，连威严的罗马教廷也对它奈何不得、无法修改了。一千多年来，凝固在书上的文字已经掀翻了禁锢的大门和守门人。

然而，印刷王朝又在新的层次上设置了自己的守门人，因为编辑和出版人承担了签发稿子的责任，他们要对滚滚而来的新文本的各方面进行把关，从事实的准确到拼写的无误。其逻辑是，手稿中的错误，一旦进入数以千计的复制件时，问题就非常复杂了，因此印刷品需要守门人的特别注意。在手稿时代，拼写的分歧多变，几乎和发音一样五花八门。到了印制的书籍里，拼写几乎成了永恒不变的博学的徽章。

印刷机到来后，守门把关不是取消了，而是以新代老、放大加强了。这是媒介历史上的重要时刻。教会本身作为出版质量的头号仲裁者，被拉下马了。但是，每一个印刷中心实际上成了与作者对立的教会，作者手稿的出版要得到它的首肯。起初，这种非集中化的受益者是民族国家。这些国家的君主们对羽翼渐丰的出版机构实行严格的控制。这个出版模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中后期。苏联的政治局实行的把关，和教会的统治集团一样，是柏拉图的哲学王（philosopher-king）守门思想。事实上，在广播和其他新媒体的情况下，守门思想一直要延续到21世纪（关于出版业在欧洲的兴起及其后果，详见本书第七章，以及Levinson，1997b）。

在欧美的大多数民主社会里，出版业摆脱了政府的约束，凭借广告在经济上站住了脚。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明确禁止政府充当守门人：“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在执行的过程中，《第一修正案》屡遭违背，尤其是在20世纪（Levinson，1997b）。但是守门思想的继续还有一个更加根本的原因：不在政府控制之下的媒体自己发挥守门人的作用。起初，教会企图给整个基督教世界把关。接着，十多个民族国家企图仿效。稍后保障媒体自由的努力比如美国的《权利法案》既成为出版权的保证，又成为保守信息的权利。两面神并没有被消灭，甚至没有被削弱。他仅仅是被克隆了，而且是大规模地被克隆了。

在一定程度上，使新闻界摆脱政府控制的广告本身，就使新闻界守门思想不可避免。巨额的广告收入取决于每一期报纸的出版。其版面都经过精心的分配：X数量的新闻配Y数量的广告。报纸不可能刊登所有的新闻，必须小心翼翼地取舍它刊发的新闻。书籍的经营不同，但是结果还是有类似的限制：出书有特定的成本，从纸张、印刷、装订到发运，出版商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衡量出什么不出什么。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报纸的把关更加隐匿，因为它们总是声称印发一切新闻，而不是它们允许过关的新闻。所以《纽约时报》才在刊头宣称刊发“一切适合印发的新闻”（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更加实事求是地说，这一警句可以修改为“一切我们认为适合印发的新闻”（All the News That We See Fit to Print）。

“读者来信”据说是对守门疏忽和错误的补救。就是说，如果报纸没有刊登什么重要新闻，或者某篇报道有闪失，一位警觉的读者会来信提请报纸注意。遗憾的是，有限的版面既产生守门的需要，又把绝大多数的来信拒之门外。

比如，1997年11月2日，《纽约时报星期日书评》（New York Times Sunday Book Review）
刊登了埃德门森（Mark Edmendson）的一篇书评。评的是特伦斯·戈登的《轻松理解麦克卢汉：传记与入门》。该文总体上说是公允的（有理由这样说），但是它有一些硬伤。关于麦克卢汉的声誉，它说“几乎消失殆尽”。许多人注意到这种描写的荒谬之处。该文发表一周内，互联网上“媒介环境”讨论组就收录了许多内容，比如瓦克特尔（Wachtel）1997年的书《麦克卢汉入门》（McLuhan for beginners）。
指出埃德门森书评荒谬的人中包括保罗·凯里（Kelly，1997a）。他是我的硕士生，几个月前刚刚在我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论文。他审视并拓展了麦克卢汉的研究成果。他投书《纽约时报》简明扼要地列举了批驳埃德门森的一些人名和书名。到任何一家大书店去看看，也可以发现同样的情况。布兰德（Brand，1987）、波斯曼（Postman，1992）、梅罗维茨（Meyrowitz，1985）等人的著作陈列其间。他们都确认麦克卢汉的重大影响，而且发展了他的思想，还有其他十多位学者发表在学报上的文章。比如，1998年3月27至28日在纽约福德姆大学举行的“麦克卢汉研讨会”上，与会者就介绍了一批麦克卢汉传记。又比如，1998年7月23日《纽约时报》为埃德温·施洛斯伯格（Edwin Schlossberg）的书《互动精品》（Interactive Excellence）
打的广告里就有这样一句话：作者“在互联网时代取得了麦克卢汉那样的地位”。这个例子不能说麦克卢汉的名气已经“几乎消失殆尽”了吧。

凯里（Kelly，1997c）给《纽约时报》写的信一直没有刊发。因此，读到埃德门森观点但是对传播领域不熟悉的人，就留下了一个大谬不然的印象，也就是埃德门森来信中的断语：麦克卢汉的影响“几乎消失殆尽”。这些人就是《纽约时报》意图指向的受众。他们受过普通教育，读书识字，但是不熟悉传播学。令人非常遗憾的是，该报宣称的“一切适合印发的新闻”，把堆积如山的反驳证据排除在外了。

公正地说，《纽约时报》书评的观点常常是富有争议的。比如，说麦克卢汉的写作风格令人生气，就是富有争议的意见，却不是事实。被批评的人反驳时容易把批评意见当作硬伤。也许，《纽约时报星期日书评》的编辑收到凯里的信时，把它误解为反驳编辑，而不是指出批评意见中的硬伤了。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深层次的问题：该报每一期评论的图书有十来本，它不可能——其他报纸杂志也不可能——刊登读者来信纠正书评中的一切错误，就连纠正大多数评论中的错误也不可能做到。发表对守门人把关的意见，那需要另办一种报纸或杂志。人们当然希望，评论里没有任何事实方面的错误。然而，评论和一切人为的东西，都必然常常有事实上的错误。既然如此，我们最多只能期待“读者来信”纠正一小部分错误。结果就造成了这样错误的暗示：没有经过“读者来信”纠正的东西，是完全准确的东西。

于是，纸上印刷品的精简和物理局限加在一起，维持了传统守门人的地位。典型的广播网在这方面的情况就更加糟糕，因为其生产成本比报刊高，而且它受到时间的限制。报纸杂志可以加页，尤其是在有广告的时候。至于广播，只有极其重要的新闻才需要突破分配给它的30分钟或60分钟。尽管穿着这样的紧身衣，沃尔特·克朗凯特

[3]

60年代和70年代每天晚上播完新闻时，总是要用一句铿锵有力的话结尾：“情况就是这样（And that’s the way it was）。”广播中这句话，和报纸中的那句话对应：“一切适合印发的新闻。” 克朗凯特这句话同样具有误导性。更加准确的结束语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的编辑决定，你们应该认为，情况就是这样（And that’s the way the editors at CBS decided that you should think it was）。”

今天，电视新闻网报告新闻的态度，虽然没有克朗凯特那种明显自我祝福（当时还是亲切的）的口吻，但像他那种藏而不露的态度依然如故。不过，广播“扣应”（听众打电话参与的）节目和有线电视的迅速扩张撬开了守门人的大门。这些例子，比麦克卢汉举的复印术更加准确。它们实际上提供了一些广播样本，我们从中看到了“人人”在发声的机会。

接着出现的是互联网。凡是有网页的人都成了出版人。在互联网创造的环境中，纸张、装订、发运和广播的成本，全都消失了。互联网拉开架势，要砸烂守门人的门。

你也许指望，关在大门之外的作者，或者说被迫花买路钱通过千军万马重重障碍的人，看到互联网展示的前景，会欢呼雀跃吧。

相反，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毕竟你读到是印刷书籍的形态），显然慢慢又回头渴望守门人来把关了。这一点很像是囚犯逐渐爱上了狱卒。

守门是需要的。这也许是守门人最持久的遗产。互联网之类的媒介使这一机制不再必需时，它却安然无恙地保留下来了。

[1]
两面神（Janus），罗马神话中的天门神，头部前后各有一张面孔，故亦称两面神。这里的两面神指媒介守门人。

[2]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欧洲16世纪宗教改革的发起者，抗议宗（新教）的创始人。1517年10月31日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批评教皇政策，举起改革旗帜。这场改革对欧洲历史影响深远。

[3]
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1916—2009），美国CBS著名主持人，著有《变革的挑战者》、回忆录《沃尔特·克朗凯特：一个记者的一生》等。

第二节 守门人的心态

无论守门人是谁，无论是教会、民族国家还是媒介自身，守门的逻辑都是这样的：信息就像食品和药品，根据美国的《纯净食品与药品法管理法》（Pure Food and Drug Act）和大多数国家的类似法律，公众接收信息之前，需要审查和批准信息。按照这样的推理，提供未经审查的信息，有毒害公众的风险，就像有毒食品或假药一样。因此，1919年，在“申克诉美国政府案”（“Schenck v.United States”）中，霍姆斯

[1]

为联邦最高法院所撰写的一致裁决中说：“对言论自由的最严格的保护，不会去保护在客满的剧院里乱叫‘失火啦’而引起恐惧的人……每一种情况下的问题是，他说的话……是否构成了明显而现实的危险……”（见Tedford，1985，pp.70-7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第一修正案》的坚强捍卫者，他居然把这个看似合理的标准，作为政府在传播领域行使的唯一的守门人功能。很快，他就发现了自己推理的错误。1919年11月，在3月的“申克诉美国政府案”以后8个月，他就发现自己在“艾布拉姆斯诉美国政府案”（“Abrams v.United States”）中成了少数派（和他并肩的只有出于同样好意的布兰代斯

[2]

法官）。联邦最高法院裁定，霍姆斯认为“愚蠢”的传单，构成了明显而现实的危险（见Tedford，1985，p.75）。因此，霍姆斯先把守门人的门开一点然后又限制它的企图，刚好得到了相反的效果：作为哨兵的《第一修正案》受到损害之后，美国媒介守门人的门就敞开了。最高法院在20世纪继后的裁决中，一般都支持报纸和新闻界不受政府干扰的出版权。最生动的例子是五角大楼文件案（Pentagon Papers case）。最高法院一致拒绝尼克松总统企图限制《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请求。尽管如此，广播媒介的命运还是要差得多。因此，联邦通讯委员会行使了相当严厉的守门人角色。它向广播电视台发放执照——这就是门票。其标准是，广播电视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自从1933年的《联邦通讯法》以来都是如此（见Levinson，1997）。我们在第七章里已经看到，1996年的《传播风化法案》企图把互联网的门守得更紧。根据这个法案，“不体面”和“攻击性”的网上材料违反了有关条款，最高可以判入狱两年和高额的罚款。不过，联邦最高法院1997年裁决该法案违宪，认为互联网更像是报纸，而不是电视台。毋庸赘言，守门人的心态在国会持久不衰。

据信，科学、学术和文学作品对公共利益的危害，不像邪恶的政治小册子和广播娱乐那样直接。所以大体上说，没有任何民主政府对它们进行控制。这些传播形式要自己守门。因此，在学术出版的情况下，受尊敬的刊物把稿子送给“圈外”的人（与刊物没有联系的人）审读，由他们判断其价值。这个工作一般用“双盲”（“double-blind”）的形式。作者不知道审稿人的名字，审稿人也不知道作者的名字。出版商出版学术著作时，一般也采用这样的形式（罗德里奇出版社在审查本书和我的《软利器》时，把我的选题计划和样章送给“圈外”人评判）。

几乎没有什么学术著作是未经把关就出版的，因此要判断把关的效果还比较困难。然而，伪造的东西说明，守门的专家并不能打包票，比如伪造的皮尔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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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伯特

[4]

爵士在研究孪生子时伪造资料，就骗了专家。尽管那些领域最权威的学者曾经很重视这些编造的东西，他们的欺骗几十年以后还是被揭穿了。还有多少类似的欺诈逃脱了守门人的监察呢？

音乐、文学、绘画、电影等艺术具有不同的原则和要素，但是它们都一致承认，守门人可能会造成危险。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调查音乐节目主持人中的贿赂案（“payola” scandal），以此改进电台播放音乐的质量。主持人根据贿赂来播放节目，而不是根据音乐的品质来挑选节目，结果造成美国摇滚历史上最乏味的时期（1960—1963年）。1963年年底，披头士拯救了摇滚乐。此前，他们也吃了闭门羹，二十多家唱片公司拒绝与他们签订合同——这是守门人的又一次失败。1963年，他们终于与电气和音乐唱片公司签订了合同。美国电影也一度被“自律”准则拴住了手脚。“准则”禁止使用“hell”之类的粗话，禁止表现夫妻睡双人床。英国的“准则”也是由民间的英国审查委员会（British Board of Censors）进行自律而不是由政府把关，而且他们比美国更加严格。

在上述一切守门人的例子中，无论守门人是政府、学刊、唱片公司或电影理事会，麦克卢汉“人人都出书”的命题里都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供我们思考：权衡起来看，守门机制实际上使我们有何收获？问题是，防止公众接触垃圾和错误的工作往往是效率低下的。而且我们必须承认，防止有毒的东西肯定是效率不高的。但是为了辩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假设接受这样的观点：守门把关的做法在政治、学术和艺术上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什么补救。如果接受这一个观点，它带来的好处，能够抵消由于过滤而造成的损失吗？如果守门人剥夺了披头士、波普尔、默默无闻的弥尔顿和最纯净、最让人心宁神静的明珠，那么守门人带来的好处能够弥补我们因此而遭到的损失吗？

我觉得，我们差一点失去了卡尔·波普尔和披头士，我们失去这些好处的风险大大超过了未经评估的“大量可能的风险”。在网络时代的初期，麦克尔·海姆说，“大量可能的风险”是互联网的主要缺陷之一。（Michael Heim，1987，p.212）

结果却是，我们在数字时代的选择可能更好，我们可能既摆脱守门机制，又维持评估，亦可能把守门从过滤机制变为评价机制。

[1]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1841—1935），即小霍姆斯，美国著名法律史学家和法律哲学家，1902年开始担任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达30年之久，直至91岁时退休；被誉为“伟大的异议者”，主张法律克制，认为“法律的生命并非逻辑而是经验”。主张思想自由不仅要包括我们所同意的思想，而且要包括我们所厌恶的思想。

[2]
布兰代斯（Louis Dembitz Brandeis，1856—1941），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

[3]
皮尔当人（Pildown Man），1912年在英国皮尔当发现的头盖骨，当时认为是史前人类化石，1953证明是伪造。造假者为英国律师陶逊（Charles Dawson，1886—1936）。经查，该头盖骨由620年前的现代人头骨和500年前的黑猩猩下颌骨拼凑而成。

[4]
伯特（Cyril Burt，1883—1871），英国心理学家，研究遗传对智力和行为的影响，去世后伪造数据的劣迹才被曝光。

第三节 过滤对评价

教会、政府和私营媒体的守门把关，意在防止我们接触有害的信息，或是为了确保我们接触的信息都是有益的。但是，媒体自己实行的把关在终极的动机上却有很大的不同。教会和国家的出发点是意识形态，想的是不让公众接触什么（比如淫秽的东西），但这个念头含糊不清。然而，媒体人的出发点是技术和经济现实。就是说，他们只能发布一小部分潜在的信息。但他们事后用意识形态去为限制进行辩护，以使之合理化，比如他们说，我们只能发布有新闻价值的信息。

如果上述分析不错，政府就会把文本摆脱纸张的革命当作它行使守门职责的又一次机会，政府的守门是意识形态驱动的（保护公众使其不遭遇危险）。毕竟，新媒介的到来和意识形态一点也不矛盾，而且实际上使之更加紧迫。因此，1996年政府和国会拟订的《传播风化法案》是最倒退的法案。自从1798年的《惩治叛乱法》以来，这是在条款范围和定罪上都倒退的法案。

如果上述分析不错，我们还应该指望，由于网络出版广泛而众多的可能性，媒介的守门人功能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因为这种可能性突破了纸上印刷（和空中广播）的技术瓶颈，给媒介守门人思想的理据来了一个釜底抽薪。

亚马逊网上书店的成功也许就是这种结果的第一个例子。到1998年，它成了全世界第三大书店（Nee，1998）。实体书店受物质条件限制，不可能把所有印好的书籍上架。与此相反，亚马逊网上书店差不多把网下出版商的每一本书都放到网上。不错，买书人可以走进实体书店去邮购书，但是这样买的书往往要过几个星期才能拿到手。此外，一家书店只陈列一部分书籍本身就是一种守门的做法，上架的书显然是受它宠爱的。与此相对，在亚马逊网上书店虚拟环境中陈列和出售的书籍，能够享受比较平等的待遇。并非完全平等，因为有些书的展示要生动一些，送货也要快一些——但是和实体书店比较，网上陈列和展示的书籍显然享受到更大的平等。

亚马逊网络书店对书评的态度也反映了一种没有门的守门意识。编辑挑选一些书出来评论，在陈列书的同时，又粘贴从《纽约时报》等主要媒体挑选的一些书评。此外，亚马逊还征集并发表来自读者和作者的评论。因此，我在网上读到柯克斯（Kirkus）
的书评，发现它与我的《软利器》（1997b）事实不符而感到难过时，我可以把书的提要送上网——人们当然希望我的提要更加准确一些。由此可见，网上书店提供指引和评价，而不是把相反的信息拒之门外。与此相对，巴-诺书店虽然也在网上卖书，但未能完全摆脱网下书店的限制性守门。它只发表“专业水准”的书评，并以此为荣。再者，正如上文所见，完全的网下场所比如《纽约时报》几乎没有任何发表对立意见的设施（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高度选择性的“读者来信”栏目）。

事实上，摆脱纸张束缚的自由使亚马逊成了一个没有门的守门人。这种自由对出版的整个程序产生影响。杂志、期刊和书籍会继续出版，而且也应当继续出版，而且是网上网下齐头并进。这是出版商品位的表现和编务精明的表现。出版商的品位和编务水平，相当于亚马逊的“编者选择”。然而，凡是拥有网页的人都可以在他的网页上发表自己的故事、文章和书籍。这就是说，出版商准许的文本再也不能把未获准许的文本挡在公共舞台的大门之外了。网络容许未经过滤的网上守门和社会守门。实际上，守门机制变成了没有守门、不受惩戒的认可机制了。

当然，吸引人的精装书可能会略胜一筹，比网上发表的书要强一些，在传统书店的销售中肯定如此。注意，《纽约时报》的重要书评只评论精装书，平装书它是不评的——当然这和版面的局限也有关系。但是，越来越多的文本首先是在网上发表的。这些作者从家里的个人电脑上设计的版面和格式，完全可以像经过专业出版人包装的网上书籍一样吸引人，因此专业出版社的书籍的审美优势，将会大大下降。

而且，网络上的文本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优势：它们对潜在的读者是“聪明”的、积极主动的，像“婚介人”一样。

第四节 从守门人到婚介人

亚马逊似乎还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数字化未来如何沿着麦克卢汉“人人都出书 ”的思路运作。它的书单里常常有许多类似的书名供买书人参考。它鼓励买书人点击选中的书，而且立即显示某一位作者或某一个专题的书什么时候出版。这些所谓“推”（“push”）的技术——启动以后自动给顾客推出选定的书目的程序，和“拉”（“pull”）的技术刚好相反。“拉”的技术需要顾客自己在网上书店或网页上搜索自己想挑选的书。“推”的技术说明，网上书店的守门已经转变成了特别的送货。网上的“门”不再把文本关在门内不让读者看，而是把这些门幻化成诱人的蝴蝶。否则，即使精明的读者也可能注意不到某些书籍，如此，这些书就羞于见人、深居闺房、难找婆家了。

这样的“婚介人角色”还能够以多种方式展开。施密特（Stanley Schmidt）把这个新的编辑功能叫作“做媒”（matchmaking），这个字用得恰如其分，他是《模拟：科幻与事实》（Analog：Science-Fiction and Fact）
杂志的编辑（Levinson & Schmidt，1989；Schmidt，1989）。比如，“亚历山德里亚数字文学公司”（Alexandria Digital Literature）邀请网上顾客参加一次调查，以便衡量读者的口味。一旦弄清这些情况之后，它就可以用这些数据去指导读者，让他们到网上图书馆里去寻找有趣的故事。他们有自由不去理睬图书目录里挑选的图书。因此，网上图书馆的“门”完全是没有约束力的。

同样，这样的“红娘”功能也不必局限于芯片上的电路。“亚历山德里亚数字文学公司”的运作机制是人工智能——一个先进的电脑编程（参见其网址http：//www.alexlit.com）。但是，传统的优秀人脑智能肯定也能做好同样的事情，其形式是由编辑来给读者挑选。实际上，印刷出版业的编辑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正如施密特所言：“你们之中很少有人愿意也不可能读完我一个月之内读完的500种科幻小说。这500本书里，你们喜欢的不会超过五六种……所以你们雇佣我给你们寻找好看的故事。”（Schmidt，1989，p.5）再者，施密特这样的传统编辑和提供类似服务的网络编辑（只要花钱打一个电话，网站就可以发表你的东西），是有区别的：网上编辑在挑选时，给少部分故事以特权，其余的故事则予以剥夺，不让它们受到读者的关注。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些没有发表的书就湮没无闻。因此，网上编辑成了支持者而不是凶恶的门神。相反，传统编辑的使命正是执行这个可恶的过滤程序。

然而，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出版经济派生并扎根于相对稀缺的纸张资源，所以它向信息丰富的数字社会转移，是不容易的。在“人人都出书”的网络世界里，谁来支付编辑的红娘费呢？在传统的纸张世界里，出版商给编辑支付劳务费。“人人”（含作者和读者）都能够给网上编辑支付劳务费吗？事实上，施密特指出，使人人都出书的技术和逻辑，也可以使人人成为网上编辑。实际上，互联网上遍布网页，网页上列出了书籍、故事、饭店等许多东西，这些东西是版主喜欢和推荐的东西。

一考虑网络经济，我们自然就接触到了麦克卢汉思想中超越出版的其他方面。我们已经在本书的其他章节里接触过一些，比如第六章的地球村思想，第七章的处处是中心和无处是中心的思想。这些思想在数字时代正在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就像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电视连续剧《星际迷航》中，凡是能够对得上特定频道的躯干，很快就会变成熠熠闪光的血肉之躯一样。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转向新千年的另一种劳动，尤其是与写作、编辑和出版有关的劳动，因为这样的劳动在网上如鱼得水。我们将会看到，几十年前，个人电脑及其屏幕上的整合完成之前，麦克卢汉就在研究，电子时代的工作……和游戏的性质已经开始接近了。“电子冲浪”

第十一章 从物役到役物

正如梅罗维茨在《无地域之感》（1985）中指出的，麦克卢汉对电子媒介的理解，有一个关键的因素：电子媒介使印刷术生成和支持的社会区别和范畴变得模糊起来。他认为电子媒介的爆炸摧毁了中心（见第七章），这就是抹平差别的表现之一。梅罗维茨探索电子侵蚀（electronic erosion）——电视是主要的消融剂。电视侵蚀了公共和私人、成人和儿童之类的基本差别。这种电子消融中的活跃成分就是接触：就连不会认字的幼儿也能够和父母一道看电视新闻。这样的电视新闻，尤其是关于美国总统的新闻，对他是一种个人的体验，电视新闻比报纸新闻带有更加强烈的私人的、亲近的性质。

麦克卢汉很早就抓住了电子媒介使边界模糊的另一个侧面。他指出，“海德格尔在电子波上冲浪”（Levinson，1962，p.295）。他把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技术“常备储存”（standing reserve）比喻为冲浪者需要的浪涛——冲浪场，而且把这一切和电子媒介的非定域性（non-locality）联系起来。麦克卢汉还把这种站在滑板上静止不动的冲浪和物理学家联系起来（with Eric McLuhan，1988，p.63），和他们的驻波概念（standing waves）联系起来。冲浪运动就像海森伯

[1]

的“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亚原子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是不可能同时测量准确的。从新千年的角度来看，从召唤“冲浪”中跳出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大家都用冲浪运动来比喻网上浏览。

凡是尝试过的人都知道，要玩好海上冲浪，要在冲浪板上站稳片刻而不摔到海里，那可不容易。这需要注意力和练习、才能和要领——很像骑摩托车，甚至是像开赛车，像赛车人仰马翻时的情况。麦克卢汉说：“爱伦·坡

[2]

在《大旋涡》中的水手幸免于难、自救逃生的办法，是研究漩涡。”就像上述的所有活动一样，冲浪也是好玩的。确实好玩。正如麦克卢汉观察《大旋涡》中的水手时所说的，“理性超脱产生的愉悦”，可能就是他逃出大旋涡的关键所在。

工作与游乐的二重性、波粒二重性，可用来描绘网上冲浪。在网上干正经事的观念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因为上网本身就很有趣。但是，弄潮人的命运也可能是头破血流、血本无归、一贫如洗。《连线》杂志一炮打响之后，它的难兄难弟《热线》（Hot Wired）
几乎输个精光，因此不得不在1998年卖给了康泰纳仕（Condé Nast），只差没有卖掉杂志创办人和指路灯路易·罗萨托（Louis Rossato）了（见Wolff，1998）。

我们刚才看了网上冲浪，看了它将在新千年如何继续把工作和游戏联系起来。下面我们将要看到，在工作和游戏的结合之中，网上的情景给人类的表达和满足提供了新的机会。有公务和个人领域的机会，也有个人商务中的陷阱，亦有家庭24小时用个人电脑接触商务的情况。

我们照常从麦克卢汉对这一变革的感觉开始，这样的感觉在电脑出现之前很久就已经有了。

[1]
海森伯（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1976），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提出著名的“测不准原理”。

[2]
爱伦·坡（Edgar Allen Poe，1809—1849），美国小说家、诗人和记者、侦探小说鼻祖，著有《乌鸦》《莉盖亚》《莫格街凶杀案》等。

第一节 电话上的内外颠倒

在手机出现的前夜，麦克卢汉说：“北美人走出家门去寻求独处……北美汽车的设计和使用就是为了得到隐私。”（McLuhan，1976，pp.48，50）当然，这样做的原因是，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话早就把人从家庭隐私中驱逐出去了。今天，电话日夜24小时的密集轰炸，包括周末休息时无休无止的轰炸使我们痛感，麦克卢汉这段话说到了点子上。这些电话有推销特种保险的，有推销新的电话服务的，还有推销各种稀奇古怪生意的。而且，这还没有包括每一个房间里电视电脑屏幕上的公众人物面孔。即使汽车里安了电话，路上的汽车还是我们最隐私的地方，因为能够找到我们的人，是我们信赖因而知道我们电话号码的少数人。

在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我们没有几个人知道电话问世之前的家庭像什么样子了。电报虽然以光速传播，然而它严格地和我们保持距离，送电报的人要先敲门然后才能和我们见面，发电报要到电报局才能办理。书籍、报纸和杂志当然是带进家里的，但是带这些东西进家门的人，多多少少知道它们传达的是什么东西，这些东西也不会像电话那样呼唤我们的注意。

电话最初叫“说话的电报”。它要求我们注意，不仅是因为它的铃声甜美，而且它保证有一位活生生的人在另一端等着我们。况且，铃响时来电人的身份是不知道的——至少在电话问世之后的第一个世纪里，在来电显示之前不知道。这就使电话铃声具有更大的强制性。毕竟，来电人可能是要和我们敲定一笔生意，或者是要向我们表达海枯石烂的爱情，虽然大多数电话是要我们行善捐款或者是请我们上亲戚家里去吃饭。广播电视把公众生活的其他一些断面带进我们的私人家庭，公众生活尤其是那些组织严密的公众生活，比如政治和视听类型的商业广告，就破门而入了。不过广播电视不像电话，收音机和电视机关上以后，它们不会响起什么铃声。你打开收音机或电视机，就相当于决定用书报把外部世界带回家——虽然在一般情况下，用电子媒介的人比读书报的人事先对内容的了解要少得多。

然而，电话吊人胃口和使人与外界实实在在交流的特性，使它的铃声非常难以抗拒，即使收音机和电视可以出人意料地自己打开并响个不停（在这一点上，在它们对家庭生活的剥夺上，也许麦克卢汉太看重电视，他对电话的注意却是不够的）。而且，电话还有另一手，比诱人的铃声更加诱人的一手。它可以使家庭内外颠倒，把家庭变成生意场所：只要打一个恰当的电话，我们就可以从家里启动生意谈判。

当然，电话问世之前很久，人们就从工作房和生意场把工作带回家里。事实上，农夫上千年来就在家里干活，现在仍然如此。但是上述工作是人和产品——这个产品可以是文件、账簿、庄稼和牲畜——联系的工作，而不是与人面对面的工作。在这个意义，可以说，上述工作就像是学生带回家的家庭作业，是预备性质的而不是完成形式的工作。农夫要完成他的农活，他还要把收获的庄稼拉到市场上去，就像（网络教育之前）学生必须要上课和考试去取得学分一样。成群的人可以在农场上工作，但是农活的完结并不是在农场上——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网下。

在家里用电话做生意是一场革命，因为电话线的另一端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件产品，所以生意可以完全在电话上完成。在电话上，叫卖可能以销售告终（无论是用支票或稍后用信用卡的方式结算），交易可以达成——全都在电话上完成。工业革命高速发展的时候，农夫被吸收进工厂去当工人，其他人被吸收进办公楼去当秘书和总管，另一些人则干两者之间的许许多多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不在家。因此，电话悄悄地启动谈话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远远不只是电话的铃声——它给实实在在的家庭办公室施行了洗礼。家庭办公室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在20世纪的最后20余年里，传真和现代化的个人电脑——二者都用电话线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把家里纯粹声觉的办公室，改造成为羽毛丰满的、实实在在的办公室，包括纸张、文本、图像和移动图像的办公室。

第二节 家庭办公室：家庭之友

我们已经讨论过联合教育公司。1985年，我和妻子创办的这个教育公司，与知名学府合作，在网上完成研究生教育。我们说，这个世界的中心越来越少，我们的公司很适合这个世界的教育。（见第七章）我们的教务几乎百分之百是在网上完成的。早先是用凯普洛CP/M型的个人电脑，后来是用DOS型的电脑，在我们的办公室里用调制解调器把电脑和电话线连接起来。办公室之外的唯一教务，就是和必须见面的院系主任偶尔会晤一下。在数字时代的初期，联合教育公司还提供了一本家庭办公室的教材。情况是这样的……

1985年秋季，公司开办起来的第一个学期，我们一共只招了12个学生。一个完全在新加坡的家里学习，一个在东京的办公室里学习，另外几个在纽约之外的各个地方学习。（我们公司的总部在纽约，我们的合作伙伴“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总部也在纽约。）我们深信，网络教育经济上是行得通的。第二年春天，注册学生人数已经超过50个。很快，虽然我已经在费尔莱·迪金森大学享受到终身教职的待遇，我还是辞去了副教授职位。该校在新泽西州，与纽约市只隔着哈德孙河，十分钟车程。我把正在添丁加口的这个家的生活来源都押到联合教育公司上了。

此前三年，我已经谋到一个利益丰厚的终身教职。而且我的妻子已经是史密斯-斯特瑙保险公司的销售经理，该公司就在曼哈顿闹市区。1983年秋，我们用过的最先进的通信技术是电话。我们的“文字处理机”是IBM的字球式二型电动打字机。我们没有孩子。可是这一切即将改变。

我的儿子西蒙生于1983年11月。蒂娜的产假请得比较长，原来准备再回去上班。但是，数字革命很快就提供了其他的就业机会——这样的工作不会与她带孩子的时间产生矛盾。1984年6月，我用我的第一台电脑伏案工作，用调制解调器链接到新泽西技术学院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EIES）上。我开始备课，准备9月给西部行为科学研究院开一门网上课程（见第九章）。接通的第一个晚上，我就认识到了网上学术交流的价值。我给《自主学习的技术》（Autonomous Technology）
的作者温内尔（Langdon Winner）发出一封电子邮件。他的名字我是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小时之内，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住在加利福尼亚，我住在纽约）。9月，网上教书的第一天，我就认识到了网络教育的价值。到年底的时候，我向社会研究新学院（1984年名叫“网上新学校”）提出一份网络教育计划。1985年1月，它接受了这个计划。于是，联合教育公司就起步奔跑了。

1986年的春夏秋三个学期，对联合教育公司来说硕果累累。11月，我们家又添了一个孩子莫莉。这个家和联合教育公司成为一个理想的家庭办公室：在家里工作，我们可以使三岁的儿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得到照顾。我们网上工作的非同步性有这样一层含义：虽然公司的工作可以停，而且常常被孩子们打断，但是电脑连线另一端的人不可能知道这样的停顿。我们可以在自己挑选的时间上网，也可以在想退出的时候退出来。蒂娜可以重新链接去完成一封电子邮件。我也可以重新上网去接着讲课。

而且，由于我们最初用的凯普洛个人电脑是“便携式”的（不到25磅——只要抱得动蹒跚学步的孩子，就可以搬得动这台电脑，把它插到你想插的地方），所以每年夏天，我们都把家庭办公室搬到科德角海湾租的别墅里去。7月里的许多个黄昏，我上岸回到家，浑身还滴着水，身上还穿着泳装，就上机去给网上课程加上几句话，把我在夕阳点染的海水中漂浮时想到的东西补充进去。虽然海湾里的浪头太低，不能冲浪，但是我在那些日子里却在玩着另一种冲浪。我相信麦克卢汉会高兴的。（他和儿子埃里克1978年在我家吃过饭。蒂娜后来把我们招待他们的一道菜叫做“麦克卢汉烧锅”。我和蒂娜也到过多伦多，在他们的威栖伍德园家里做客，与他们两夫妇共进晚餐。很可惜，他未能活到我们的孩子出世。）

由此可见，以我们家为例，数字家庭办公室模糊了工作与游戏的界限。在事业和家庭合而为一的环境中，我们作为家长和公司老板的角色可以自由转换，轻松而即时地换来换去。我们发现对自己生活的控制能力大大地提高了。我们从预定工作日程的暴政下解放出来。这使我们能够走出家门，离开亲爱的人去工作和游戏。我们发现，数字家庭办公室是一种深刻的解放。

再者，麦克卢汉可能会同意上述的结论，因为他说过“出版杂志那种重复操作里的被奴役的劳动”。（McLuhan，1976，p.270）他与任何人被奴役的日程暴政都不共戴天。他接着说：“大多数杂志的大多数读者因为它们千篇一律的面孔而郁郁寡欢。”

然而，网上奴隶的解放是不打折扣的吗？

第三节 家庭之友的办公室：反证

思考社会结构改造是否可取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不利因素。

被家庭办公室抹掉的工作和游戏之间的界限，又具备什么好处呢？

任何预定的日程，或者说不能随意更改的界限，都有一个长处。它使我们不必每次工作都去重新分割时间。在早上9点到下午5点的工作中，我们不必思考或注意就知道，我们进入了一个工作环境，我们必须工作。当然，我们可以接一个私人电话，但只有最新奇的事才能把我们从工作中完全拖出来。与此相似，虽然在家里也可能接到工作电话，工作电话也可能侵犯家庭和个人的时间，但是我们身处办公室时就敢肯定，一旦回家后，我们可以把注意力用在家务和私事上，没有人与我们争夺时间。

关键是一种强制的分割：在离开家的办公室里工作给我们信息上的安全感，反过来也是这样，在离开办公室的家里工作时，我们同样拥有信息上的安全感。家庭办公室给我们这样的安全感，而且它把安全感放在我们的股掌之中，放在我们时时刻刻的选择之中，而不是放在预定的日程之中。不过，生活就是这样，随机应变的选择有时是难以贯彻执行的。

西蒙和莫莉慢慢长大。许多时候，我坐在电脑前大声吼叫：“小声一点好吗？我要干活！”你在网上冲浪时，肩上骑一个6个月的孩子，膝头上放一个两岁大的孩子，比赶一个10岁的孩子去参加生日派对要容易得多。

家务和工作难以磨合，两者都有所损失。与家人共享的时间受到工作的侵害，家务的插入反过来又损害了工作。

那么，家庭办公室之利大于弊，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答案可能要在家务和工作的性质里去找。从家庭办公室的角度来看问题，幼儿有一个令人愉快的巧合：他们既需要父母最大限度的直接照顾，同时又最容易纳入家庭办公室的工作日程。至少对我而言，搞创作需要任何时候都可以用上电脑，只要不睡觉的时候都需要电脑，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会有灵感，也不知道原来准备的一小时工作，会变为成果丰硕的一天，我居然写出了8000词。遇到这样的“劳作”（我加了引号，因为写作顺利真是无比的乐趣），其他使我出门或使我离开电脑的工作，都具有破坏性。因此我们可以说，带着幼儿的作家，是在家里工作的理想的人选。

当然，麦克卢汉的预言“处处皆中心”，真是恰如其分。如今，个人电脑不仅搁在家里，也放在办公室。办公室里的电脑也可以提供弹性工作的机会。在福德姆大学教书时，我每个礼拜离家几天。办公室里的电脑，使我能够不中断写作，一点东西也不会漏掉。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电脑在整合工作和游戏、模糊其界限方面，比以前的任何电子媒介都要略胜一筹，因为电脑使其所在的地方变成了工作的环境。无论用电脑做什么工作，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里，电脑都成了你所追求的工作环境。换言之，个人电脑定下工作日程，确定它所完成的工作的性质。不仅文字处理是这样，上互联网显然也是这样的。联合教育公司的学生，经常是在工作场所午休时参加网上课程的。

但是，如果作为工作载体的个人电脑，模糊了办公室和住宅、办公室和教室、办公室和私人房间、办公室和办公室之间的界限，那么它似乎就有这样的固有性质：它给我们在电脑上完成的工作赋予一丝游戏的色彩。麦金托什的游戏软件赚了十几年的钱，这就证明电脑本身就带有游戏的性质。视窗软件的成功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个人电脑本身似乎就具有一种魅力，它诉诸我们游戏的感觉。

我们将在下一节看到，虽然这种游戏的属性体现在电脑上，但是在一切媒介引进社会的初期，游戏的属性似乎就与媒介相生相伴了。

第四节 玩具、镜子和艺术

我的第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玩具、镜子和艺术：技术文化的形变过程》（1977），是工作和乐趣的杂烩，名副其实。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在度蜜月时完成的。我用的是一台史密斯-克罗拉牌手提式打字机，当时住在旅店里。文章是为了到纽约大学读“媒介环境学”的博士而准备的（三年后，我在此拿到了博士学位）。这篇文章成了我最受欢迎的学术论文，重印了四次（详见Levinson，1997b）。只有我的科幻小说获得的重印率——我只写过一本科幻小说——才接近这个水平（详见Levinson，1995a）。

正如麦克卢汉的著作一样，我写《玩具、镜子和艺术》时，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个人电脑的革命。不过，它确实提到了《纽约邮报》上的一篇文章《最新的自己动手热：电脑》（“The latest do-it-yourself fetish：computers”，Keepnews
，1976）。我是这样说的：“据报，家用电脑‘星火燎原’，多半是进入‘技术崇拜者’的家庭里，他们玩各种图像游戏和动脑筋的游戏”（Levinson，1997b，p.164）。

实际上，《玩具、镜子和艺术》有这样一个主题：媒介以招摇的姿态进入社会时多半是以玩具的方式显身的。它们多半是一种小玩意。人们喜欢它们，是因为好玩，而不是因为它们能够完成什么工作。1881年，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董事长威廉·奥顿（William Orton）劝他运气不佳的朋友昌西·迪普（Chauncy Depew），叫他不要收购贝尔电话公司1/6的股票，虽然贝尔的报价只有区区一万美元，且收购者终身拥有股权。因为奥顿认为，刚发明的“电话是一种玩具”，它没有“商业开发的可能性”.（见Hogarth，1926）布鲁克斯（John Brooks）认为，电话在英国的使用耽误了十年，就是因为人们相信，它是一种“科学玩具”（Brooks，1976，p.92）。当然，奥顿的判断是错误的，因为他有所不知，电话的玩赏性本身就使它有利可图，使它能够被广泛接受和利用。我们玩耍的东西使我们快乐，这就使它能成就了不起的商业效益。到了19世纪末，美国的电话拥有量已经大大超过电报的拥有量，其比例是50∶1（Gibson，p.73）。

与此相似的节日氛围等待着其他的媒介。爱迪生的唱机最初是当作新奇的玩意推销的，虽然他指望着更加严肃的用途（Josephson，1959，p.172）。最初人们对电影的欣赏，不是因为其故事情节——那些片子没有情节，而是因为它们使人激动不已，是因为它们使活生生的人在放映机和银幕上还原。所以就产生这样一些轰动的先驱电影：《弗雷德·奥特打喷嚏》（Fred Ott’s Sneeze，
爱迪生）、《宝宝的第一餐饭》（Baby’s First Meal，
吕米埃兄弟）。实际上，回头去看一千年前，中国人发明的印刷机，首先是用来印制佛像和节庆贺词的，新闻和科学没有从中国人的印刷机中喷涌而出。西方后来采纳并改进了印刷机之后，把它作为大众传播的引擎，这才产生了大量的新闻和科学。

中国人的这一史实，尤其能给人启迪，因为它说明，从游戏到工作的转折，绝对不是打了包票的，每一种媒介完成转折的速度有所不同。这里所谓转折是，人们先在玩具的一般流程中寻求快乐，然后才集中注意力看看这新玩意能够为我们做什么。先是从其存在中感受好玩和震撼，然后才集中注意去看它的内容，就像我们看镜子里的影像一样。中国人之所以未能研制出高效能的印刷机，麦克卢汉认为是这样一个原因：用五千到两万个会意字来排版是不实际的（McLuhan，1962，p.185）。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1982，p.49）有这样一种看法：如果大量获取利益，中国人会感到不舒服。他们两人认为，重利会妨碍“自催化”（Autocatalytic）的经济/技术力量，这种自催化的力量兴起于12世纪以后的欧洲。两人的看法也许都对，不过，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妨碍中国人研制印刷机。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情况就是这样的：不管是何原因吧，这种发明引进之后的几百年里，欧洲就进入了现代世界。但是在其故乡中国，一百年又一百年过去之后，这个玩意几乎没有产生什么明显的效果。

技术只用于游戏不用于工作的现象未必有害，也未必不尽如人意。除了印刷术，中国人还发明了火药和火箭；起初，他们只把火药和火箭用于节庆，就像美国7月4 号的国庆节。而且，虽然我认为地球之外的宇宙探索和定居对人类非常重要，虽然我承认必须要依靠火箭才能取得这一成就，不过如果中国人发明的这些玩具从来没有变成手枪、步枪和导弹，我还是丝毫不会介意，因为这些枪弹还在继续困扰我们的生活。

然而，用信息传播技术成长受阻或对其潜力的错误构想做例子，一般证明并非是最好的。奥顿在电话股票上的短视不仅使他的朋友损失惨重，而且几乎把他自己强大的电报公司送上了一条不归路，该公司最终被贝尔电话公司收购，并且被消耗殆尽。接踵而至的广播电台这个重要的电讯媒介，也遵循着类似的模式。马可尼

[1]

发明电报的意图是提供船对船的救生服务。但“泰坦尼克号”的电报员却没有收到“加利福尼亚号”发出的冰山警报，因为他忙得晕头转向，船上乘客要发的假日问候电报使他应接不暇。泰坦尼克号沉没三年之后，大卫·萨诺夫建议让无线电收音机进入每一个家庭，说收音机可以用作音乐娱乐的工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泰坦尼克悲剧发生时，萨诺夫正在纽约当无线电报务员。看到无线电在某种程度上失败之后，萨诺夫好像觉得它不是一个完美的实用工具——当然，收到求救电报的“喀尔巴阡山号”的确拯救了1/3的乘客。萨诺夫认为有必要强调，无线电可以用作更加舒适的工具，即娱乐媒介。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掀起了一阵无线电狂热，至今仍风靡全球。不过，令全世界措手不及的是，希特勒和戈培尔

[2]

把广播电台用作宣传工具。所幸丘吉尔和罗斯福具有与之相当的才能，抵消了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恶毒宣传。在动员全国反对法西斯的侵略上，斯大林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电脑是否兼有游戏客体和工作载体这两个功能，这个问题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毫无疑问电脑兼有这两个功能，并帮助我们表达生活中的这两个方面。相反，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是二者的最佳结合？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到最佳的结合？显然，在公众意识中显赫的功能，是电脑的文字处理和网上冲浪的功能，而不是其电子游戏功能。尤其是文字处理，它是与现实的一种工作交往。在这个过程中，内容即写下的东西是最重要的（我们再次看到，电脑中的内容就像镜子中的面孔）。但是，视窗仍然提供大量的游戏。实际上，网上冲浪常常是为了好玩。

电脑有经久不衰的游戏功能，儿童既是游戏功能产生的原因，又是其受益者。从社会总体情况看，虽然媒介已经成长为实用的镜子，但是每一位第一次接受媒介的人，总是把它们当成玩具。因此，从儿童的观点来看问题，电话、电话录音机和电脑都是此一时彼一时的玩具。在儿童首要的视野中，媒介总是能重新恢复青春活力。但是，电脑上的工作和游戏关系密切，因此已经学会玩电脑的儿童，又受到鼓励去学习文字处理，去网上做功课。电脑和汽车不同，儿童坐汽车时完全是被动的乘客，在年龄上，儿童还是儿童，但用电脑时，他们已经进入了信息上的成年期。许多成年人包括许多政府官员，把电脑上获取信息等同于看色情文字，因此就谋求进行限制，因此就产生了1966年违宪的《传播风化法案》。相反，我力陈这样的观点：害怕色情及其损害是没有根据的。（Levinson，1997b）儿童在网上接触其他的知识世界，这是印刷书籍问世以来给教育最大的恩赐。

这并不是说：网上侵害儿童和犯罪活动不应该防止，不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实际上，我在许多次讲话中提出建议，我们可以把根据“梅根法”（“Megan’s Law”）通缉的性侵儿童的罪犯的照片粘贴在互联网上，以便让世界各地的家长都能轻而易举地发现这些罪犯。但是，网上追踪罪犯并惩戒犯罪活动，和网上控制色情是迥然不同的两码事。

一考虑网上色情，就突出了电脑的另一个问题，突出了电脑的玩具、镜子和艺术功能。一方面，电脑是几合一的口袋，既是玩具（玩耍），又是镜子（求实用）。事实上，只要游戏、文字处理和网上浏览是各自分离的，我们就可以认为电脑的是几种分离的媒介——这是说明麦克卢汉媒介套媒介的又一个例子（见第三章）。这三种功能每一种都兼有玩具/镜子的双重价值。再者，随着电脑衍生出的新的编程能力，我们可以期待每一种新程序都具有新的玩具性质。今天，网上浏览之类的新用途，比文字处理更加好玩，原因就在这里，虽然文字处理的历史要长得多（而且新的网上浏览方式，比如爪哇，还要更加好玩）。

然而，公众对新媒介的感觉和使用也在发展之中，这是另一种方式的成长。如果你想一想，色情的东西既不是好玩的玩具，也不是日常的工作，而是其他什么东西——后玩具、后工作的东西。在这个结构的意义上，我把它称之为艺术，虽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例子。

从玩具到镜子再到艺术的演进过程，在电影的历史中看得最清楚。如上所述，电影开局的作品是《弗雷德·奥特打喷嚏》和《宝宝的第一餐饭》。在此，内容并不重要。令人吃惊的是看见东西在一个媒介里动起来，这就是一切。但是不久，拍摄《宝宝的第一餐饭》的吕米埃兄弟，在巴黎的剧院里放映了他们的《火车进站》（The Train Enters the Station）
时，令人更加吃惊的事情发生了：观众躲避，惊叫不停，仿佛火车正在咔嚓咔嚓向他们迎面压过来。在他们的脑子里，柯尔律治

[3]

所谓“自愿将怀疑悬置”（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在起作用，观众对银幕上看见的内容做出反应，仿佛真有其事——现实的镜子。当然，观众欣赏这个经验，乐趣因此而继续下去。不过，这是对内容的欣赏，仿佛眼前所见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不是欣赏带给我们内容的技术，这种技术不再被当作令人吃惊的小玩意。这是迥然不同、更加严肃的乐趣。（收音机作为娱乐的演变也发生过类似的转折。20世纪20年代末，自己动手装矿石收音机的热潮过后，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音乐上，而不是集中在收音机的魔力上了。）

但是，电影的演变并未到此为止。几年之内，乔治·梅里爱

[4]

借用吕米埃兄弟的摄影机在巴黎阳光明媚的大街上拍了一部片子（吕米埃兄弟不租摄影机给他，他不得不贿赂夜班看守搞到这台机器）。胶片卡住了，但是他修好之后继续拍。接着是冲洗片子，放片子，凑巧发现了剪辑的原理：虽然重拍以后的片段在真实时间上是不连接的（修好卡住的摄影机后，已经过去了几分钟），然而它们一气呵成地连成一片，若有神助。捕捉和重组现实去表现新的现实——也就是说，超越现实，保留一些逼真的东西，以便对这些东西做出评论。这就是我所谓艺术（其他人也是怎么说的，见Levinson，1997b）。技术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把前两个阶段的特征辩证地结合起来，但是它与前两个阶段又迥然不同：艺术（我认为色情是其中的一个小类别）可能像玩具一样异想天开，但是它也可以非常严肃；同时，虽然艺术可能是严肃的，但是它显然从日常的世界中迈出了一大步。

继庞德

[5]

之后，麦克卢汉认为艺术家是人类的“触须”（1964，p.xi）。他认为，艺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媒介及其影响。在麦克卢汉“光照射”和“光透射”的二分法中，我们已经看见了他的一些美学洞见（见第八章）。在以下的两章里，我们把艺术放到舞台的中央。“机器把自然变成艺术形式”

[1]
伽利尔摩·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1874—1939），意大利发明家、无线电报和收音机发明人、诺贝尔奖得主。

[2]
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1897—1945），纳粹德国宣传部部长，有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可以成为真理。”

[3]
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19世纪初英国最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之一，代表作为《忽必烈汗》和《古舟子咏》。

[4]
乔治·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1861—1938），法国早期电影家，第一个拍摄故事片的人。初为魔术师，以魔术师的直觉发现并开拓了许多技巧。代表作有《基督在水上漫步》《月球旅行》《哈姆雷特》等。

[5]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美国诗人、翻译家、学者，现代派主帅，对许多大名鼎鼎的作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十二章 机器美人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1964）里指出：“机器把自然变成艺术形式。”他指的艺术品，不仅是门廊和客厅里悬挂的印花图片。他指认出媒介竞争所产生的一个基本后果：与其说新技术将其先驱技术埋葬了，不如说是将先驱技术推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把它们推向了令人欣赏的地位，虽然我们不再使用它们。

说到自然，我们在前工业时代和它的关系是伙伴关系。人们希望这种关系是合作的。有的时候，这种关系还是报偿丰厚的，但是它从来没有远离贫瘠和致命的处境。我们抚摩土地，侍弄庄稼，但是收成只足以维持生存，而不是让人享受色拉。海洋是航行和觅食的场所，而不是度假的胜地。马是经商作战的坐骑，而不是盛装游行的道具。后来，我们对自然的驾驭能力逐渐增强，我们凭借技术与自然拉开的距离，也逐渐加大。就是说，机器取代自然，成为与我们相邻的伙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获得（或者提高）了对自然为欣赏而欣赏的能力。自然之美丽、复杂和奥妙，全都成为艺术课题和宏大的科学理论课题。按照这个思路来理解，科学理论是一种思想艺术（ideational art）。比如我们可以考虑，达尔文进化论和动植物育种的实践知识之间有何差距，虽然达尔文进化论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实践知识的。麦克卢汉认为，卡森（Rachel Carson）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启动的生态运动，是人造地球卫星合乎逻辑的结果。1957年，人造卫星第一次把人类送到地球之外的地方（见McLuhan & Powers，1989，pp.97-98；亦见本书第五章）。

上述被取代和容纳了的并且已经过时的媒介，除了给艺术提供素材之外，还有一些更深刻的意义。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最重要的影响是隐蔽的。然而，当它们被新媒介从主流的惯用法装配线上取下来时，麦克卢汉就看见它们进入聚光灯下，温文尔雅地接受我们的审视和欣赏了。这就是麦克卢汉观点中的对比的方法，给媒介保全面子的方法。事实上，旧媒介不一定完全被取代，所以掩盖它们的面纱是可以揭开的。因此，麦克卢汉认为，小说的叙事结构，只有在被电影吸收以后才容易被理解。反过来，电视问世并且把电影当作自己的内容之后，电影的章法成为世界各地大学研究的主题（McLuhan，1964，pp.x，32）（早在20世纪20年代，社会研究新学院就开设了电影批评的课程，但是电影批评成为普遍开设的课程，还要等到50年代和60年代）。在这里，麦克卢汉的表述似乎不只一层意思，这些意思好像又互相矛盾。这就是麦克卢汉的典型特征。因为如果说小说成为电影的内容，电影又成为电视的内容，那么似乎很难说，小说和电影已经过时了，被取代了。但是他所谓取代，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取代”观念。按照他的观点，媒介被取代时，它未必被完全取代，而是成为一种艺术和内容，或者成为一种艺术或内容。然而当媒介进入巅峰、盛极一时——可以借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它就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无疑，现在看电影的人比读小说的人多，比看电视的人多。

[1]

有鉴于此，数字时代的问题是，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成了我们的役马和坐骑，并且因此而揭示了电视之类的旧媒介的运行机制。易言之，从理解媒介的角度看，个人电脑和互联网革命把电视变成了一种艺术形式，并且因此而给我们留下启示。对我们电视时代的感受力来说，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然而这可能正是个人电脑和互联网革命的最大贡献。用这样的观点来解读媒介，只有等到下一次的媒介革命，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互联网及其支流的意义。

为了更好地理解电视在我们眼前会发生什么变化，下面先讲过去的一百年里成为艺术形式的两种技术。

[1]
看电影的人比看电视的人多，作者1989年的观察是否准确，似可存疑。

第一节 熟食和敞篷汽车

研究麦克卢汉的乐趣之一，是给他描绘的媒介效应提出你自己的例证。我吃过许多熟食，很少坐（从来没有开过）敞篷汽车。麦克卢汉说，过时的形式是艺术形式，我第一次读到这个观点时就突然想到，熟食品和敞篷汽车是两个首要的例子。

肉类的加工，首先是用盐，后来是用更加复杂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加工的方法起初是腌制。当然，冰可以用来延迟肉类的腐败（后来发现腐败是细菌造成的），但是冰有一个令人不快的属性，那就是融化。因此它不适合长期保存，除非有经常不断的供应。于是，许多情况下，腌制成为比冰冻更好的办法。而且腌肉味道也要好一些。

最后，冰冻技术帮助解决了这个难题。19世纪上半叶，人们弄懂并运用了机械冰冻的原理——液体变成气体会吸收热量，使周围的温度降低。19世纪末，电能的运用使冰冻更加有效，萨拉米香肠、火腿和热狗就要粉墨登场，扮演艺术的角色了。

这意味着，腌肉之所以受人喜欢，首先不是因为其功能和保存期，而是由于其味道。腌肉的使用功能还在那儿——火腿在冰箱里保存的时间比未经腌制的生肉保存的时间长，但是这个功能再也不是熟食存在的理由了。

另一种有意义的东西接踵而至。当不用防腐剂就得挨饿时，凡是不能立即致死或明显致死的防腐剂的副作用，都可以不在乎。早期的防腐技术是一种交易，我们的祖先没有多少选择。但是，一旦火腿和热狗可以随意吃时，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的副作用就成为合乎情理和逻辑的担心了。纯粹为了好吃就去冒险，以至慢性致癌，得高血压，那合乎逻辑吗？这个逻辑的幽灵之所以产生，恐怕是因为吃禁果的人和不吃禁果的人一样多——因为带风险的活动本身具有吸引力（吸烟不幸即为一例）。不过这里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味道和风险同在，都成了盘中餐。

这个教训适合一切媒介。这是麦克卢汉“环境保护论”或完形理论的基本思想：媒介本身并不存在多少后果。更确切地说，它们的后果是在更大范围的背景中运作时表现出来的。就是说，环境中的变化，甚至媒介中看不到的变化，都会引起媒介运作的变化，并且肯定会引起公众对媒介运作感知的变化。（已见于第九章对冷热媒介的讨论。）冷冻技术使熟食成为一种艺术形式。但是，由于我们沿着另外的路子提高了对人体健康的认识，熟食又成了一种有风险的事情。（麦克卢汉经常对我说，当环境对当下的情况手足无措时，旧媒介的“再现”即从过去的角度来办事情，可能对当前有致命的后果，详见第十五章。）这样的后果，对电视的意义令人吃惊。我们将回头看电视的意义。在这个即将结束的世纪里，电视抢夺了我们的读书时间。下一个世纪，电视和网络争夺屏幕时间时，电视的冲击还要更加严重，它会更加分散我们的精力。

敞篷汽车给媒介的角色转换提供了洞见。汽车顶棚最初可以卷起来，以图凉快。在湿热的夏天，这是很实用的功能。到了20世纪60年代，许多汽车安装了空调（另一种形式的制冷）。空调制冷效果好，它能降温，没有煤灰扑面，又不会把头发吹乱。有一段时间，汽车厂停止生产敞篷汽车。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敞篷汽车又回潮了，数量有所增加。它有了新的“艺术”目的。80年代以后，空调车满世界跑，这时的敞篷汽车，目的是为了扮“酷”——不是为了防暑，而是获得了全新的艺术意蕴：“伙计，真酷！”

进入新千年之际，也许“酷”这个字拼写成“kewl”更恰当，更逼真，从天气的凉爽（cool）变成社会上的扮酷（kewl）。这个例子令人高兴，说明技术在功能上有了深刻的变迁，但表示这个功能的语言标记却维持不变，因为表示“凉爽”和“酷”的凑巧是同一个字cool。换句话说，正是因为语词容许不同的意义，甚至以多重含义见长，所以它们未必能够可靠地指示具体功能是实用功能还是艺术功能。换言之，若判断技术是否在以实用功能运行，或已然获得了衍生的象征意义，语词未必是可靠的标记。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看”电视的意义也类似：和今天的情况既相当不同，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节 数字时代作为艺术的电视

电视一开始就受到抨击（Schereiber，1953）。它是一种比游戏还要低级的活动——廉价的快乐，甚至像毒品（Wynn，1977）。据说，它对我们和儿童，对文化中高雅的东西，都有破坏性。可是如今，它已经开始向艺术提升。究其原因，与其说是电脑的作用（迄今如此），不如说是电影在有线电视和录像带出租业务中无处不在的作用。无处不在的电影打破了电视网几乎一统天下的局面，所以人们越来越重视电视黄金时代的母题和技巧。1956—1961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直播的《电视剧场90》（Playhouse
90；Brooks & Marsh，1979，pp.498-499），如今回想起来，还是令人赞不绝口。人们赋予它“合理”剧场的地位（剧场的数量和上升的电影院在比例上是“合理”的）。就连搞笑的情景剧也不断重播，比如《我爱露西》和《蜜月新人》。而且重播时还常常配上低声的旁白，评论其滑稽艺术价值（比如美国的有线电视节目《晚间的尼克》（Nick at Night
）。此外，有线电视频道“电视王国”（TV Land）还重播50年代和60年代的广告，这纯粹是为了满足观众重新观赏的乐趣。

再者，电影发生自省式的转折。这说明媒介革命中，外观与背景（figures and grounds）经常换位。著名的电影使电视剧中成名的演员走上了大屏幕。这些电影有《亡命天涯》（The Fugitive，
1993）、《碟中谍》（Mission Impossible，
1996）、《反斗小宝贝》（Leave It to Beaver，
1997）和《淘气阿丹》（Dennis the Menace，
1993）。50年代，电视取代了电影，成为日常的视听媒介，电影被推上比较受尊敬的地位。与此同时，电视又给电影提供了另一种服务，使电影在媒介消长曲线的另一端成为电视的内容。麦克卢汉所谓外观/背景的逆转（见本书第十五章）几乎是完美无缺的：战后时代开始执牛耳的电视媒介，把电影作为其内容和艺术。可是如今，在新兴的数字时代，电视却成了电影的内容和艺术。

当然，其原因是时移世易，数字时代及其包含的电脑、有线电视和录像带出租业改变了电影和电视的性质，至少是改变了人们看待它们的方式，改变了它们在我们生活里的角色。因此，促使电视地位变化的，是在有线电视和录像带上放电影，而不是电影本身。使电视地位根本变化的，是电脑，而不是电影。外观/背景的迁移绝不是简单的逆转，电影并不会变成这个逆转之前的电视，也不会恢复自己在电视诞生之前的地位和角色。相反，由于新媒介的到来，典型的电视网如今成了吸引人的内容和艺术；在这个功能上，电视网和小说一样，成为电影的内容和艺术。于是，新媒介就成为社会演变的先锋，一是凭借自己的成就；二是凭借自己对旧媒介施加影响的涟漪效应。因此，新旧媒介功能上的逆转——比如电视和电影的上述逆转，就是前进的，表现出实实在在的发展，而不是单纯地恢复过去的功能。

然而，重新发现的作为艺术形式的过时的媒介，除了在我们的感知中的角色有所变化之外，未必需要其他变化——毕竟，自然还是自然，哪怕机器已经把它送到舞台之上。那么，我们在电视身上看见的、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什么呢？什么东西使我们觉得电视是艺术，觉得它是电影的内容呢？答案是这样的：电视始终表现出来的某些东西——更具体地说，使我们觉得电视最像艺术的某些东西，是它与对应的新媒介反差最大的那些东西。如果说，有线电视和租用的录像带能够使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电影，那么从中欣赏刚刚逝去的那个年代，和一周又一周地忍受电视连续剧中那几个人物比较而言，还有什么比这更加吸引人的东西呢？如果说互联网偶尔的超文本链接很出色，那么精心安排播放的老录像带《电视剧场90》，怎么不使人怀旧，怎么不凸显其价值呢？

用今天话来说，20世纪50年代“直播”的《电视剧场90》等早期电视节目叫做“实时”节目。它们受到称赞和珍惜，因为“实时”是“典型”电视的一个特征。但储存在录像带和互联网上的电视却走向了直播和实时的反面，这实在是耐人寻味的。我们看这些节目时，它们并不是正在表演，因为如果它们是录像带的内容，那么它们事实上早就录制好了。而且，也不是许多人在同时看这样的节目。“典型”的电视观众是千百万人同时看一个节目，录像机上看录像带的人，互联网上看电视片段的人，是个体的人，他们按照自己挑选的时间观赏，看的是电视的新形态。

当然，典型的同步电视观众，如今还是照旧。不过，他们现在看的节目，是通过卫星发射的，是真正即时的、国际的传播。超级橄榄球赛和奥斯卡颁奖典礼就是这样的大事。1982年，全球的观众聚集在电视机前看查尔斯王子和黛安娜的婚礼。1997年，他们又聚在电视机前看黛安娜的葬礼。如此“典型”的电视观众是同步观众演化的典型形态。同步观众始于广场和剧场，然后进入配有放映机和屏幕的电影院。到20世纪，通过广播电视，同步观众最后达到了全国和国际的规模。比如，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的讲话，就可以同时传播给全世界的每一个人。但是，作为录像带内容的电视，却把这个过程颠倒过来。它把电影从公共屏幕送回私人的放映机，这里的电影往往是一次一个人看。

然而，需要再次说明的是，这样的逆转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重复。早期看电影的人要走出家门，到有拱廊的电影院去，看他们喜欢的《弗雷德·奥特打喷嚏》等片子，而电影院开门的时间是特定的。相反，看录像的人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从这个意义上说，录像带上的电视和图书有更多的相同之处，它不像早期的电影。

网上存储供人观赏的“在线视频播放”电视，更加不受时间束缚。读书也好，看录像也好，都必须要事前决定去买书或借书，去买录像带、租录像带或自己录制像带。如果想看书或看录像，而事前并未采取相应的行动，那就只能想想罢了。与此相对，互联网上的任何东西，公众可以一天24小时得到，不必事前做什么决定，只需在网络上接上个人电脑就行（当然，和一切技术问题和生活问题一样，互联网的链接都可能会出错，因此我们并不能笃定立即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自然使我们考虑机器（这里是互联网）如何把电视转换成一种艺术形式，如何使旧媒介的关系发生逆转。因为造就电视艺术性的，是互联网的轮廓，它的成就，以及它如何取得这一成就。换句话说，互联网投射在电视上的影子，恰好使我们在旧屏幕上看见的艺术性发挥出来了。

但是，进一步研究互联网在上述转换中的作用之前，我们还需要看看电视的另一个侧面。对过去五十年的观众来说，这是它独特的角色。这个角色对它正在成为的艺术形式产生了影响。

第三节 一见钟情、怀旧情绪和与之相对的艺术

仔细思考的话，麦克卢汉所谓“机器把自然变成艺术形式”，并不是媒介及其影响的典型特征。主要原因是：自然绝不是典型的媒介或环境。确切地说，自然是超越变化的一种“媒介”或环境，这里所谓变化包括工业革命引起的变化。在几乎是太古的自然形态中，在风霜雨雪、阴晴寒暑中，我们都可以重新发现自然。

与此相对，一切人造媒介都有明确的起点（当然字母表之类的古代媒介的起点不那么明确），都有转换成艺术形式的起点，如果转换真正到来了的话。在文字处理的时代，甚至在打字的时代，把书法看成重要的实用技能，是难以想象的。相反，漂亮的书法成了仪式性的书法艺术。但是，即使工业革命和如今的信息革命已经使我们长期脱离田园生活，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并理解艳阳天气的实惠和美好。

因为自然绝不会完全沦落到无人使用或不再时髦的境地，因此它绝不会受到怀旧情绪的强烈牵制。但是对于我们成长过程中熟悉的、业已习惯的、突然发现要被取代的媒介，我们却怀着强烈的怀旧情绪。旧媒介初次被取代时，它被当作是一种艺术。怀旧的情绪凑巧与这个时机相吻合。我们既怀念电视的黄金时代，又把它当成一种艺术。但是，怀旧情绪终究是要消散的（媒介走俏时期的消费者退出了舞台）。作为艺术形式的媒介却保存下来，媒介的保留程度由其吸引人的属性来决定，它们的吸引力和人们是否与之接触过没有关系。今天喜欢熟食的人，没有一个是因为往昔温馨的回忆，并不是因为想到那些冰冻技术而不得不做腌肉的岁月，才喜欢熟食的。相反，熟食和作料一样；人们喜欢吃熟食，是因为它们味道鲜美。这意味着，还要等半个多世纪，电视才能具备“客观”的艺术品位。就是说，公众的艺术品位并非怀旧的情绪。未来的人之所以把电视当作艺术，并不是因为他们怀念没有个人电脑和网络的岁月，并不是因为他们怀念昔日电视这个最“酷”、最具锋芒的媒介。

和怀旧关系最密切的效应，是我所谓“一见钟情”的综合征：我们永远摆脱不了感情上与媒介的纠缠。伴随我们在社会上、商务上成年的媒介，我们掌握赖以完成特定任务的媒介，都和我们有永远解不开的情节。我们要么对这些一见钟情的媒介感到最舒服，要么把它们作为衡量其竞争对手的标准（见Levinson，1997b，p.166；1998a）。20世纪80年代的文字处理、电讯和数据库，像走马灯似的匆匆过客，一个个登台亮相。我常常在此看到“一见钟情”的效应，一旦学会使用Word Star，Word Perfect或任何其他一种程序之后，其他的文字处理似乎没有一种对我们合适。一般地说，只有买了一台新的电脑（由于其他原因而买）之后，由于新的电脑使旧程序跟不上时，我们才不得不放弃原来的程序。直到1988年，我才放弃使用CP/M的电脑，改用DOS的电脑。而且在完成许多任务的时候，我还是喜欢用DOS，而不喜欢用视窗。不过，我尽量不去做出错误的判断，因为我用起来舒服并不能够证明，它们客观上就比对手强（有人仍然对WordStar恋恋不舍，见Sawyer，1990/1996）。

在我成长的世界里，在电视上露面的人，肯定能够得到文化上的认可。受人喜爱的节目有：埃德·沙利文秀、乔尼·卡尔森（Johnny Carson）主持的《今晚》秀

[1]

和 《晚间热线》秀

[2]

。由于这样的成长经历，在我的心目中，在网上露面——用文本来聊天——绝对不可能再有那种谈话节目的意义。同样，无论网上和/或屏幕上的出版和阅读有什么优点，我内心还是觉得，文本应该出现的地方是在纸张上——报纸、杂志和书上。我期待在书店和图书馆装订好的书上看到作者的名字。我每天在网上都看到一些作者的名字，然而我还是习惯到书架上去核实他们的地位。

互联网正在挑战电视和印刷的地位，这说明它正以浩大的声势涌入主流文化。数十年来，尽管有许多与此相反的耸人听闻的预言，电视从来没有给印刷构成真正的威胁。对于阅读固定在纸上的语词，它最多是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而不是取代印刷品。如今，电视、书籍和报纸都处在互联网的压力之下——尽管它们在各自的功能中都曾经是我们一见钟情的恋人——它们可能不得不和我们依依惜别了。它们以媒介生命周期从未有过的独特方式，同舟共济，驶向21世纪艺术的落日余晖。

当然，这意味着，互联网程度不等地战胜了电视、书籍和报纸。它和电视争夺同样的屏幕——在网络电视的情况下是实实在在的争夺，所以电视是最容易被征服的。有一位无名氏在网上把电视称作“互联网受害者”。这是我亲眼看见的电视要大难临头的谶语。

印刷品存留的时间可能要长一些，因为它自带电池——除了环境中业已存在的电源之外，它不需要其他电源。而且它给我们喜欢的文本提供了可靠的场所。在这一点上，它和变动不居的文字屏幕形成强烈的反差（关于书籍在数字时代存活的前景，见Levinson，1998a）。在一个无形无象的时代，实在的场所包括白纸上的黑字是独特的遗民，它们具有美的魅力和强化了的实用魅力。

电视和互联网都用屏幕，书籍则不用。因此，按照同样的推理，我们可以指望，干扰网上工作和乐趣的，是电视而不是书籍。这一点已如上述。电视加强了后卫，它抓住自己日益虚弱的主流媒体地位而拼命挣扎。

在社会上取得支配地位之后，互联网会是什么样子呢？它会为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1]
《今晚》秀（Tonight Show）
，20世纪70年代和80 年代，乔尼·卡尔森（Johnny Carson）在全国广播公司（NBC）主持的谈话节目，每周五次，访谈人物有艺术家、新闻界人物，亦有表演。

[2]
《晚间热线》（Nightline）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泰德·科坡尔（Ted Koppel）在美国广播公司（ABC）主持的收视率很高的晚间新闻节目和谈话节目，曾经广泛报道70年代末的伊朗危机，关注被扣为人质的美国大使馆一百多名外交官的命运。

第四节 作为主流媒体的互联网

我们已经考虑过上网工作时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第十一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这一节考察的是硬币的另一面：互联网成为确认文化和现实的最显赫的权威时，当它以这个权势取代电视，就像电视在半个世纪里取代广播那样，成为称霸一时的媒体时，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

为了理解互联网取代电视是多么巨大的新变化，请你想一想里根总统，这位电视上“伟大的交流者”，看看他发表电视讲话时美国人民感到多么舒服。可是现在，请你再想一想，如果他在网上聊天室里和美国人民进行文字交流或是回答问题，那会是什么样子。广播（被电视取代之后成为摇滚的载体）及后继的电视之间的鸿沟深不可测。这条鸿沟在政治上的象征是罗斯福（广播）和里根（电视）。这是舞台表演的，单向的电视和互动的、文本驱动的网络之间的鸿沟。这条鸿沟似乎是无法填平的：你无法想象，里根能够在网上进行严肃的谈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解读，肯尼迪在许多方面是第一位上电视最成功的总统，他继承了罗斯福广播讲话的驱动力和热情。因此，在广播/电视这个连续体上，他处在罗斯福和里根之间；在这个衡量尺度上，尼克松应该靠近罗斯福。此外，肯尼迪不仅珍视口才和视觉形象，而且重视文字。他在网上可能会干得不错。

当然，网上聊天未必要用文字来进行，展望未来尤其如此。网上的“在线音频播放”（RealAudio）和“在线视频播放”（RealVideo），已经在用古典的广播电视方式进行访谈和讲演。我们已经在本书中说过这样的情况。然而我们又看到，上述节目所在的环境，真可谓千差万别。用书桌上的个人电脑上网是一回事。在汽车、厨房或浴室里听收音机是另一回事。在客厅或浴室里看电视又是另一回事。文字处理和在电脑上做其他许多事情都要依靠文本。这些活动与“在线音频播放”“在线视频播放”，可以在同一台电脑上并行不悖。这一事实本身就使我们多了一丝期待，使我们期待文本具有一些非文本的特征。我在“在线音频播放”的大多数访谈，都给听众留下了用文本聊天的空间。因此，网上的“在线音频播放”使他们既是听众又是作者。

互联网上的广播电视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化，这一点上文已经提到。在网上现身就是在网上存档：网上的“实时”（realtime）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它是随时可用的“过去时间”（past time）。实际上，这个储存的能力对互联网是最基本的属性，甚至是电脑运算本身最基本的属性。如果不想储存，那就必须有意识地决定不将其存档。1984年，我在西部行为科学研究院教第一门课时，已经注意到这种不经意之间归档储存的信息。这门课上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发表的意见，包括我和学生发表的意见，自始至终都可以调出来回忆检查。我把它叫作网络教育的“思想安全网”。

总统的讲话和新闻在网上发布的时候，这个安全网即互联网内容的可检索性和可解说性就很有用了。网上交流提供的是轻松自如、自然流畅的氛围。这一点和写作电视脚本、拍电视的苦心孤诣构成强烈的反差。和网上交流的自发性相对应，我们还发现，网上信息的持久性远远超过广播媒介，也许还要远远超过印刷媒介。毫无疑问，网上信息的传播比印刷品速度更快，空间更广。我们没有理由不认为，网上信息和书籍信息一样持久，甚至是更加持久。在互联网上生产和获取信息都很轻松，互联网又能快速传播和检索信息；考虑到其特征，互联网与过去的一切媒介的天壤之别就不言自明了。电视也好，广播也好，书籍也好——过去的媒介没有一个能像互联网一样提供类似的一揽子机会和冲击力。一方面，在网上写东西就像说话一样容易。另一方面，网上说的话原则上就永不消逝了。

可检索性的增加产生这样一个逻辑的结果：人们在网上陈述时，将更加小心。毕竟，如果我知道我给网上课程写的每一个字，学生自始至终都可以调出来阅读和研究，我的讲稿就要比课堂面授时更加字斟句酌。这意味着，网上的生产和展示本身，就可以提高讲课的质量。这个令人吃惊的结果说明，网上的工作和网下的对应工作相比，质量可能会略胜一筹。网上进行的工作越多，互联网改进工作的前景总体上就越美妙。

这个结果确实令人吃惊，因为我们在上一章里看到，互联网模糊了工作和娱乐的界限。游戏像工作，工作像游戏——这对改进和完善工作，对档案的积累，不像是有利的办法。麦克卢汉说，过去分离的工作和游戏在电子环境下正在靠拢。不过，他心里想说的，不仅仅是二者的差别走向模糊。相反，他想到的是一个更大的熔炉。这个熔炉不仅包括游戏的自发和工作的严谨，而且还包括艺术的完美。如果说，工业革命使童年和成年分离，那么我们还可以说，机器大生产排挤个人手工艺，使之不可能完美。

机器践踏了审美情趣，并因而践踏了艺术家。当然，这个思想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自浪漫主义时代起，自工业革命时期的第一次抗议浪潮起，就已经存在了。麦克卢汉认为，电子媒介把这个过程颠倒过来，使艺术的各个方面重新合而为一，使之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个观点却是新颖的。这个观点的兴起，和他的大多数观点一样，盖源于他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对电视的感知过程，是一个多元同步、多向同时、深度参与的过程。电视和印刷品截然相对。印刷品是一页页具体的东西，它使工作和游戏分离，它具有超然性。我们对电视的感知过程本身，就是具有整合力的艺术经验模式。

在下一章里，我们将探索，这种视野在我们的网上工作中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我们没有艺术，我们把一切事情干好”

第十三章 巴厘人在网上工作

麦克卢汉喜欢引用巴厘人的一句话：“我们没有艺术，我们把一切事情干好。”实际上，这句话至少在他的六本书里出现过。在此之前的《谷登堡星汉》（1962，p.85）里，他说埃韦里克人（Aivilik）“没有‘艺术’这个词”。他同时引用卡彭特对埃韦里克人的看法：“每一位成年人都是一位擅长象牙雕刻的工匠。”（Carpenter， Eskimo，
1960）

在网上把一切事情办好，是不难想象的。虚拟的构想比真实的物体容易操纵。网上的人际关系比较安全，也比较容易。准备和完成大多数任务的信息在网上近在咫尺，比在物质世界任何环境里都更加容易获取，也许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只有例外。

这是否意味着，一切东西在网上都能做得很好呢？我们在非象牙键盘上和埃韦里克人在象牙雕刻上干得一样好吗？

在巴厘人和埃韦里克人那样的前工业社会里，容许他们把一切事情做好的最重要的资源是时间——至少可以说，时间给他们提供了干好一切事情的哲理。现代世界有一个并非完全无理的陈词滥调（之所以为陈词滥调，首先是因为它有道理），不满意现代社会的人也是这样说的。我们为了获得大宗商品而付出了代价：生产每一件商品的时间和精力都大大地减少了。亨利·福特装配线的汽车，无论它比马车要强多少，都不可能反映个人饲养马和制造马车的心血。

然而，继工业时代而起的信息时代，运输虚拟产品的速度比工厂装配线运输产品的速度快。网上文本之间的链接几乎不需要时间，发电子邮件几乎也不花时间——当需要时间时，我们就认为网络运行不好，认为该系统有缺陷。实际上，除非系统崩溃，我们几乎不注意链接和电子邮件的表现。但我们的感觉是，互联网时代给我们提供了更充裕的工作时间，至少当我们在网上工作时，我们似乎有更充裕的时间。在互联网的即时信息传播世界里，这个时间观念是从何而来的？它在我们的工作中发挥什么作用呢？

至少可以说，时间是一柄令人神往的多刃剑。以光速完成任务的能力使我们从时间中解放出来，使我们有更多的闲暇和精细的安排去从事其他的工作，或者去注意同一工作的其他方面。和手工艺时代相比，装配线大大加快了生产，但是它加快的速度还不足以使工人享受到时间的红利，他们还不能把工作干得非常好，不能使自己完成的产品带上个人的色彩。因此，虽然麦克卢汉说巴厘人时指的不是互联网，他确实说到点子上了。他说，电子传播的速度使我们再现了巴厘人工作中注意的个性和细节。

我们在网上的注意力，并不是投入到超文本和电子邮件的运行之中，而是在写电子邮件之前，在超文本设计出来之前。不过，亨利·福特和所有的制造商使用的发明，不是在发明之初就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吗？爱迪生不是讲得很好——发明是99%的汗水加1%的天才吗？

是这样的。但是他们大量的精力是花费在发明之初，而不是用在产品上。

而且，互联网还有另一个结果，本书始终在探讨这个结果：互联网时代与发明的时代即爱迪生的时代迥然不同。凡是有个人电脑的人，都可以参加网上聚会，来关注许多潜在的爱迪生是如何冒出来的，来体会他们是如何仔细工作的。互联网使我们能够干好工作，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其速度使我们有大量时间细心工作，二是爱迪生那个充满希望的公式中的“我们”，如今是一大群聪明的脑袋，其数量比爱迪生时代多出不知凡几。

当然，要用经验来证明或驳斥这个命题为时尚早：互联网正在培养群英荟萃的爱迪生式的发明家——莫尔斯、达盖尔、塔尔博特、贝尔、吕米埃、马可尼——姑且不提发明时代许多其他了不起的发明家。上述天才发明家的工作环境可能有一些与互联网无关的成分。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在21世纪看到和19世纪一比高低的发明，我们就必须拥有与上述环境对应的一些成分。19世纪的发明给20世纪带来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就生活工作在这个世界中。

所以，我们在下一节讨论一个必备的附带条件：要有一些自身性能之外的因素，互联网才能帮助我们在网上把一切事情都办好。我们还有许多领域尚待探索，以便决定互联网如何帮助我们向着更好的巴厘人式的工作方向前进。

我们从麦克卢汉所谓“神话”的电子环境入手。

第一节 神秘的程度和艰难的任务：纵向神话对横向神话

麦克卢汉说，电子时代是“神话的”时代（Carpenter & McLuhan，1960，p.ix）。他所谓的神话不是虚假或误导。事实正好相反，他用的是神话古老的、原生的意义，它传递的信息处在一个很高的层次，其洪钟之声与许多根本的真理产生共鸣（他特别喜欢共鸣这个字，因为它是一个声觉的比方）。这些根本的道理，我们平庸和日常的书呆子是观察不到的。因此，麦克卢汉的神话很像约瑟夫·坎贝尔

[1]

所用的意义，很像西尔维尔·恩道尔

[2]

1990年论述“太空时代神话”时所指的意义（Engdahl，1990）。她认为这些太空故事不是胡编乱造，而是我们宇宙公民固有身份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电子“神话”镌刻着巴厘人关于艺术的妙想：把一切事情干好。

互联网在这方面扮演什么角色？

在神话的创造过程中，时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古典的神话——我喜欢称之为“纵向神话”（vertical myth）——要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才能产生足够的头脑去加工故事，把一件事情从回忆加工成历史，再加工成神话。电子媒介的后果之一是，产生神话所需要的头脑的数量看样子转瞬之间就汇集起来，肯定比古典神话产生的速度快。电子媒介的这个后果，充分表现在它们同时达到的大规模受众之中，并一定程度上表现在电影院会聚的观众之中（并非字面意义上的全国同时会聚，而是几个月几年达到的这个效果）。我把这种现代的电子神话叫做“横向神话”（horizontal myth）。

事实上，达到神话生产所需头脑数量的过程开始加速，那是在印刷机问世的时代。哥伦布到新世界的航海达到了神话的水平。这也是在正面意义上说的，因为它鼓舞人们去完成各种壮举，因为它抓住了人类的基本渴求，而且使之放大。创造这个神话的过程，靠的是探险报告。15世纪90年代，这些报告从欧洲的印刷机中汹涌而出（Levinson，1997b，pp.25-28）。意味深长的是，再回溯五百年，挪威的雷夫·艾里克森（Leif Ericson）到北美的航海却没有产生类似的效果。他这些壮举没有发表出版，因而成了传闻轶事，名副其实的希腊词根上的anecdote。这些壮举的影响区域太小，仅限于北欧。流传的时间也不够长久，不足以渗透到许多人的头脑之中，去取得羽毛丰满的神话地位。所以，他的航海壮举没有以传统的纵向神话方式流传下来。因此，北欧人10世纪驶向美洲的航程，并没有产生发现的时代，没有产生欧洲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革命。

大众媒介如印刷机、电影、广播和电视与互联网合流，在20世纪里给真实的事件赋予神话的色彩。这里有一个极好的例子，就是媒介对“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报道，以及后来使之上升为大众文化的现象。当然，一开始素材就在那儿：前所未有的海上游轮，据说绝不会沉没，却撞上冰山，沉入北大西洋冰冷的海水，处女航走向坟场，1500人葬身海底。况且，遇难乘客中包括当时世界上一些最阔的富豪比如本雅明·谷根海姆

[3]

、阿斯特

[4]

、伊斯铎·斯特劳斯夫妇

[5]

，还有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等。为沉船陪葬的还有船长和该船的设计师。航运公司（“白星航线”公司）的经理乘救生艇得以逃生。几条救生艇只救起了709人。附近的“加利福尼亚”号也许能够救上更多人，可是它没有对“泰坦尼克”号的无线电报呼救信号做出回应，也没有对它的灯光（闪光）信号和绝望的火箭信号做出反应。

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最后一幕本身，是带有神话色彩的电讯悲剧。同时也是希腊式睥睨神明的悲壮史诗，这艘巨无霸太自信了。一些最富有的财神的自我牺牲精神，一些人的自私自利，最后几分钟下层阶级乘客和船上权威人士的冲突，都触动了值得荷马和莎士比亚大书特书的主题和神经。

当时的大众媒介报纸，迅速满足了大众的需求。此后，到20世纪末，一共有35部电影和一百多部小说反反复复地述说了这个故事，见电视评论片《泰坦尼克揭秘》（Titanic：Secrets Revealed，
1998）；详见哈耶尔（Paul Heyer）《泰坦尼克遗产》（Titanic Legacy，
1995）。20世纪80年代，这场悲剧在公众头脑中仍然挥之不去。在此激励之下，罗伯特·巴拉德（Robert Ballard）终于发现了泰坦尼克号的残骸，它躺在北大西洋的海底，在水下两英里。在此之前，许多人寻找泰坦尼克的尝试都失败了。这个使历史重见天日的事件，给许多传媒提供了灵感，产生了一系列作品，包括1997年重拍的电影《泰坦尼克号》。1998年，在本书写作的时候，这是有史以来票房价值最高的电影。

整个1998年，互联网上《泰坦尼克号》的音乐不绝于耳。在网页上，船与电影、电影里的船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神话的王国。当然，报纸、广播、电视和新书携手合作，再次推出了这个神话王国。于是，泰坦尼克号进入了一个高尚的世界，而不是海底的冥界。狂热的浪潮热闹非凡，传媒和现实互相吸取营养，进一步刺激了神话的再生，又深化了对历史的理解。

最终产生的效应是对历史更充分和准确的理解，这使我意识到，横向的神话为何非常有用，因为媒介中大量的例子能够帮助我们把事情办得更好。一般地说，纵向神话获得地位太缓慢，不可能真正增加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我猜想，有人有感于亚瑟王及其圆桌骑士的许多神话，从而发现什么迄无人知的遗址——这一点并非是不可能的，正如谢里曼

[6]

找到荷马史诗中的遗址特洛伊一样。然而这一类发现，由于其对象年代久远，和巴拉德给泰坦尼克残骸定位相比，几乎总是带有更多的试探性，不太可能盖棺定论了。

诸如此类的神话效应在电视和其他传媒上都在发生，随时如此，许多小事上都是如此。对媒介持批评态度的人，忽略了一个事实：无论如何估计，信息灵通的人都比过去多了。毫无疑问，有些信息在有些情况下是扭曲的，完全错误的。故意捅给新闻界的假新闻，可以产生骗人的神话。但是，杰弗逊认为，纠正错误信息的最好办法是提供更多的信息。如果我们同意他的意见，我们就可以指望，大量的信息传播产生的神话，大体上更加接近真实的情况，而不是远离真实的情况。因为人们能够理性地把真理和谬误分开，只要正确和错误的信息并存，且信息量也足够就行。因此，肯尼迪及其“亚瑟”王朝的神话，经过几十年关于他婚外情的报道之后，有一点淡而无味了。相反，克林顿花心的神话后来至少是部分地得到了证实。独立检察官1998年9月给国会提交的报告，他本人的忏悔和道歉，证明确有其事。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继续不断的信息流使神话更接近现实。这并不是说，我认为公众官员的性事，是政治恩怨的恰当题目，我认为不应该这样。请见我的文章《只有天使才能当总统？》（Levinson，1992，pp.151-153）。上述例子能够支持杰弗逊的观点：持续不断的信息流可以使我们更加接近真实而不是虚构，无论相关的题目是什么。

而且，网络使这个过程更加明晰，强化了我们个人求真的过程，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在个人挑选的时刻，去求解神话的信息。同样，没有谁能担保，我们在网上找到的信息是真实的，就像经过守门人把关的报纸和电视的信息也不能保证准确一样。不过，杰弗逊的原理同样适于互联网，而且是更加适于互联网，因为互联网是由许多作者和出版者构成的，它不像大众媒介是由寡头控制的。除非关于某一个题目的每一个网页都染上了错误信息的色彩，在广泛的浏览中，我们接触到的信息，早晚要揭穿骗人的神话。

媒介有产生“真实”神话（truthful myths）的倾向。互联网尤其对此做出了贡献，它是一种神话矫正机制。这是否意味着，大众媒介正在把我们变成万事追求完美的巴厘人呢？不。

但是，互联网似乎正在帮助我们把生活中的一部分工作办得更好。这一部分工作使我们成为信息更加灵通的公民。如果说艺术家是人类的触须（麦克卢汉引用庞德语），那么大众媒介肯定是在给每一个人提供多种多样的更加强大的触须。

然而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又怎么样呢？

比如，大众媒介对传统上认为是艺术的生活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1]
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1904—1987），美国比较神话学家，著有《神话的力量》《千面英雄》《上帝的面具》等。

[2]
西尔维尔·恩道尔（Engdahl，1933— ）美国科幻小说家，著有《星际旅行》（Journey Between Worlds）、
《宇宙之门》（The Doors of the Universe）
等。

[3]
本雅明·谷根海姆（Benjamin Guggenheim，1865—1912），美国企业家，身后留下家族组建的谷根海姆基金会，资助文化艺术事业。

[4]
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1864—1912），美国阿斯特富豪家族成员，发明家、科幻小说家，经营若干大公司。

[5]
伊斯铎·斯特劳斯（Isidor Straus，1845—1912）和埃达·斯特劳斯（Ida Straus，1849—1912）夫妇，美国百货业巨头梅西（Macy）公司创建人。

[6]
亨利·谢里曼（Heirich Schliemann，1822—1890），德国考古学家，在希腊和小亚细亚发掘特洛伊遗址（1873）、“米尼亚斯宝藏”遗址（1874—1976）和迈锡尼遗址（1876—1978）。

第二节 作为艺术治疗方剂的电子琴

从电脑存储和传输数字数据即二元代码的观点来看问题，文本、图像和音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二元代码可以或多或少，但它们全都是一样的代码。其区别首先是输入方式的区别。语词、图像和声音输入的方式不同，因而产生了差别。接着，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从二元代码转换成可以看见或听见的东西。所以，键盘、扫描器和乐器数码界面（MIDIs）分别录入文本、图像和音乐，使之储存或转换，网页上就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些数据最终还原为屏幕上的文本和图像，并通过喇叭还原为音乐。

数码储存和传输的非连续性及其开始和结尾的方式，也就是储存/传输语言（一切语言均用二元代码）的输入/输出（读、看、听）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其差别是这样的：储存/传输过程和二元代码，对我们的感官和认知来说，并不是可以直接理解的。这个过程作为传播渠道运行得很好，正是因为它和传播的东西没有直接的相似性。字母表也许是贯彻这一策略的第一种有意识的媒介。和埃及的象形文字相比，字母表传播的受众更多，传输的观念显然也宽得多（见Levinson，1997b，第2章）。在这个方面，DNA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数字媒介，因为它组织蛋白质的指令和它产生的组织和器官，毫无相同之处。

上述非连续性也是一些模拟式传播的基础。唱片上刻纹的高低，也许和它们代表的声音的高低有对应之处，但是耳朵贴在唱片上并不能产生声音。同样，电话线中的电能模式可能与其代表的声音有类似之处。但是，如果把电话线切断插进耳朵去窃听，那肯定是徒劳无益的。也许还有人尝试在街上用耳朵听空中的无线电波。不过，回过头来一想，这真是一个更加生动的例子，说明这些（声音的）输入/输出及其传播方式，真可谓天渊之别（在广播的情况下，模拟式电子模式虽然像声波，但本身并不是声音）。在上述三种情况（唱片、电话和电台广播）下，我们的耳朵对声音的储存和传播方式，简直是充耳不闻。

香农和韦弗（1949）把这个过程叫做“编码”和“解码”。所谓编码，就是把人能够感知的能量转换成一种不能感知的形式，目的是储存和传输。所谓解码，就是把储存和传输后的能量还原为原来的形式。他们把这个“编码”和“解码”的过程描绘成一切传播的基础。在数字电脑问世之前，编码的形式因媒介而易——唱片中的形式是刻纹，电话线中的形式是电能模式，如此等等。在这个方面，数字技术的进步，是让一切媒介的编码完全一样。

这就给艺术开辟了一些有趣的可能性。

因为，既然键盘可以用来输入文本，而数码文本和数码音乐（如CD）又使用相同的代码，那么键盘也可以用来输入可以在喇叭上播放的数字数据。换句话说——本来意义上的也好，比方的也好，只要音乐是数字编码的，它在源头上，就不必执着于弦乐器和木管乐器的某种威力，也不必执着于钢琴或风琴键盘的才能。只需要音乐听上去怎么样的构想，和为电脑键盘写音乐的知识就行了。实际上，写音乐的程式甚至不必用键盘敲入电脑。原则上，它可以是说话。

实际上，用电子手段来分离物质工具的音乐功能和音乐的产生，开始于1919年。这一年，俄国的泰勒明

[1]

发明了泰勒明电子琴。他原名列夫·泰尔明（Lev Termin）（其名字列夫和我的Levinson相同），从那个时代起在传播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并且跟我同名的第二个俄国人。第一个与我同名的人叫列夫·库利绍夫

[2]

，他于同一年在苏联进行了著名的蒙太奇试验。当然，自从爱迪生1877年阴差阳错地发明了唱机，音乐演奏就已经从乐器中分离出来了。但是，泰勒明琴的情况与此不同，它产生的音乐首先是没有乐器的。这是创造音乐，而不是复制音乐。

当然，泰勒明电子琴并不是心灵制动的。所谓心灵制动技术，是我们在科幻中看见的用意念控制物体的办法。电子琴控制音高和音量的办法，是靠身体和手临近两根振荡金属线的姿势来实现的。人体的动姿可以改变两个振荡器的频率，这相当接近脑子对物质工具的控制，而不是用嘴唇和手指头作为电子琴的中介。事实上，如果我们思考一下指挥给乐队的指令和电子琴手给电子琴的指令，就可以看到，电子琴的发明好比是原始的人工智能乐队。这是一台用“智能”接受乐队指挥姿势的机器，正如乐手接受乐队指挥一样。

电子琴的颤音，的确像直接来自于兴奋的大脑。这样的琴声很快就激发了公众的遐想，并得到认可。20世纪20年代，泰勒明离开苏联，来到美国。他的电子琴打入了卡内基音乐厅，进入了斯托科夫斯基

[3]

的乐队，进入了其他的音乐会，而且获得了《纽约时报》头版的评论，详见史蒂文·马丁（Steven M.Martin）1995年的电视文献片《泰勒明琴：漫长的征程》（Theremin：An Electronic Odyssey）。
阿西莫夫在创作他获奖的科幻三部曲《基地》时，心里可能就想着泰勒明电子琴。书中写一头驴子怎么控制人，怎么令人忠诚。关于它对人的意念控制，驴子是这样说的：“对我来说，人的脑子就像钟表的磁面，上面有针头指向他们突出的情绪……我慢慢发现，我可以进入他们的脑袋，随心所欲地拨动指针。”（Asimov，1945，p.161）罗杰·艾伯特（Roger Ebert）评论马丁的电视片《泰勒明琴：漫长的征程》时说：“希区柯克在电影《意乱情迷》（Spellbound）
中用电子琴来暗示精神病（1953）；罗伯特·怀斯（R.Wise）在电影《地球停转之日》（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
中用电子琴来陪伴外星人（1953）；……毕利·怀尔德（Billy Wilder）在电影《失去的周末》（The Lost Weekend）
中用电子琴来暗示醉酒（1945）；杰里·刘易斯（Jerry Lewis）在电影《脆弱的少年犯》（The Delicate Delinquent）
中用电子琴来暗示疯狂。”还有一些制片人用电子琴来掀翻观众情绪的海洋。大型的摇滚乐队很快就采用了电子琴缥缈的声音。这样的摇滚乐队有披头士、滚石（The Rolling Stones）、感恩而死（The Grateful Dead）等。最有名的作品是海滩少年

[4]

1966的杰作《美妙的振荡》（“Good Vibrations”）。布赖恩·威尔逊（Brian Wilson）的作品还包括匪夷所思的乐器，比如衔在齿间吹奏的单簧口琴。

与此同时，罗伯特·穆格（Robert Moog）50年代学着组装了一台泰勒明电子琴。受此激励，他接着在60年代发明了一种新的电子琴，叫做穆格音响合成器。穆格电子琴的音域更加宽广，控制和细腻处理音乐的手段超过了泰勒明电子琴。沃尔特·卡洛斯

[5]

用穆格琴的演奏出神入化。1968年他出的《穆格琴巴赫》（“Switched-On Bach”）专辑不胫而走。这就确立了穆格音响合成器的地位，使之几十年经久不衰，它处在古典音乐和前卫音乐的十字路口。摇滚乐师也用这种古典和传统的结合，正如他们使用美乐特朗电子琴（mellotron）一样。美乐特朗演奏的音乐，是目前数码集成唱片音乐的先驱，它使用和处理预制的录音。

有趣的是，穆格琴和美乐特朗琴都使用键盘来选择和表达音乐。这就是一种回归。它仿佛在回头倾听一种音乐创作方式——直接操作而不是泰勒明电子琴那样与人疏离的创作方式。实际上，伊利沙·格雷

[6]

1874年曾经给发报机附上一个键盘（按键音高不同），在键盘上演奏出八音阶。这个运气不佳的独立电话发明家，1876年申请专利时，只是比贝尔晚了几个小时。19世纪末，泰岱斯·卡希尔（Thaddeus Cahill）用电传簧风琴（telharmonium）演奏电子乐，这种琴有两个键盘。在下一章里，我们将会看到，麦克卢汉有一个观点能解释人们对键盘的依恋，我们把键盘作为输入语词和音乐的装置。这就是他的“后视镜”观点。根据这个观点，我们走进未来时，眼睛却死死盯着过去。这是一种观念上的怀旧情绪。怀旧情绪在电子音乐中的作用，就是使各种电子琴不要远离古典的钢琴、羽管键琴和管风琴的样子。这些琴都需要灵活的手来弹奏，尤其是在现场演奏时更需要肢体的灵巧，虽然非电子乐器需要人更加灵巧。这种怀旧情绪使泰勒明电子琴位于一个高水准：把脑子里听见的音乐直接转化成外部世界中听见的音乐。

这种虚拟向真实的直接转换，这种不需要人直接弹奏而产生的音乐，在何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进步呢？

我们在上一章讨论过所谓“一见钟情”效应。就是说，我们有一种偏好，喜欢把成长过程中接触的媒介当作优秀的标准（这可以认为是麦克卢汉“后视镜”原理的一个子原理）。所谓“一见钟情”效应说明，关于艺术进步的问题是多么艰难。在我们成长的世界里，美妙的音乐是在钢琴上弹出来的，在吉他上拨弄出来的，在萨克斯管上吹出来的。我们把演奏乐器时人体器官的灵性与演奏出来的音乐联系起来，认为它们似乎是不可分割的。我们认识到，把电能加入这个演奏过程——比如使吉他电子化之后，演奏过程和音乐都发生了很生动的变化。电子吉他大师埃里克·莱普顿

[7]

的精湛技艺和普通吉他大师安德烈·塞戈维亚

[8]

的确不一样，但是他的演奏同样是可以触摸得到的。电子吉他音乐中的电子成分的确有变化，但是它并不消除人体触摸的必要性，甚至一点也不减少这种必要性。

既然脑子里和耳朵里装着这种触摸的遗产，一种音高随着手的上下挥舞而变化的乐器，我们怎么会去认真对待呢？艺术家可能是人类的触须，但是电子吉他演奏家沿着吉他天线上下挥舞而产生的音乐，可以成为艺术吗？

让我们来看看传统艺术——这里指的是吉他艺术和钢琴艺术的成分。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电子吉他乐也可以成为艺术，而且在某些方面是提高了的艺术。在演奏家的手里，这样的音乐始于一种思想，一种音乐构想（也有例外的情况，乐手随意弹奏，乐音激发思想，思想又反过来激发乐音）。琴弦拨动、琴键弹起之后，思想就付诸实践，吉他乐和钢琴乐就产生了。在音乐思想开花结果的过程中，乐器的物理构造和组成当然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在这个传统的模式中，音乐技艺有三个相互联系的要素：（1）思想的品质；（2）演奏的品质；（3）乐器的品质。一般情况下，演奏者能够注入独特品质的，就只有第二个要素——实际的演奏情况。音乐思想——旋律与和声——可能是另一个人的创作。参与乐器构想和制造的可能不止一个人。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演奏泰勒明电子琴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开头是一样的——（1）演奏者脑子里的思想——他自己的也好，别人创造的也好；（2）演奏者在琴弦旁上下挥舞，这就是实际的演奏；（3）乐器是泰勒明琴，泰勒明琴与前两个要素的关系和传统模式是一样的，琴的构想和制造者可能是其他一个人或很多人。

从这个三元模式的角度，钢琴和泰勒明电子琴的区别何在？显然，其区别只存在于第二个要素即实际的演奏之中。用泰勒明电子琴演奏当然是需要技巧和训练的，但是我们觉得在这里的演奏效果中，天才不如在吉他和钢琴演奏中那么重要。这种感觉是对的。这可能造成一种感觉：泰勒明琴的价值比较低。所以罗杰·艾伯特（Roger Ebert）就说：“泰勒明琴是严肃的乐器吗？我看不是。”（1995）

然而，请注意，虽然第二个要素中的实际演奏才能——泰勒明电子琴演奏的才能有所减弱，但是整个演奏过程的总体才能绝对没有减少，它只是在分布上发生了变化，转移到了第一个要素和第二个要素——音乐思想和乐器之中。如此看来，歌唱艺术成分的分布又有所不同：音乐思想和实际演唱比物质的“乐器”即声带更重要。

如果考察美乐特朗电子琴，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在电子音乐中，乐器的贡献要更大一些。美乐特朗琴是这样的，靠录音带生成音乐的其他装置（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数码集成器）也是这样的。演奏者在乐器上确实发挥了才能，表现在选声、音长和混成上都发挥了才能，但是这种才能和演奏弦乐器和木管乐器的才能并不在同样的层次上。吉他手可以用麦克卢汉式的魅力和比方说，歌唱存在于乐器中（麦克卢汉的话是“媒介即讯息”）。不过，吉他和单簧管中的歌唱成分，比数码集成器中的歌唱成分要少得多，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数码集成器中的每一个音符都是由别人预先录制好了的。

然而，倘若电子乐的到来终究是音乐才能从乐手向乐器的迁移，换言之，乐手的贡献较少，而乐器的贡献较多，那是在哪方面构成音乐艺术的提高呢？数字采样器（digital sampler）等设备使音乐产生于电脑而不是钢琴键盘，将音乐生产的责任从一种机器迁移至另一种机器，它们又在哪一种意义上说得上略胜一筹呢？

答案之一在于，这一迁移对乐手未必好，但对听众比较好。长远看来，至少对摆脱了“一见钟情”效应和后视镜效应的人而言，这一迁移的结果更令人满意。就泰勒明电子琴而言，如果听众觉得音乐拨动了他们的心弦，而其他的演奏没有这样的效果，那么，即使音乐是魔术师挥舞手臂召唤的，而不是琴师滑动琴弦和键盘演奏的，那又何妨呢？

答案之二在于要素一：“思想的品质”。乐手演奏之前，音乐在脑子里生成，他听见心里的演奏。如果将心里的虚拟演奏和实际的演奏分离开来，换言之，如果降低实际演奏的重要性，不将其作为音乐思想和乐器演奏必需的中介，那么，电子乐器就开启了音乐思想的一扇大门，那扇门入场的代价是演奏的灵巧。

如此，头脑获得解放，不必直接依靠物质的乐器来表达它创作的音乐。实际上，这是一个关键的要素，借此，数字革命使生活的一切更加美好，其功绩不限于音乐。

[1]
利昂·泰勒明（Leon Theremin），俄国工程师、发明家，原名勒夫·泰尔明（Lev Termin），电子琴发明人，泰勒明琴以其名字命名。

[2]
列夫·库里肖夫（Lev Kuleshov，1899—1970），苏联电影理论家兼导演，提出并实践蒙太奇手法剪辑和编辑电影。理论著作有《电影导演实践》和《电影导演基础》等。

[3]
利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y，1882—1977），美国指挥家，生于英国，先后指挥辛辛纳提、费城、纽约和休斯敦等地的著名乐团。

[4]
“海滩少年”（The Beach Boys），20世纪60年代美国最有名的迷幻摇滚乐队，与英国的披头士乐队齐名。

[5]
沃尔特·卡洛斯（Walter Carlos，1939— ），艺名温蒂·卡洛斯，美国音乐家、电子音乐的先驱、电子合成器革新者。

[6]
伊利沙·格雷（Elisha Gray，1835—1901），美国发明家，曾经在电话发明权上与贝尔对簿公堂。他是美国西部电气公司的两个合伙人之一，发明过许多电报用的装置。1976年，他和贝尔几乎同时发明电话。

[7]
埃里克·莱普顿（Eric Clapton，1945— ），英国吉他手、歌手和作曲家，获不列颠帝国勋章、19座格莱美奖杯，是20世纪最成功的音乐家之一。

[8]
安德烈·塞戈维亚（Andres Segovia，1893—1987），西班牙音乐家、吉他演奏家，曾在南美巡回演出（1919—1923），将诗琴乐曲和古钢琴曲改编成150首吉他乐曲。

第三节 虚拟的精湛技巧

虚拟音乐可以是用数码激活乐器产生的，也可以是靠数码和手势激活泰勒明电子琴产生的；虚拟音乐是许多真实的和潜在的数字艺术之一。数字艺术的客体也可以是绘画。我们可以把颜色写成数码，也可以轻轻松松地把颜色混合在画布上。同样，数字艺术的客体还可以是文字。原理都是一样的。

在《软利器》的第11章里，我已经详细讨论了如何把词语从纸面上解放出来。用文字处理机时，作者可以反复任意修改。不像在打字机上，作者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考虑，这个那个修改值不值得重新去打字。正如电子音乐的情况一样，写作工具的改进——文字处理机对打字机的改进，赋予脑子更多的优势。

上述创作中都存在消除或减少的物质障碍或挑战的问题，这样的障碍或挑战可能是纸张、象牙键盘、油彩或水彩，这涉及第十章讨论的守门人问题。政治、社会、经济的守门形式问世之前，就存在着一道门。这道门至今依然存在。它更加深刻，更加悠远古老。这就是纯粹的物质障碍。每当大脑思考、感觉或想象时，物质障碍都跳出来挡道。嘴巴说话的代价不高，就是因为这种形式的传播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它不需要什么成本，就是因为它没有什么难以克服的物质障碍。

“代价不高”这样的字眼证明，说话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我们的梦境和艺术成就，始终维持了个人的私密性，始终具有我们在摆弄物质工具中不曾有过的机敏。为何这对世界有好处呢？

守门人观点的起源可以是社会的或物质的。支持守门人的观点，有这样一个永恒的答案：大脑的机敏过滤掉了价值微不足道的创造。换句话说，有人认为，表演本身就是守门。这种主张认为，表演的重点转移到预制的录音带或电脑上去之后，录音带或电脑产生的艺术又可能导致机械的、不自然的、非人性的东西。

我的观点与此相反。因为艺术的源泉仍然是人，而且艺术具有更加深刻的人性。思想、感情和幻想，比手指头拨动琴弦和嘴巴吹奏管乐器，似乎更能表现人类的本质。这并不是说，我想给吹弹乐器的非凡才能打折扣。我只是说，吹弹背后的思想对人类似乎是更加首要、不可或缺的。

但是，猴子也能打字——没有思想才能的人，凭借先进的数码工具，碰巧也能生成艺术。这样的情况又该如何解释呢？

“那又怎么样？”——人们总是有自由对低劣的产品置之不理。除此之外，我个人认为，猴子打字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大可能的。以我自己为例。自从发蒙以来，我就知道自己没有绘画才能。世上最先进的虚拟绘画软件，对我来说也无用武之地，因为我脑袋瓜里没有使它运作生效的才能。另一方面，我又在摇滚乐里唱过和声，写过曲子，唱过歌，而且自60年代以来，还玩过各种带键盘的乐器。我猜想，假以时间，我可以在乐器数码界面（MIDI）上，或数码乐器上搞出一点说得过去的东西。我在绘画和音乐中表现出的差别是这样的：我的脑子里已经有了音乐，可以自动扫除音乐产生过程中的物质障碍。我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

当然，即使背后有思想，产出的轻松并不是没有风险的。在过去的15年里，我在虚拟的商海和学界同时拼搏。有时我觉得，自己推出项目的能力超越了完成的现实可能性。我书写和发送电子邮件的能力超过了收件人招架的能力。在这里，我看见的物质障碍是另一个人。我的障碍不是要绕开一台更先进的机器，至少近期内不是这样的。

在虚拟世界中，没有打印机把文字处理的结果打印成纸上的文件（或者说没有屏幕让其他人看到我处理的文字），没有把数字变成音乐的转换器，没有乐器把挥手转换成乐音。在这种情况下，虚假的成就感的确是一个问题，这是需要我们在新世纪解决的问题。媒介演化的不平衡，已经尽人皆知。数码化不仅增加了我们能够完成的任务，而且增加了我们幻想自己有能力完成的任务。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我们几乎放弃了这样一个结论：在某些系统的某些部分，打印机和扬声器的对应物是不存在的。毕竟，巴厘人能够干好一切事情的原因之一是，在他们的前工业社会里，没有许多事情可干。再者，掌握比较少的工具意味着这样一个结果：把脑子里的遐想转化成物质是比较容易的——至少遭遇的问题是比较少的。有些遐想比如飞向月球的观念曾经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只能局限于幻想；然而，虽然社会里不存在这样的现实，这样的遐想却并非不可能。

但是，即使结果可以用于现实——就是说，即使手边有充足的装备把我们的思想转化成印刷文字和音乐，转化成脑子之外令人愉快的、有用的东西，即使有人能够对这些传播结果做出回应，我们要在虚拟艺术中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也是有困难的。主要的困难是，无论虚拟艺术多么适合我们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它和我们长期以来做事情的方式是格格不入的。和电子音乐比较，文字处理技术及其产物更加容易被世人接受。原因是这样的：电脑之前的文字处理方式外在特征大同小异——对不做文字处理的人来说，敲打字机和敲电脑键盘似乎是非常相像的。然而，用手在电脑的键盘上敲击或在电子琴的天线旁边挥舞，似乎和弹吉他、吹笛子是迥然不同的。在上述演奏音乐的各种方式中，电脑似乎和我们固有的一种感觉发生了冲突，我们的感觉是，音乐似乎应该与肢体的动作有关系。

显而易见，这个感觉并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学会的，是千百年甚至千万年之内学到的东西，是传统的东西。但是，其威力不减当年。我们看见它闪光。在本书考察的各种数字媒介的背后，始终隐藏着这个传统。其魔力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我们。每当我们想到新发明、使用新发明的时候，这个魔力都与我们做伴——它紧紧地纠缠着我们每一次的媒介活动。

在下一章里，我们终于能够倾情关注麦克卢汉的“后视镜”观点了。“后视镜”

第十四章 用镜子，看得清

如今，信步走入任何一家新型乐器店，你都可以看到各种电子乐器，包括钢琴、风琴、吉他、萨克斯管等。不过，仔细一看就会明白，有些电子钢琴绝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钢琴，不错，它们也有琴键，但是其键盘并不和直接产生音乐的琴弦相连接。一些吉他和萨克斯管也是这样的。你可以弹拨，也可以吹，但是你的弹拨吹奏和它们的音乐如何产生，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相反，这些乐器产生的音乐——无论是当即产生的，还是最终产生的——都是由数码激活其他声音产生的。因为这些伪吉他和虚拟萨克斯管，只不过是数码输入设备而已。数码钢琴的键盘在功能上更加像电脑的键盘，而不像传统钢琴的键盘。这些键盘输入的是数码数据，然后被转化成音乐。

但是，它们为什么要像钢琴、吉他和萨克斯管呢？谁也不会怀疑，它们的数码数据是可以写在个人电脑上的。

麦克卢汉给我们提供了答案：“我们透过后视镜看现在。我们倒退走步入未来。”他解释说：“我们面对一种全新的情景，我们往往依恋……不久前的客体。”（McLuhan & Fiore，1967）

这种情景不会是全新的，我们的依恋既是物质的依恋，也是语言的依恋。在乐器店里碰见的后视镜乐队中，我们不仅看见样子像钢琴、吉他和萨克斯管的乐器，而且我们给它们取的名字也是老的名字。虽然这些名字的前面有一个数码前缀或MIDI后缀，它们的演奏方式发生了变化，然而我们不会将其仅仅当作期待中的乐器的花哨变种而已。

麦克卢汉用过许多别出心裁的标签，去表现媒介的深刻关系。后视镜这个标签几乎和其他一切标签一样，只要你用后视镜，无论你在历史的什么地方徜徉，你都可以发现向后看的东西。电话起初叫说话的电报；汽车最初叫作“无马牵引的马车”；收音机最初叫作无线电。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后视镜的类似效果，就是模糊新媒介最重要的革命功能。于是我们看见的是这样的情况：电话当然是要说话的，但是它搁在家里，是电报的私人化和个性化，它使家务和商务都为之一变——但那“说话”的标签怎么能够暗示这些功能呢？而且，它说话的功能既可以不在家里发挥，也可以在家里发挥。虽然汽车不用马拉，“无马牵引的马车”这个从反面界定的名字，丝毫不提汽车用的内燃机。在20世纪，内燃机使汽油成为最珍贵、最激烈争夺的商品。虽然电台广播确实不用电线，但是“无线电”这个名字，一点也不能暗示它产生的同步听广播的大规模受众。因为它的受众并不是因为它不用电线产生的，而是因为每一个家庭都安装发报机的成本令人望而却步（电话机的发送成本低得多，发报机的高成本是与之相对而言的）。

实际上，对麦克卢汉而言，后视镜成为媒介演化及其影响的基本运作原则。这是一张交互式的快照，既摄入了本书已经探讨过的他的许多其他洞见，又与这些洞见相互交叠。（根据他思想的全息图像性质，这并不奇怪。每一个观点都是其他观点的蓝图和切入点——这是思想上的超文本链接，他因此而走在时代之前。）由此可见，麦克卢汉关于旧媒介是新媒介内容的观点，仅仅是后视镜观点的翻版而已。他认为，旧媒介成为新媒介的内容，更加引人注目，并且被误认为是新媒介；后视镜把我们向前看的注意力倒过来，引向刚刚过去的东西。他的另一个论述，也可以说是后视镜观点的翻版。他说，我们看自己在媒介中的倒影时，陷入了自恋之中，对媒介的影响视而不见，因为我们是与媒介关系亲密的媒介创造者。唐·特沃尔和麦克卢汉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不一，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却很早就抓住了后视镜的核心地位。他把自己对麦克卢汉的批评写成了一本书，题为《媒介是后视镜：理解麦克卢汉》（The Medium is the Rear-View Mirror：Understanding McLuhan，
1971）。

后视镜是思考现在和未来的一种方式，其渗透极为广泛，连麦克卢汉本人也难免受其影响。这是他自己首先承认的。明乎此，他的地球村观念本身当然也是一面后视镜。换言之，他参照过去的村落，去求解电子媒介的新世界（村落比城市古老，因而是遥远的过去，而不是“晚近”的过去。他认为遥远的过去是后视镜的首要地盘/领地。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要讨论他这个再现遥远过去的观点，看看它和后视镜的观点有何不同）。实际上，由于他倚重暗喻，这个后视镜观点，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他研究工作的驱动机制。我们在第二章里已经看到，他喜欢引用无名氏借用勃朗宁所玩弄的文字游戏：“人触摸到的东西，超乎他把握的东西，否则暗喻何以成为暗喻？”（如McLuhan，1977a，p.176）但是，暗喻的功能，是把新鲜的、不清楚的、不广为人知的东西说得更明白。它凭借的手法，是将未知的东西和已知的、熟悉的东西联系起来。如此说来，暗喻不是后视镜，又能是什么呢？

麦克卢汉认为，他可以控制暗喻固有的被人误解的可能性——虽然许多读者认为无法控制。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应对媒介和技术时，暗喻难以抗拒、大行其道、无法避免。他认为，他和我们竭尽全力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尽量指认出暗喻。实际上他常常说，他身在加拿大，能够高屋建瓴，俯视美国传媒，比美国传媒的洞察力和预警能力要高出一筹。因此，在指认暗喻时，他常常处在一个优越的地位（例子见McLuhan & Powers，1989，Chapter 10）。根据这个精神，我们来好好看一看电脑屏幕背后的后视镜，看看它如何扭曲我们在数字时代的感知和理解。

第一节 后视镜网络

网络是名副其实的后视镜殿堂，因为我们在网络上做许多事情，包括旧的事情和新的事情，而且是用新的方式做事情。我们听互联网上的“在线音频播放”，怎么能不把它当作收音机呢？我们在网上做研究时，怎么能不把它当作图书馆呢？我们把网上聊天室当作咖啡厅时，哪里会感觉到扭曲呢？

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上述后视镜并不产生扭曲。这些例子提请我们注意：步入未来时眼看过去，是有好处的。就是说，后视镜像暗喻一样，有助于我们与新媒介妥协，并感到舒服。我们都知道书籍的价值，在许多方面，网上看文本和书中看文本是一样的。指出这一点，把互联网称作书，就是强调它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包括对批评者的价值。那些注意互联网其他方面的批评家，可能就看不到它的好处。

但是，后视镜是一柄双刃剑。在这个意义上，对互联网忧心忡忡的人并没有错。对后视镜和暗喻进行分析之难，尽人皆知。镜子令人目眩，常常使我们看不到新媒介和旧媒介在某些方面是不可比的。我们把网络当作图书馆使用的时候，一遇到死机，一遇到视窗崩溃，就不能读下去，一点办法也没有。手里捧着书看时，根本就不可能“死机”，除非我们突然眼睛失明。我们在网上认识一个人以后，哪怕连她的形象或面孔都能看到，我们也不可能像在面对面邂逅时那样，一眼就能感觉到她许多方面的情况。网上粘贴的照片和播放的面孔都可能是虚假（phoney）的（Phoney 这个字能给人启示，它和telephone相关，来自打电话时声音失真的虚假）。我们躺在海滩上，脚下戏水，用掌上电脑欣赏“在线音频播放”的样子，和听微型收音机是差不多的。不过有一点不同，掌上电脑比收音机要贵十倍乃至一百倍。大浪冲走掌上电脑时，大多数人会感到痛心。和冲走收音机相比，掌上电脑被冲走是重大的经济损失。

但是，如果我们把后视镜置入它原来的环境，即汽车里去考察，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时候看后视镜，什么时候看前面的路况呢？如果看后视镜的时间太长，只看新媒介和旧媒介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会迎头撞上没有看见的、难以逆料的后果。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死死地盯着前方不动，眼睛里看不到、脑子里想不到我们来自何方、曾经去过哪里，我们就不可能知道正在向什么地方前进。

如果用后视镜来导航，走向未来，那就不仅需要准确的信息，即用镜子照射我们刚刚去过的地方，而且需要某种指示或判断方式，来确定过去的哪些东西与我们的前程相关。因此，我们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如果我们在后视镜中看到一棵静态的枫树，同时有一辆风驰电掣的汽车正要超车，两者相比，枫树与我们的前程就没有多么大的相关性了。

说到文本固化和文具（stationary and stationery）的问题，请考虑“电子墨水”的理念。其思路是：可以用这种墨水在厚度和柔韧性上都足以和纸张媲美的薄膜上写字。这种“纸”上涂有一层带电子的颗粒，微粒的状态随电子场的改变而改变。只要用特定的工具，我们就可以在上面涂抹或修改。这样，我们就从固定在传统纸张上的文本中解放出来，享受到无纸文本的各种好处（Levinson，1989）。关于“电子墨水”，我曾经提出过一些初步的设想。

在后视镜里扫一眼，你就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电子墨水”是理想的解决办法。在带屏幕的电脑上进行文字处理和文本通讯时，这个办法就像用纸张书写一样方便。然而，仔细一看就会发现，我们在电脑上看到的东西，并不是刚刚过去的环境中关系最重大的东西。因为传统纸张上的文字的长处之一，就是它的稳固性（stationary）。其中的“a”就是“a”，不会变化。我们设定，而且社会上很多人已经习惯依靠这个设定：书报杂志上的文字任何时候都在等待着我们，始终和第一次看见时一样，将来任何时候看也是这样。因此，纸张作为稳固的文具，书籍作为可靠的处所——这个功能至少和它们的方便性一样重要。和电脑相比，稳定不变也是传统文具的一个优点（详见Levinson，1998）。当然，将来我们开发出的电子文本，也可能会具有与纸上文本一样的安全性和连续性。实际上，将来的电子文本可以在解放文本的同时，并不减少其可靠性——但是，如今的电子“墨水”和“文件”仅仅是通过后视镜看到的墨水和纸张。这个后视镜堵塞了原来关键而可取的静止成分。

说到可取性，媒介分析的一个方面就进入了前台。这是贯穿本书很大篇幅的一个主题。但是，我们已经看到，麦克卢汉明确否定它是媒介研究的目标之一，比如他说过的“价值判断不适合”（见Stearn，1967，p.286）。他说自己不做价值判断，而且只探索不解释（见本书第二章）。我在这里和其他地方都争辩说，他不但解释，而且始终进行着价值判断（见Levinson，1981a）。比如他说：“希腊人对视觉的强调增加以后，他们就疏远了原始艺术。新兴的电子时代如今在重新发明这种原始艺术。”（McLuhan，1962，p.81）显然他做了价值判断，具体地说，他对希腊人经历的变化做了否定的价值判断。他这个价值判断的特点，对其著作只有好处，虽然他对此予以否认。

所以，按照麦克卢汉实际之所为，而不是按照他曾经的说法，我们在下一节里将把他的后视镜思想护送进新千年。我们将讨论如何使用这些后视镜，以便使用旧媒介时注意更好地兴利除弊。

第二节 工具箱里的后视镜

人对媒介的改良，关键在于控制媒介，在于我们的控制能力。虽然我们常犯错误——今天、昨天、明天都犯，而且为数不少，但掌握技术总是好事，理所当然。我们掌握的技术总是胜过我们不能控制的技术，我们可以用掌握的技术去做这样那样的选择。如果技术超越我们的控制能力，我们不能进行选择，那么我们与环境的关系，就像是无智能的有机体那样可怜。除非有人争辩说，对万物、对地球而言，无智能的有机体比人更强，而且争辩说，我们增强控制力不是进步，而是退化——倘若如此，我就乐意对他做出让步，继续讨论已经毫无意义了。然而如果你相信，人的理性和他以前的生物比较，是意义重大的进化，而且相信这个道理是不言自明的，那么我就请你继续往下读。

麦克卢汉认为，理性是希腊人“编码的线性思维方式”产生的后果（见Stearn，1967，p.270）。换言之，理性是拼音字母的产物。他在坚持论断、举例证明时，保持着高度的理性精神（Levinson，1981a）。无论如何，他倾向于这样的认识：人类历史的整体和局部都是技术影响产生的结果，我们几乎完全不能控制技术的影响，而且常常对技术的影响一无所知。事实上，他对我们缺乏控制力的强调，使他对价值判断的抗拒能自圆其说：倘若我们真正对媒介最深刻的影响和冲击力麻木不仁，倘若我们真像那喀索斯那样，在痴迷追求自己的水中倒影时憔悴而死，那么如果要判断哪一种媒介孰优孰劣，还有什么意思呢？反正，对于这样命定的东西我们无能为力了。

然而，媒介的历史，尤其是我提出的所谓“补救性媒介”证明，我们的确是有控制能力的。我们发明了窗户。对于原来的墙壁来说，这是改善。比起笨拙的不透光的墙壁，或者有孔而不保温的墙壁来说，有窗户的墙壁的确好多了。后来我们发现，窗户的发明使窥视者能够往里看，于是我们又发明了窗帘。我们发明了电脑的运行软件“视窗”。对于DOS枯燥无味的准确性和Macintosh好玩的模糊性来说，“视窗”是一种改进。当我们发现“视窗”的问题以后，我们可能要发明和窗帘一样的东西（换言之，回头看第7章，起诉微软公司搞垄断是太离谱了：其产品只要有用就会走红）。还有许多例子能够说明，我们对媒介出现的问题做出回应，改进媒介，是富有理性的。窗户和视窗仅仅是其中的两个例子而已。我们不是讨厌不在家里时接不到电话吗？所以我们就发明了补救这个缺憾的电话录音机（实际上，爱迪生1877年发明唱机时，他首先构想的用途是录音。那是在贝尔拿到电话专利的第二年）。我们不是因为受电视日程的支配而感到遗憾吗？那么我们就发明录像机把自己从电视的铁腕统治下解放出来吧。（关于补救性，媒介详见Levinson，1997b；关于窗户是原型媒介的早期讨论，详见Wachtel，1977/1978）。

事实上，我在探讨媒介演化时，提出了“人性化趋势”的理论。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待媒介演化的总体情况：首先，我们借助发明媒介来拓展传播，使之超越耳闻目睹的生物极限，以此满足我们幻想中的渴求（因此，埃及的象形文字、希腊的拼音文字和电报，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使语词延伸了千万年、千万里）；其次，我们发明媒介，以便重新捕捉在初始延伸中已经失去的那部分自然（因此，照片捕捉住文字中失去的那部分直观形象，电话、唱机和收音机重新捕捉住了语音）。从这个观点来看问题，整个的媒介演化进程都可以看成是补救措施。因此，互联网可以看成是补救性媒介的补救性媒介，因为它是对报纸、书籍、电台和电话等媒介的改进（关于“人性化趋势”的媒介，我的首次长篇论述见1979a；关于我首次讨论补救性媒介的情况，请见1988b，pp.225-226）。

于是乎，我看见了补救性媒介，看见了人类理性和控制力在补救性媒介中占上风。我认为，人类的理性和控制力在媒介演化及其后果中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和非刻意的媒介效果一样，补救现象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所谓非刻意的媒介效果，就是我们视若无睹的技术效果。在大半辈子的学术生涯中，麦克卢汉献身于研究和说明这个问题。用他的话来说，媒介演化本身是“冷”的——它隐藏在表层之下，放低姿态，但是它总是要求我们关照，以便使之改进。

我们可能掌握着驾驭媒介的舵盘，所以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待后视镜。它不仅是停放我们错误感知的太平间，不仅是记录我们看不清的现在和未来的速记本，而且它还是积极引导技术走向康庄大道的设备。

说具体一点，我们如何向后视镜请教呢？

波斯曼（1998）常说，我们应该自问：我们用一种新媒介解决或谋求解决什么问题？他心中想说的答案是，经过仔细琢磨，找不到什么具有重要意义的答案。波斯曼的结论是，我们拥抱技术，或出于错误，或出于轻浮，结果是浪费时间，最好的结果也会搅扰我们的安宁。与此相反，我认为后视镜是一种工具，它可以给波斯曼的问题提供比较好的答案。

后视镜是刚刚过去的东西进入现在的一种放映机，是有助于我们跟上当前真正问题的理想设备。在功能清楚的补救性媒介中，比如审视录像机时，我们不需要后视镜，因为手边的问题及其补救措施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人人都知道，电视有缺点，它提供的东西是短命的，而且其内容无法编程；录像机的发明，就是要补救这两个缺点。录像机的这些优点，人人都立刻认识到了。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媒介还像奔驰的马车一样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说，媒介解决的问题并非是立马可见、不言自明的。实际上，完全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手边有一种媒介，但是我们对其解决的深刻问题却浑然不觉。因此才出现这样的情况：贝尔发明电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要给妻子发明助听器；爱迪生起初认为，他发明的唱机将是一种电话录音机（已如前述）。十年之后，他终于认识到，唱机首先解决了永远保存音乐的问题，成了一种娱乐的工具。他起初对电影的构想，是把它作为唱机的直观辅助器（详见Levinson，1997b）。和录像机这种直接因果关系清楚的补救性媒介相比，意料之外的媒介显然要多得多。在这些情况下，后视镜成了一个基本的工具，它可以告诉我们，应该去喜欢哪些最初的感觉。

互联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产生的理由和它要处理的深刻问题之间，几乎没有关系。实际上，它起源于军界的连线网络“阿帕网”（ARPANET）。这和它粉碎守门人制度和等级制度的结果，真正是南辕北辙。这正是本书始终探讨的问题。创办“阿帕网”的目的，是要促进一个高度等级化的体制里的信息流动，继起的互联网增加信息流动的能力却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结果是它铲平了一切等级系统。凡尼瓦·布什、恩格尔巴特

[1]

和泰德·纳尔逊

[2]

等理论家，与重新需要中介的深刻的传播问题保持接触。他们在探索新媒介的可能性时，用后视镜与这些问题保持接触。因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见互联网的好处（关于这三位理论家，详见Skagestad，1993、1996）。互联网缓解了许多问题。除了守门人的问题之外，还解决了纸媒传播缓慢的问题，网下传播把许多脑袋关在门外的问题——夸美纽斯

[3]

把许多人的交流叫做“伟大的对话”（“Great Dialogue”）。它解决了人们的思想差距问题，解决了难以用可触摸方式表达思想的问题。有了互联网，所有这些问题都得到了缓解。本书讨论的旧媒介的许多短处，也由于互联网而得到缓解。在后视镜里，上述一切问题都更加清晰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后视镜能化解一切问题。也不是说，一切问题在后视镜中都已经像水晶一样透明。它不是普里斯特·约翰

[4]

王的“魔镜”，可以看穿媒介王国里的一切谬误、歪曲和密谋。新近历史的次要成分的一丝反光，也可能使人眼花缭乱。比如我们把收音机叫作“无线电”就是这样的情况；或者是另一种情况，我们仔细审视过去的环境，结果还是忽略了关键的特征。比如我们说“电子墨水”，说它可以磨掉，不像印刷油墨那样无论如何磨不掉。换句话说，像其他一切技术和理论一样，后视镜也不能盲目地搬用。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有保留地接受后视镜的思想。“乘客小心，镜子中的物象可能比实际距离近 ”（我们讨论应用麦克卢汉的后视镜需要小心时，我的儿子西蒙常常引用汽车侧视镜上的一句警示语）。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拥有了一种估量未来的非常有用甚至是必需的手段。因为估量未来的唯一理性的办法，是借用过去。用这样的观点来解读，或者用开车人的观点来看问题，现在就是一个假设的中间点，它链接最近的过去和最近的未来。

大多数时候，麦克卢汉关注的主要是过去如何走到现在，而不是现在如何展开而进入未来。他首先关注的是历史。他生动的比方，要么利用过去的环境来给人启示（如地球村），要么借用其他领域的比方（如形容爵士乐的“冷”和“热”）。批评他的人忽视了他历史造诣的深度、广度和精度。还有人把他的美德扭曲为累赘，德怀特·麦克唐纳臭名昭著的话就是这样的。他说，“他掠夺了一切文化，从洞窟中的原始画到《疯狂》

[5]

漫画杂志，用东拼西凑的碎片来支撑自己系统的废墟”（转引自Stearn，1967，p.203）。不过，这些批评家感到沮丧并非是全盘皆错。因为按照他说明的形式，他并没有提供清楚指向未来的指南。因为他并不想当向导。探索和指引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但是，把麦克卢汉的研究成果引向未来，必然会产生一个要求：至少要把他的一些焦点从过去转移到未来。这就是本书的意图。因为最低限度说，如果要把麦克卢汉的概念用于研究当前的媒介及其影响，我们就要把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他创造的那些概念借过来，用于新世纪和新千年初期的研究。换句话说，就是要把这些观念用来探索和解释未来。

在下一节里，我们将要考察和梳理麦克卢汉思想中隐蔽的前景和困难。我们将梳理他的后视镜观点和其他的洞见，以助于勾画未来的蓝图。我承认这是我的意图，这是当前情况下最糟糕的双关语。但读者早就意识到，我迟早要禁不住勾画我们的未来。不过，我毕竟控制住自己，直到倒数的第二章，才亮明我的意图。

[1]
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1925— ），美国发明家、鼠标之父、早期互联网领军人物。

[2]
西奥多（泰德）·纳尔逊（Theodor Nelson，1937— ），美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信息技术先驱，启动“世外桃源”（“Xanadu”）工程，提出“超文本”“超媒体”概念，著有《计算机解放》。

[3]
约翰·阿莫斯·夸美纽斯（John Amos Comenius，1592—1670），捷克教育家、宗教领袖，提倡普及教育和“泛智论”，主张全民教育，以此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合作，代表作是《大教学论》。

[4]
普里斯特·约翰（Prester John）王的“魔镜”，说在遥远的中亚，有一个富庶而强大的基督教王国，国王普里斯特·约翰是一位伟大的基督教长老，他声名显赫，拥有着一座域外的上帝之城。

[5]
《疯狂》画刊（MAD），
20世纪50 年代美国的一种连环画刊，全名为《叫你发疯的故事》。

第三节 给未来的处方

1978年8 月，我休假回家，在电话答录机上听到一则最令人高兴和最富有教育意义的留言——来自麦克卢汉。他没有自报家门，因为他很清楚，我会立即听出他的声音。他说：“我喜欢你的论文，但是你的表达有误。你把伊尼斯和我说成是‘媒介决定论者’，是不妥当的……”

这篇论文是我的，题为“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理论”（博士论文，纽约大学，1979）。我也立刻听出来留言的实质，这是不同意批评时，委婉客气的回应。他回应批评的典型方式，最公开最为人所知的，是在《安妮·霍尔》这部片子中的姿态（1973）。他在里面客串了一位自命不凡的傻乎乎的教授，这位仁兄硬说电视是“热”媒介。得到他对我博士论文的回应，更不用说是部分肯定的回应，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此时的他，不仅是我心中20世纪最最重要的媒介思想家（我至今持这样的观点），而且是我亲密的朋友。与此同时我坚信，把伊尼斯和麦克卢汉说成媒介决定论者是正确的。在这一件事情上，他是错的（谦虚从来就不是我的美德——如果谁真有这种美德的话）。他的回应使我由衷的高兴，同时我又坚信他错了，两者兼而有之。

几周以前，我向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委员会呈上了论文。尼尔·波斯曼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又是我的首席导师。与此同时，我将论文手稿邮寄给麦克卢汉，论文中的一部分引起了他的注意。麦克卢汉有一个观点被我描绘成“媒介决定论”。他说：“人仿佛成为机器世界的生殖器官……孕育和进化出新的媒介形式”（McLuhan，1964，p.56；亦请见本书第3章）。耐人寻味的是，我和麦克卢汉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是着重点的不同，而不是实质上的不同。毕竟，我的论文说的是媒介演化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人为了生存而选择最适合需求的东西。所以我实际上同意麦克卢汉的意见：我们使媒介受孕。而且，我实际上发展了这个洞见，把他变为自己的“人性化趋势”理论（见本章前面一些文字）。但是，他这个“受孕”说，还有他“催眠”观（见《理解媒介》第4章“自恋性麻木”），两者相加说明了这样一个观点：人是媒介的产品或结果，而不是相反。于是，我把这个观点（还有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的其他类似观点）说成是“媒介决定论”。虽然人对媒介有一些控制能力，但是他们两人认为，发号施令的是媒介。新媒介把旧媒介转换为艺术。新媒介把世界重新塑造成为地球村。当前的媒介成为后视镜，使我们眼花缭乱，看不清新媒介的冲击力。上述一切发生的过程中，我们却自恋麻木、又聋又哑，死死盯着媒介的内容。换句话说，根据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最重要的特征是调控信息、决定事情的结果。与此同时，我们却死死盯着鸡毛蒜皮、令人眼花瞭乱的内容展示，幻想自己在掌舵，从而把自己给娇惯坏了。

1978年，事实本身似乎证明，麦克卢汉持媒介决定论。如今，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问题——在后视镜里回顾他，回顾我最初对他的研究——我可以清楚地看见，用“媒介决定论”来描写他未必是妥当的，虽然我依然认为，在面对技术时那些观点把人放较低的位置。至今，有一个问题我依然与他意见相左：他强调技术，贬低人对技术的控制力。这是他那些观点必然的内涵。不过，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要反对“媒介决定论”的帽子。他抵制这顶帽子，这和他置身事外、不愿意预告未来有关系。

波普尔曾经详细证明（Popper，1945，1957），历史研究和“历史决定论”大不相同。历史研究试图描写和解释历史；“历史决定论”企图从上述解释中抽象出包罗万象的理论来涵盖人类社会及其演化。后一种研究方法，可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得到充分的证明。首先，它指认一种塑造历史的核心的人类活动。接着，它轻易跨出一步声称，这种活动要继续进行下去，以预料之中的方式，产生某种必然的未来，而且这种未来还是可以说得非常具体明白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断言，经济关系决定社会中的一切其他关系。它假设，在最先进的社会里，工人会掌握真理，控制自己的生活，控制社会。它声称，革命必然要传遍世界。当然，后来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使在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权的巅峰时期，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的预言也在以逆向的方式展开：俄国和中国的革命爆发时，这两个国家是经济上最不发达的国家，而不是最发达的国家。早些时候，列宁用俄国的经验对偏离马克思主义预言的现象进行了解释。他说，那是因为西方得到了意料之外的帝国主义利益，使那些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焕发了一时的活力，马克思来不及预见到这一点。然而，到了20世纪的最后十年，苏联垮台了。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也好，资本主义的推翻或消亡也好，那是谁也无法预测的未来的浪潮。这里的教训是：未来基本上是无法用单一的决定论来预测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指出了这样的教训。人类生活中的变数实在是太多了。有趣的是，阿西莫夫在他的科幻系列《基地》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这些小说里，他描写了所谓的“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该“学科”试图以预测大众行为的统计数字为根据，勾画和控制未来。这个企图失败了。或者说，只有在积极干预的情况下，才会有结果。而所谓积极干预，又是要考虑“心理历史”预测所不能看到的事件（Asimov，1951，1952，1953）。

我们看到，麦克卢汉是一位媒介决定论者——他用媒介替换了马克思所说的经济，代替了劳动和财富管理的方式。但是，他代替的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公式中的前半部分。换句话说，麦克卢汉看见并探索了媒介对社会的一切方面所起的决定作用。这一切方面包括政治、艺术、教育、商务和本书考察的许多其他活动。不过，麦克卢汉并没有推演出未来必然如何的具体预测。事实上，对于媒介如何在过去运作，他没有提出什么无所不包的理论。他没有看见媒介冲击力的任何单一的方向。他只是强调，媒介的运作过去和现在都是极其重要的，其结果常常压倒我们选择的能力。因此，他给我们留下的，不是理论，不是理论必然暗示的预测，而是洞见——“媒介即讯息”“后视镜”等洞见。当然，洞见是可以生成某些预测的。但是，除非这些洞见是某种宏大理论的一部分，否则我们就没有理由假定，这些预测有可能指示着同样的方向。

在这个领域，我和麦克卢汉的研究有两点不同。然而殊途同归，我们的结论都是一个开放的、不可预测的、不可规定的未来。实际上，这两个相左的意见是互相抵消的。首先，我确实认为媒介演化有一个涵盖一切的模式。换句话说，媒介演化的方向，和前技术时代的人类传播方式越来越协调一致。与此同时，媒介维持着超越时空的延伸，这样的延伸由我们的幻想提供灵感（这就是我所谓媒介演化的“人性化趋势”）。其次，我认为人基本上掌握着这个演化过程，有时明确地、有意识地运用理性，在补救性媒介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认为，媒介不是这个涵盖一切的模式或无所不包的什么东西的一部分，媒介不会压倒我们选择的能力。也许媒介会使我们麻木，会使我们着迷，但是麻木和痴迷状态总是短暂的。本章大部分内容的要旨是证明，我们如何才能不看后视镜，同时又证明，我们实际上已经把目光从后视镜移开了。早在1915年，萨诺夫就意识到，无线电用作大众媒介音乐接收器，效果会非常之好。西奥多·纳尔逊等人很快就看到电脑崭新的传播用途。再次，我们当然可以觑着眼看，使目光在后视镜里游移。因为想到纸张有方便和耐久的长处时，我们就可以断定，正在来临的“电子墨水”，就必须解决方便和耐久的问题。事实上，推而广之，电子文本及其前景，也要具备方便和耐久的长处。

倘若1975年我申请攻读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时，就已经写了这本书，这本书就可以在此结束了。但是，麦克卢汉还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最后的惊奇之举，这一点不足为怪。这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媒介理论。它仅仅一个诊断工具——就像他的“冷热媒介”“光透射对光照射”和“后视镜”工具一样。但是，这个工具与其他那些工具不同。它是综合性的工具，不仅包含历史，而且包含他关于媒介和历史的一切洞见。这个工具试图包含其他一切工具。这个工具的工具（tool of tools）嵌入了一种预测未来的机制。但是，这个未来不是单一、宏大、统一的未来——根本不是决定论说的那种东西，决定论看到的未来是世界必须走怎么样的一条既定的道路。相反，这里的未来是多样的未来，甚至是无数的未来，无数的技术可能性产生出来的无数个未来，万花筒式的众多的未来，我们当前面对的媒介的众多潜在因素所产生的许多个未来。

换句话说，这个工具令人称奇：一是它试图把全部历史压缩为一串共同的特征；二是它用这些共同特征指向未来。但是，除此之外，这正是你意料之中他会干的事情，是他对一切可能性抱着极为开放的态度所必然产生的结果。起初，这个工具以一篇小文的形式，刊登在1975年1月的《技术与文化》上。但大约两年以后我走进尼尔·波斯曼的办公室去求学时，我尚未看到这篇文章。尼尔在纽约大学主持媒介环境学博士点，同时，他还担任《如此等等》的编辑。这是国际普通语义学学会的刊物。我进去时，他苦苦思索，眉头紧锁，手里悬着的一支烟，眼看就要烧到手指头了。

他抬起头来，示意我就座，问道：“保罗，你看这篇文章怎么样？”

他把写字台上一部很薄的手稿推到我的面前。

封面印的字是：“媒介定律，麦克卢汉著”。这是我们下一章，即最后一章的主题。“媒介定律”

第十五章 媒介革命的螺旋展开

麦克卢汉1977年6月在《如此等等》发表的文章，是这样开头的：“我看到波普尔的一条原理，说科学假设也可能出错，于是我决定提出媒介定律的假说。”（见McLuhan，1977a）

在此，我们看见麦克卢汉的幽默，看见他对人类行为的宏大理论长期不信任的态度。他的幽默和怀疑两种态度都处在顶峰：一方面，他容许自己提出一个理论、一套原理或定律，这些声称有科学意义的东西是可能出错的；另一方面，因为这种定律毕竟随时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它们也不会造成多大的损害。

所以，为什么不提出这样一个理论呢？或者说为什么不可以至少是部分地以科学定律的形式提出一种工具呢？

回答当然是这样的：麦克卢汉认为，他的媒介定律对我们理解媒介有价值。事实上，这个定律差不多把麦克卢汉的一切主要洞见都捆在一起，甚至还澄清了这些洞见。他的洞见包括：电子媒介使声觉空间放大；大众媒介（我们认为是电脑之前的媒介）使印刷过时；大众媒介在全球范围内再现了昔日村庄的成分；这些媒介最终发生了逆转（可惜他去世之前没有看到这样的逆转），成为一种非常独特的电子环境；数字网络时代及其互动能力，以及守门人功能的削弱。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麦克卢汉的媒介四定律或四效应——放大、过时、再现和逆转（amplification，obsolescence，retrieval，reversal），

实际上成为他的天鹅绝唱。

[1]

然而，这四条定律仅仅是相对清楚而已。它们把一些各自分离、相互联系的洞见比如地球村和后视镜拼合起来。在许多方面，它们是开放的。对许多无心欣赏他大胆的文学比喻的人而言，这四条定律是令人沮丧的，就像他早些时候的其他表述一样。所谓开放性就是说，一种媒介比如电视，不仅可以逆转成为电脑，而且可以逆转成为有线电视、录像机、全息术等媒介。实际上，这一媒介差不多可以逆转成为脑子里幻想出来的有道理的任何东西。

尼尔·波斯曼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崇拜麦克卢汉的文风和创新精神。1977年2月的那一天，我坐在他对面，翻阅“媒介定律”的手稿。他再一次问道：“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了说我能够推导出来的一些东西。

他说：“好。你为何不把刚才说的话写一写呢？我可以把你写的文章转交给《如此等等》这一期的编辑。”

实际上，他接着把我的小文附在麦克卢汉大作的前面，他是想在文章发表时把我的小文作为这篇大作的序言。他把我的“序”寄给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并没有表示不悦，我为此而受宠若惊。《如此等等》于1977年6月刊发了麦克卢汉的文章《媒介定律》，连同我的“序”。此前一个月，我首次会晤了麦克卢汉。次年3月，他和儿子埃里克到费尔莱·迪金森大学来对我回访。此前，我在我供职的这所大学组织了一次

论述了另外的两条规律。我们把这后两条规律翻译如下：第三条，媒介的推陈出新；第四条，媒介的逆转。（《深圳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103页）“四定律”的研讨会。他喜欢用这个字。

然而，他所谓定律的含义、用意以及他想运用这些定律的方式，远远是不清楚的。

他正在伏案写一本大部头的“定律”书，不幸于1979年9月中风。1974年就同意出版他这本书的双日书局（Doubleday），对他表示不满。马尔尚（Marchand，1989，p.243）引述双日书局加拿大总编贝蒂·科尔森（Betty Colson）的话说，“我看到的那篇手稿是不适合出版的”。70年代末我看到的这部手稿，当然并不比他其他的书容易啃。换言之，这本书的风格，还是大家熟悉的格言式的风格。然而，对于愿意花一点时间来啃的人来说，这可是充满洞见的一只百宝箱。反正吧，麦克卢汉1980年12月31日晚除夕夜辞世之后，双日书局出版该书的责任自然就结束了。

紧接着的1981年第一周，我给双日书局纽约的责任编辑洛雷塔·巴雷特（Loretta Barrett）打电话，敦请他们出书。接着我又写了一封两页纸的长信，说“双日书局出《媒介定律》，将是媒介研究中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一件事情，而且很可能会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Levinson，1981e）。双日书局不为所动。此时，麦克卢汉的威名已经阴云蔽日，我在媒介研究中的名气又可以略去不计。两者相加，并不足以撬开双日书局的大门。

出书的重任落到了他的儿子埃里克·麦克卢汉的肩头上。经过长期的努力，1988年，这本书才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付梓。1990年，我给著名的《传播学季刊》写了一篇书评（第40卷第2 期，pp.167-173）。一共评了三本书：马尔尚的《麦克卢汉：媒介与信使》，莫利纳罗等人编辑的《麦克卢汉书简》和麦克卢汉与鲍尔斯合著的《地球村》。四年以后，我这篇摘要的文章发表在《连线》杂志的第3期上（1993）。麦克卢汉赫然进入它的刊头，被称为“先师圣贤”（Patron Saint）。

至此，数字革命“再现”了麦克卢汉的成就和威名，使他被过时的大众媒介短暂遮蔽的光辉再现于世。麦克卢汉的“再现”，我们下面将仔细端详。

[1]
关于媒介四定律，有必要予以说明，麦克卢汉用“文学语言”来表述社会科学“定律”，显然是自讨苦吃，“剪不断，理还乱”。首先看他自己是如何表述的。他说：“1）这个人工制造物使什么得到提升或强化（enhance or intensify）？或者使什么成为可能？或者使什么得以加速？这个问题可以用来研究一只废纸篓、一幅画、一台压路机或一条拉链，也可以用来研究一条欧几里得定理或物理定律。还可以用来研究任何语言的任何语词；2）如果情景中的某个方面增大或提升（enlarged or enhanced），原有的条件或未被提升的情景就会被取代。在此，新的“器官”使什么东西靠边或过时呢？3）新的形式使过去的什么行动或服务再现或再用（recurrence or retrieval）？什么曾经过时的、老的基础得到恢复，而且成为新形式固有的东西？4）新形式被推向潜能（另一个互补的行动）的极限之后，它原有的特征会发生逆转（reversal）。新形式的逆转潜能是什么？”（《麦克卢汉精粹》，567-568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再看看译者是如何理解的：第一条说的是新媒介的诞生和强化。第二条说的是新媒介取代旧媒介并使之过时。这两条定律是相互补充的。正如麦克卢汉所言，一般人对媒介的规律不甚了了，即使意识到了，他们也就此止步，而麦克卢汉他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发现并

第一节 四定律要津

麦克卢汉的媒介四定律对一切媒介的冲击和发展提出了四个问题：（1）它提升和放大了社会或人类生活的哪一个方面？（2）它遮蔽或使之过时的是什么？就是说，受它遮蔽的是它到来之前受到欢迎或地位突出的什么呢？（3）它再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把什么东西从过时的阴影中拉回来放到舞台的中央？（4）当它走完生命历程、潜力登峰造极之时，它逆转成为什么东西？就是说，它变成了什么呢？

我们考察媒介的环境时，这四条定律或效应的运作就变得清晰了。比如，无线电广播使人的声音传遍千万里，传给大量的听众。它使印刷术作为大众媒介的身份过时了。比如，我们首先从广播上听到重要消息，而不是从报纸的“号外”得到重要的消息。它再现了昔日小城镇里吆喝叫卖的货郎，这样的小贩因为印刷术的问世而几乎销声匿迹。接着，作为声觉媒介的广播被推向极端以后，又逆转而成为视听媒介的电视。

接下来的电视媒介又以同样的过程起步，而电视是广播逆转而来的。电视放大的是视觉，但是这种放大是“声觉上”的同步放大，而不是读报意义上的放大，读报的模式是一个人对一张报。电视使广播过时，这是显而易见的。它再现了视觉——如今这一点似乎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再现的视觉，并不是广播使之过时的印刷媒介的视觉。电视再现视觉，是新型的视觉，它是过去的视觉与当代电子特征杂交的视觉，是和印刷媒介迥然不同的视觉。电视屏幕上的描摹登峰造极之后，它就摇身一变而为个人电脑的显示屏了。

就举这两个例子吧。越是详加考察就越是发现，许多东西并不是那么一望而知的。比如，因电视而过时的东西，就不只是广播，还有电影院：电视这个家用的视听媒介不仅取代了广播这个叙事媒介，而且使上电影院的人数直线下降，可以在电影院上映的电影也随之减少。另一方面，广播也使许多东西过时，不光是印刷术随之过时，非电子媒介会话（non-electronic conversation）的许多方面也过时了：广播上听人说话和当面与人说话是不一样的。已如上述，电视摇身一变而成为许多媒介，在这一点上它比个人电脑要略胜一筹。两维的电视变成了三维的全息术。即显即逝的电视逆转成为录像机，录像机就是带记忆的电视。网络电视寡头（从广播继承下来的寡头）及其极为有限的频道，逆转而为有线电视的许多频道。

这里有一个普遍的教训。这是如何应用并尽量从中获取最大效益的普遍教训之一。媒介定律的四种效应很难得是单打一的。相反，给定的媒介通常同时提升、过时、再现和逆转成许多东西。而且，能够提升、过时、再现和逆转成同样东西的媒介也不止一种。电视逆转成电脑。但是，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深入探讨的，书籍也沿着这套定律的另一条路子逆转而为电脑。实际上，电话也发生了这样的逆转。再者，个人电脑用于网上聊天时，它还可以被视为民用波段产生的第四种媒介——电脑在数字时代摇身一变成为广播。

四定律线性展开的观念，把这个四条路径的分析方式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推到了前台——如何最充分地利用这个分析框架。这是另一个重要的教训。正如我1977年给《媒介定律》所写的序文那样，在媒介及其效应之间，存在着一个循环展开和渐进展开的关系。如果用这四条“定律”来分析的话，这种关系就一望而知了。广播使视觉过时，接着的电视使视觉再现。于是，广播逆转而成的电视又使纯粹声觉的广播过时。这里存在着循环往复的现象。所以我把这种现象叫作媒介的“四轮滚动演进”（Tetradic Wheels of Evolution，见莱文森1978b）。这是我在1978年媒介四定律研讨会（Tetrad Conference）上发表的论文里提出的观点。那个会是我和麦克卢汉父子、罗伯特·布莱克曼（Robert Blechman）和吉姆·莫利斯（Jim Morris）共同参加的，地点是在我供职的费尔莱·迪金森大学。然而，正如我在该文中指出的那样，实际上，在循环往复展开的过程中，存在着实实在在的前进运动——那不是一个封闭的圆圈。因此，更恰当的表述是螺旋形展开。正如我上面说明的那样，电视所再现的，实在是过去多种环境的具有原创性的复活体，而且这个复活体具有崭新的性质。换言之，我们还可以这样来表述：虽然广播逆转而为电视的时候，它再现的是因广播兴起而过时的视觉，然而电视在这里“拯救”的环境，和昔日那种视觉的确是不一样的。因为这里的视觉被新的媒介（电视）提升拔高了，比昔日的视觉高了一个层次。

固然，四定律分析的上述几个方面及其他一些重要方面，在麦克卢汉最初（他在世时）的表述中，已经是固有的成分，但是他没有来得及详细说明或探索。实际上，就连费尔莱·迪金森大学举行的媒介四定律研讨会也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不过，詹姆斯·柯蒂斯的《摇滚年代》（Rock Eras）
写得很好。他借鉴我的“四轮滚动演进”说，应用麦克卢汉的媒介定律，对摇滚乐做了很好的分析。1988年，《媒介定律》终于以麦克卢汉父子的名义出版了。书中讨论了“定律丛”说（clusters）（“一组定律……逆转为相同方式的文化”）和“定律链”说（chains）（“一组定律……使下一组定律……提升的时候”）（p.130；例子见pp.208-214）。这种表述和我的“四轮滚动演进”说和“螺旋形”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们把这个问题和下一节的问题联系起来讨论，特别关注下一个世纪里媒介一些隐含的命题。

第二节 数字时代的精神

网络电视逆转为有线电视，书籍和图书馆摇身一变成为互联网，继电视而起的电脑屏幕也摇身一变成为互联网。多样性是这两种新媒介的一个活跃成分，绝非偶然。我们的媒介选项总体上增加了。这很像是一个吸引盆——吸引进去的媒介越多，它发挥的力量也就越大。

黑格尔把这种效应的融会叫作时代精神。实际上，我们可以用黑格尔这个融会的思想来确认麦克卢汉父子的“媒介丛”。此外，黑格尔还设计了一个更著名的工具来评价人类的文化与活动。这个工具叫辩证法，与麦克卢汉的媒介定律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显而易见，黑格尔的三段式辩证法（tripartite）和麦克卢汉媒介四定律的涵盖面基本上是一样的：实际上，黑格尔的综合所再现的命题，是早些时候的命题，是被过去的命题弄得过时的反命题；其综合被用作新命题并产生一个新的反命题之后，它行使的功能，就像媒介四定律所谓的逆转。

两家的理论在此出现了重要的分歧。我们知道，逆转再现的是曾经过时的成分，因此它与过去相似，即使它向着未来运动。与此相对，辩证法的新反命题完全不必和新命题（或过去的综合）之前的东西有任何联系：它只需要是新命题的对立面，具有某种深刻意义的对立面。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具有狂热的革命性——它不必向过去颔首致意——即使在马克思的面前，它也是头手倒立的。与此相反，媒介四定律坚持用已知的东西编织成创新的东西。这和他借用比方和后视镜是一致的。如此，媒介定律就成为过滤历史的一个比较合适的筛子，成为观照未来的一架意义重大的投影机：于是，未来就好解释了，它是披着新形式的外衣重演一番的人类模式。

当然，黑格尔的工作走在麦克卢汉的前面。黑格尔辩证法与麦克卢汉媒介四定律之所以相似，至少是因为麦克卢汉的思想有黑格尔的成分，虽然他尽量与逻辑、哲学保持距离，尽量使四定律和辩证法拉开距离。1977年我研究他的媒介定律时，他给我写过许多表示欢迎的信札。我真的受宠若惊。想想看，在我开始攻读博士的第一年，竟然差不多每周收到他的书信。而他却是汤姆·沃尔夫恰如其分地比喻为达尔文、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似的人物。他特别不赞成我在《玩具、镜子和艺术》一文中的观点，因为我依靠黑格尔的三段式（three-part schema）。他在1977年9月8日的信中说：“仅此忠告：你的三元说在一切情况下都可以改成四元说。换言之，玩具、镜子和艺术——每一种都是四位一体的东西。三者相加构成三元一体，其中缺损一个项目。你第159页上的再现因素（第三项）被压抑了，这是不是因为你敬畏黑格尔？”（McLuhan，1977b）在此，我讨论技术的三个发展阶段即“玩具、镜子和艺术”；我认为，这样的三分法和皮亚杰、麦克卢汉、弗洛伊德和柯斯勒

[1]

等人思想有相似之处。这三个技术发展阶段与皮亚杰的三个思想发展阶段有相似，他认为人的思维发展要经过感知运动、具象和形式化三个阶段。我这个观点和麦克卢汉人类传播的三个阶段论也相似，他认为人类传播经过了口头、文字和电子三个阶段；和弗洛伊德性表现的三个阶段也相似，他认为人的性表现经过口欲、肛欲和性器欲三个阶段；和沃尔特·翁（Walter Ong）的三阶段论亦相似，他曾经比较弗洛伊德的三阶段论和麦克卢汉的三阶段论。此外，我这三个阶段论和柯斯勒的三阶段论也有相似之处。他认为，人的创造性经过弄臣、圣贤和艺术家（Jester，Sage，and Artist）三个阶段。关于“玩具、镜子和艺术”的其他方面，请参见本书第十一章“玩具、镜子和艺术”。

麦克卢汉说得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使再现兴旺一时。但是，正如我在上文提到的那样，麦克卢汉没有提供预测未来的深厚的历史基础。不过，这并不等于有理由放弃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偏爱麦克卢汉的四定律，更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要偏爱四定律。三元说毕竟比四元说更简明，仅仅举这一条理由就足以说明，三元说是更加可取的简略表达方式。数字时代是个体传播的书籍报纸与大众传播的广播电视综合而成的产物。这样的说法具有意义，又很实用。这个新的数字命题刺激我们去寻找新的反命题。这个寻找的方向必然和逆转的方向相同，虽然它没有四元说的历史广度和深度。

1978年秋天，我在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研究所有名的“马车房”，参加他周一晚上例行的研讨会。我把上面这段话的意思说完之后，他笑吟吟地走到我的跟前说：“你瞧，我弄明白了，为什么你这么看中逻辑和辩证法的人，还这么同情我的成果。因为你加入那些搞逻辑的人之前，还搞过音乐！”他说的是我在60年代末的“职业生涯”。我那时尝试过写歌、出唱片。读者没听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唱片的销售量几乎是负数。不过，我曾经不只一次请他们夫妇两人欣赏我的杰作，而且还把我 1971年的专辑《双重押韵》（“Twice Upon a Rhyme”）送给他们。

我的回答是：“我注重逻辑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即使在音乐里，你也是先有三个音符的和音，然后才有四个音符的和音。”

当然，美妙的和音遇到五六个音符时也可能很难听。三元说和四元说都向我们发出一个持久的讯息。我认为，这个讯息就是：社会分析工具的构造成分，不存在具有魔力的数字。不错，四元说和许多四元结构产生深刻的共鸣。从DNA的四种碱基对，到《圣经·启示录》里的四骑士，到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four causes）的中世纪的“四艺”（quadrivium），都有一个“四”字。麦克卢汉尤其是喜欢“四艺”——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四艺”是剑桥大学13世纪文科硕士的四门主干课。这“四艺”不言而喻比“三艺”（trivium，拉丁语法、修辞和逻辑）略胜一筹。“三艺”是剑桥大学当时文科学士的主干课（他说“三艺”和“四艺”，无疑他喜欢其中的双关含义，即三元说要比四元说略逊一筹）。话又说回来，三元结构在历史上也产生过同样的冲击力。罗马教廷的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许多童话里的三个愿望，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事实上，如果说数字时代的精神是多样性，那么这个精神既包含“四艺”，也包含“三艺”，二者联手构成了人文科学的“七艺”（seven liberal arts），乃至更多。可以说，互联网不仅是正规教育的载体，而且是生活中学习的载体，这一点更加重要。互联网使“七艺”过时，它偏爱不再有太过僵化分界的课程大纲，拥有数以千计的课程，这些课程常常是互联网上意料之外的奇珍异宝构成的，而不是由大学里的系务委员会决定的。

我们不妨把这种新型的反传统体制的课程叫作数字艺术（digital arts）。

[1]
亚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出生的小说家、科普作家、新闻记者和评论家，写过许多批评斯大林主义的作品。代表作有《中午的黑暗》《蓝天中的箭》《看不见的笔迹》等。

第三节 深刻再现和数字艺术

电视正在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媒介属性。这些媒介属性有：凭借录像机长期保存节目的属性，对节目日益增加的控制力，文本的整合，借助互联网的互动，有线电视上日益增加的节目选择余地，凭借全息术而获得的第三维度（迄今为止，全息术是这些逆转之中最不为人所知的逆转，虽然全息图像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就已经制作出来了）。当我们考虑这些媒介的属性时，我们发现，它们早就存在于人类的感知和传播之中了。对长期保存的追求，在千万年前的洞穴画中已经表现出来。文本的出现稍晚，但至少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埃及的象形文字中。对环境日益增加的控制力、人与人的互动、对第三维度的感知，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构成我们生存所必须的条件。它们是媒介功能的预兆，是媒介的功能所必需的前提。

这些属性是媒介演化强有力的出发点和目标。我在“人性化趋势”理论中对此进行了描述。这些属性和后视镜、近距离透镜和新近的过去，几乎都没有关系。后面这些东西既可能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又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定向，但是它们常常是两者兼而有之.我们在新媒介的环境中初步寻找到一点感觉时，常常会遇到这种兼而有之的情况。人类生存和传播中这些基要的成分驾驭着媒介演化的方向。麦克卢汉说再现的时候，心里想到的最深沉、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些成分。正是这些重要的属性，使他能够以他典型的漫不经心而深刻睿智的口气说出这样的话：汽车再现了“身披闪光铠甲的骑士”（McLuhan & McLuhan，1988，p.148）。如今，正是这些重要的属性使我们能够说，录像机再现了许多东西，包括阿尔塔米拉、拉斯考克和萧韦等洞穴画。如此深刻的再现所能够达到的广度和精度，正是四元说给我们提供的最了不起的机会之一。事实上，一般地说，辩证法的三段说里面找不到这样的机会。

再者，四元说多样的可能性促使我们多一些思考。换言之，四元说是一个“酷”的工具，正如麦克卢汉的一切洞见、构想和比喻是“酷”的工具一样。比如，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感知属于第三维的属性？一方面，对第三维的感知是人类属性中最久远的属性，已如上述（因为显而易见，它比人类的历史还要久远）；另一方面，到了19世纪和以后的媒介中，这样的感知却成了参与最少、再现最少的属性呢？我能够做出的最好的回答是：虽然第三维是我们前技术环境的成分之一，这一点不容争辩，但它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成分，它不像照片演化过程中再现的运动、声音、即时性等属性那样重要。照片的这些属性是从稳定、无声、黑白、延迟成像等属性慢慢演化出来的。此外，在两维的透视幻觉中，第三维也再现得很好。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艺术一直在搞两维幻觉，照片自然对第三维构成威胁。用我上一章探讨的“补救性媒介”的话来说，视觉媒介中真的缺乏第三维，因此它不可能产生多少弥补第三维的需求。相反其他属性的缺乏倒是需要弥补的。

而且，这仅仅是一个例子而已。仅仅是媒介四定律中的逆转这一条定律，仅仅是这条定律的一个方面，仅仅是用它来研究电视这一种媒介而已。这说明，这四条定律需要很多工作——不是那种马马虎虎、虎头蛇尾的工作，不是那种懒懒散散、未经训练的研究工作。许多人批评麦克卢汉时，就企图要我们对他的工作做如是观（见Edmundson，1977。他给麦克卢汉的画像是：用“松散、粗疏的胡言乱语”说话）。相反，我们应该对这种批评反其道而行之，应该绞尽脑汁，牢牢把握自己的求知欲和想象力，使之踏上一个令人振奋的征途。我禁不住还要补上一句，我想，人必须要有想象力，有求知的热情，以便献身于研究工作。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批评他的人感觉到的那种烦恼，是可以理解的。

媒介四定律需要我们献身的这种工作，成为数字时代的一个标志。这个标志，是电视逆转而为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又一个特点。电视不用人费劲。你只消靠在沙发上看就行了。这并非一定不好。相反是有好处的，我有一篇文章就是《看电视的好处》（“Benefits of watching television”，Levinson，1980）。有的时候，拥有随意使唤、又不费劲的媒介，那真是不错的（关于“无所事事”只看电视的好处，见McGrath，1997）。但是，电视这个好处，又削弱了它作为教育工具的效益。看电视的人可能会因为某一个节目而受到思想激励，甚至会因此而产生灵感，这是第三章和第九章探讨内容的又一个例子。电视的利弊说明，“媒介即讯息”这个命题，最好是这样来理解：“媒介”的影响不会是单打一的。

与电视相对，个人电脑需要经过训练才能用好，互联网也是这样。训练可以是自我培训。我长期以来就看到，学习用电脑做事有一个最好的老师：学的人要有一个真正的问题去解决，或一项真正的工作去完成（这肯定是学会上网的最好办法）——这也是学习。客观需求是断裂点和逆转的标志，这一点不仅适用于电视的运作方法，而且广播、电影和照片也是这样。实际上，电报之后的一切媒介都需要学习。当然，书籍本身也是需要学习的（看书就需要识字）。

如果传统文科的目的，就是在一个依靠文化素养推动的世界里把我们培养成为创造力充分得到开发的公民，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如今的数字艺术是开发创造力必备的条件。所谓数字艺术不仅指互联网的内容，而且指寻找并利用网络内容所必需的训练和知识。至少在新千年的头五年里，要成为全面发展的公民，数字艺术是必备的条件。

新型的数字艺术不仅强调知识，而且强调要知道如何去学习知识。这就是说，最基本的求知形式就是实际动手干。这和杜威教育哲学的重点是一致的。这种教育哲学恰如其分地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其极端形式是：知识等于行动。这和麦克卢汉的一个号召也是一致的。他希望老师是“冷”的——起促进作用，而不是长篇大论地说个不停。老师要鼓励学生参与。这和许多理论家的主张也是一致的。从杜威、蒙台梭利到皮亚杰的理论家们，都提倡积极主动学习的美德。

因此，网络教育成为学习如何在网上学习的教育。就网络教育扭转被动的、以讲座和书本为基础的教育这一点来说，它和任何一种具体学科（比如历史或哲学）的教育没有区别。它这个逆转过程和电视逆转而为互联网的过程是平行的。实际上，我们联合教育公司总是向学生说明——网络教育和网上的任何东西在滥觞期都需要解释——在网上学习一门课程，实质上是两个方面的学习。不仅要学习广告上打出的一门课程，而且要学会如何学习。更进一步说，是要学会在网上立身行事、把握自己。网络的极大发展使每个有电脑的人上网都轻而易举。网上信息的广度、深度和具体度，都可以和教室里、大学图书馆里的信息一比高低。也许我们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代：学校正规教育的许多目的和范围将要过时，除了它官方认可的学位之外，它的许多东西恐怕都要过时。你学习上网不必到学校去求学，你学习许多门课程也不必坐进教室。上下课的铃声不再界限分明，而是融为一体，文凭和学问的分离日益明显，我们也许会看到学位走向衰落。教学负责人已经忧心忡忡地注意到，学电脑的学生正在退学去从事报酬丰厚的职业，比如网络设计师之类。这些职业看重才能，而不是文凭，认为才能是至关重要的要求。这是对的。毕竟，比尔·盖茨是没有大学学位的。

然而，如果要正确理解麦克卢汉的媒介四定律，我们在考虑数字时代时，就不能只将其当作四元说的终点，说这个时代只集中关注20世纪万神殿里的电视、教育、书籍等载体。除此之外，数字时代还是一个发射平台，一个原子反应的起点，许多假设的时代正在接踵而至。

迄今为止，本书考虑的是数字时代的早期岁月。麦克卢汉洞见在数字时代的发展势头上给人的教诲，我们已经在四面八方看到了。

在下一节里，我们将转向数字时代到达发展极限后的情况，看看它到达发展周期的终点后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将要问一问，它逼近终点时会变成什么。

第四节 数字时代的逆转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四元说的一个主要特征是，逆转并非与其前驱完全对立的反命题或对立面。因此，它不是黑与白的对立，不是列维·斯特劳斯

[1]

所谓的两极对立，也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个四位一体的连续性，一部分来自于逆转时过时的成分；一部分来自于新媒介或新效应，因为新媒介或新效应确实包含着刚刚过去的那个媒介的某些特征。于是，由电视逆转而来的个人电脑还保留着电视屏幕，或电视屏幕的翻版，有线电视和录像机也是这样的。只有全息术才摆脱了屏幕，但是它保留了电视的一些其他特征，突出的是它那种单向的从听觉到视觉的表现形式。

如果说，数字时代的特征，是用视窗和浏览器选择信息而实现的个人化，那么，在数字时代以后的时代里，我们则期待与之类似的表现个人选择的载体。只不过将来的载体的用法不同，目的不同，结果也不同而已。

保罗·范霍文（Paul Verhoeven）根据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1959年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星河战队》（Starship Troopers，1997）
，描绘了这样一种可能的未来，表现得非常生动。小说故事的核心是地球人与外星人的战争。地球人已经创建了一个统一的、斯巴达式的社会。要义务服兵役才能取得公民权，只有公民才有选举权。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地球人必须要思想动员并献出一切——总之就是要接受宣传洗脑，正如盟国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的经验一样，那时的媒介是至上而下控制的。然而，数字时代对媒介的控制已经减少，它鼓励通过网上的积极选择接受教育，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的灌输，它冲破了电视的寡头统治，绽放出许许多多专门化的节目，供人们挑选，人们对这些节目有更大的控制能力。这是一个绝对反对宣传的数字化的网络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球范围的宣传运动怎么能成功地发动和贯彻呢？

海因莱因1959年写小说的时候，他当然不用直面选择和宣传的问题。但是，范霍文20世纪90年代将其搬上银幕时，就不得不直面这个问题了。他的处理方式触及网络至关重要的一个逆转点：就使用者的控制能力而言，超文本具有歧义性。在网络当前典型的表现中，制作网页的人对别人的选择当然手握控制权，他们决定网页中可以包括的链接。网上冲浪的人只能够选择业已存在的链接。但是，可供选择的数量真是多得难以计数，难以预料，因此冲浪者实际上享受着无与伦比的选择信息的自由。毫无疑问，千百万人在网上冲浪的自由，和电视屏幕上享受的自由相比，胜过不知凡几，上网的自由肯定比20世纪50年代电视屏幕上的自由要多得多。

然而，万一网上的超文本链接受有意识的控制，万一它只提供政府想要人民得到的那些信息，而不是其他的信息，那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范霍文把这一可能性表现得十分精彩。据信，未来的互联网上有许多主题的信息，政府可以任何时候闯进来做实况信息发布。但是，预先录制好的信息是经过仔细编程、细心构建的。在这个网络上，浏览人每次点击之后看到的，仅仅是天地大战的片断、外星人对地球威胁的片断，还有像视窗一样的选项条，以及其他的链接信息。这些链接点出现在屏幕的上方。一个低沉、吸引人的新闻播报人式的声音问道：“还想多知道一点吗？”浏览人点击相关的板块，再轻轻点击播报人公告的主题时，跳出来的却是另一种改头换面的宣传。事实上，所有这些预先选定的项目，全都是由同一台聪明的宣传机器生成的，只不过传达略微不同的信息而已，比如外星人的性质（“了解你的敌人”）、地球人英勇的抗战等。给这样的侮辱火上浇油的还有对人的伤害。有一些点击可能隐藏着极端的暴力，包含着被拦截或被“审查”的部分。显然，至少对看这部电影的人而言，未来的网民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退出不看，以终结这一场宣传。

因此，在这部电影表现的场景中，我们在网上选择的胜利，逆转而为未来网民选择能力的幻觉。既然媒介四定律各个方面的连续性都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完全可以问，我们当前在网上的自由选择，在多大程度上是幻觉呢？实际上，这样的选择，只不过是在预定的选项中做出的选择而已。在这一点上，媒介四定律给那些心怀恐惧的人提供了支持。他们担心，微软这样的大公司对我们数字环境的控制，可能会太过分。当然，根据媒介四定律，集中控制（centralized control）死灰复燃的可能性是潜在的，它会牺牲我们个人的控制能力。事实上，这一套定律的目的，就是要注意每一种媒介及其影响所固有的逆转种子。我倾向于把政府看成是这个逆转的载体（所以，有读者说我在《软利器》中，对政府的“传播风化法案”提出了辛辣的指控，见奥夫德海特［Aufderheide］1977年的书评）。同样，范霍文也持这样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一些人的意见相左。他们认为，政府在防止自由网络发生有利于公司的逆转。但是，有一点我们大家是意见一致的：危险是存在的，而且危险既来自政府，也来自微软。双方都认为对方危险（政府更危险，因为它握着枪杆子，详见Levinson，1988）。

然而，关于谁最危险的辩论，使我们注意到逆转里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比如我们眼前的此刻，未来的逆转都是潜在的、假设的，尚不真实的。在用四定律分析新媒介时，只有逆转这一条定律还没有起作用（显然，把四定律用来分析过去的媒介比如广播时，我们已知其逆转）。因此，我们不仅能够讨论将要发生的一个具体的逆转——正如我们能够讨论其他三条定律那样——而且我们能够说明和控制这个逆转。

能够阻止这个逆转吗？

我在本书和其他地方都说，对未来选择自由的威胁，来自政府而不是公司的力量（正如杰弗逊总统所见，而且我要说，政府一直是这样的威胁）。但是，我这样的主张可以并将要产生什么影响呢？我始终拒绝麦克卢汉不做价值判断的立场，我不同意他常常说的技术对人类处在居高临下的因果地位，其原因正是，我认为，人的理性和判断能力可以对未来产生正面的影响——我们可以驾驭逆转的方向，使之向着这个那个方向前进。

为此目的，我们的确必须从价值判断入手。宣传的确是可以无所不在、无法避免的，正如麦克卢汉和埃吕尔

[2]

（Ellul，1965/1973）所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去拥抱宣传，也不能允许所有改善了的媒介去进行宣传。在数字时代，我们可以从一条道德规定着手。根据这条规定，由迥然不同的个人来控制信息，总是比集中的权威来控制信息好。强化的宣传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需要的，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这样，将来和《星河战队》中进犯的奇异昆虫作战也是这样。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同时也在玩火。我们最好还是寻求更好的手段来控制宣传吧。

因此，在本书结尾的一节里，我们要超越麦克卢汉。实际上，我们要把他的预测颠倒过来，他说人坐在技术的膝头上任其摆布。我们要考虑如何提高对未来的控制能力。当然，既然逆转总是包含着生成它的体制所带的成分，我们的讨论既是超越他研究成果的讨论，也是审视他的成果的讨论。

[1]
列维-斯特劳斯（Léivi-Strauss，1908—2009），法国人类学家、结构主义奠基人之一，长期在法国、美国和巴西从事田野调查和教学工作，代表作有《亲属的基本结构》《忧郁的热带》《结构人类学》《野性的思维》《神话集》等。

[2]
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1912—1994），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技术哲学家之一，著有《技术社会》《政治的幻觉》等。

第五节 媒介决定论的逆转

麦克卢汉肯定不是绝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媒介决定论者。马克思主义者看见的未来是必然的未来，是从解释得一清二白的历史中必然产生的未来。然而，麦克卢汉撷取的最生动的媒介及其影响的例子，常常是未经我们赞同、处在我们知觉之外的操纵我们的东西。看书的时候，谁能够意识到，这个经验正在抹平拼音字母出现之前声觉空间和世界的多维特征呢？看电视的时候，谁（媒介理论家除外）又曾想到，屏幕上射出来的光线是在阅读我们，使我们参与其中呢？而且，谁又能想到，电视机射出来的光线和电影院里从银幕上弹回来的光线不一样，和壁画上弹回来的光线不一样呢？上网的时候，谁又曾故意成为一个新型而互动的地球村的一部分呢？谁又能知道，这个地球村正在使电视产生的那个窥视村过时呢？

麦克卢汉的著作乐意兜售上述例子，因为它们具有令人震撼的价值。本书也必然要如法炮制，因为这些例子是早晨唤人起床的铃声，让那些对媒介强大力量浑然不觉的人清醒过来，让他们知道媒介在一切社会里都具有强大的力量。这些例子是媒介理论家的看家货。

麦克卢汉说，没有无线电广播就没有希特勒，尼克松1960年竞选失败是由于他对新型的电视媒介太“热”。我在《软利器》中写媒介史的时候，首先探讨伊克纳顿（Ikhnaton）

[1]

的一神教如何在没有拼音文字的情况下遭遇失败。我们解说伊克纳顿的失败时，只说了事情的一部分，我们宣传的是我们认为最吸引人的那一面。

然而，只需略加思索，就可以揭示事情的另一面。这一面当然是存在的。这是人与技术关系的另一面：对于我们的发明，我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们可以提炼技术，指引技术，使之按照适合我们感知和需要的道路去发挥作用，而不是按照改造我们感知和需要的路子去发挥作用。因为如果不希望对媒介的影响有所作为，只是用它来吓唬人，那又有什么意思呢？麦克卢汉想要把我们从媒介造成的麻木中唤醒。无疑这是因为，他认为我们觉醒之后，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路子去维持媒介的影响，按照自己不喜欢的路子去终止或减少这种影响。

媒介四定律的每一条都包含当前媒介逆转的潜在性而不是实际性，都含有媒介影响的多样性。这说明人类改善和控制技术的预设已经嵌入了这四条定律中。可以说，第四条的逆转律有这样一个含义，甚至是坚定的立场：人必须扮演积极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麦克卢汉的逆转律不像亚里士多德的第四因（Fourth Cause）或终极因（Final Cause），这个逆转律是固有的命运、目标的终点。它随时会冒出来供人去把握。

决定论的逆转发轫于生命的诞生。无机反应的结果几乎是2+2=4那样可以预测的。与此不同的是，生命过程是由一点一点的不可预测性激活的。在个体的层面上，这个不可预测性当然可以导致成功和死亡。对总体的生命而言，这个决定论的噪声，成为因突变而生的奇异物种的源头，它是进化过程中一把锋利的刀刃。

进化过程产生人的智慧时，决定论发生另一次逆转。这个逆转之深刻，和程序开放的生命诞生时发生的逆转是一样的。所谓幻想就是把单一的、不可避免的前景散射到无穷的可能性中。使这些幻想体现到技术中去，就是极大地限制可能性的领域——因为物质的东西不如思想那样容易锻造。不过，即使是一小批技术，哪怕只有两种，就足以打破单一的、必然结果的符咒。

补救性媒介证明，具体技术的决定论要逆转过来。我们不愿意忍受偷窥者汤姆（Peeping Tom）的冲击，所以我们发明了窗帘。我们不甘心让电视屏幕上喜欢的形象飞逝而去却无能为力，所以我们发明了录像机。我们不愿意在文字的沉重压迫下洒汗挥毫，让语词从构思那一刻起就被钉死在纸面上，于是我们就发明了文字处理机。拉开距离一看，这些逆转无疑可以被看成是媒介自动的、必然的突变，是窗户、电视和文字遭遇到功能的外部极限时发生的突变。然而实际上，它们是人有意而为的，是人类理性煽起和完成的逆转。如此的人类首创和成就，并不是要否定或颠倒逆转的过程，而是要给逆转提供信息、指示方向、加以改造。与此相似，人类在世界上的出现，改变了蚂蚁、鸟类和水獭业已表现出来的技术努力。事实上，人的出现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改变了一切生命形态的技术努力。

互联网及其体现、证明和促进的数字时代，是一个“大写的”补救性媒介（remedial medium write large）。这是因电视、书籍、报纸、教育、工作模式等的种种不足而产生的逆转，差不多是过去一切媒介之不敷应用而产生的逆转。许多诸如此类的补救，并不是如录像机那么有意为之，录像机是为了医治电视的短命而苦心孤诣制造出来的。但是，在新千年里，许多媒介集中起来、结合起来，以助于解决过去媒介面对的各种问题，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数字媒介使传播速度加快、省事省力。于是，有意发明的媒介，和歪打正着解决问题的媒介之间的差异显著缩小：数字传播提升了人的理性把握，在这一点上，一切媒介都成为立竿见影的补救媒介。

这里既有未来的不确定性，又有我对未来的乐观态度。一方面，媒介演化的加速，给我们带来这个前途光明的转折点，它可以把我们抛入一个逆转过程。在这个逆转中，个人的自由选择和控制力，实际上成为一个个狡诈的守门陷阱。不错，这些门是开着的，但是，门里的地盘早已划定。超文本链接的网页，可能是政府审查后用高明的手法稍稍扭曲了的网页。这些网页不是窗口，而是镜子——仅仅是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的重放而已，我们看到的东西，最多是一小撮精选的官员认为我们该看或不该看的东西。

另一方面，媒介演化的加速，把我们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转折点，给我们带来一个初露端倪的机会。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个人选择和理性指向的机会。与此相比，杰弗逊总统所谓的理性时代，只是一个只把公民权授予富有的白种男性的时代。他那个理性时代，只不过是我们如今需要再现的幼苗，需要精心培育成为参天大树的幼苗而已。他那个理性时代，就像古希腊的民主，就像把野蛮人与民主隔离开来的时代。

在新的数字地球村里，是没有野蛮人的。作为新时代的公民，我们享有前所未有的——虽然不是无限的——权力去阻止不符合我们利益的逆转。至少，我们有权力迟滞这种逆转前进的步伐，以保存和开发我们喜欢的媒介环境。

所以，麦克卢汉的有生之年尤其他那画龙点睛的媒介定律，可能给我们明明白白地展示了媒介的活力，展示了它们不可抗拒、无意为之的后果。在我们的数字时代，媒介的活力正在转换成为人的活力，这种活力是人类业已得到增强和提升的对技术的控制能力。

这是麦克卢汉毕生刻意为之的结论吗？

抑或是另外一种结论呢？媒介决定论的数字消解，上述一切媒介演化的解释，以及若隐若现的预测，是否业已见诸麦克卢汉的著作呢？这是否就是他一切非刻意为之的结果中最为重要的结果呢？

请不要等待我或任何人告诉你结论是什么。

请你读麦克卢汉的书，读关于他的书籍和文章，重读我这本书，然后自己去得出结论。

[1]
法老伊克纳顿（Ikhnaton），3000多年前，他创制了一种一神教，他一去世，祭司们迫不及待恢复原有的多神教，他创制的普世的、一神教的太阳神阿顿随之销声匿迹。莱文森和麦克卢汉学派的其他学者认为，埃及一神教的失败证明，拼音字母表是一神教产生的首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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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ustic space”（McLuhan）“声觉空间”（麦克卢汉）2，5-6，9，12，15，33，43，44-54，187，200

advertising：engenders moregatekeeping广告：产生更多的守门122；

fast-forwarded on VCR录像机上快进以跳过广告5；

in mass media大众媒介里的广告75，122；

on the Internet互联网上的广告75

Agassi，Joseph约瑟夫·阿加西48，119，120

Age of Discovery发现的时代161

Age of Invention发明的时代159-160

Age of Reason理性时代203

AIDS艾滋病59

air conditioning空调148

Aivilik people埃韦里克人（北美土著）158

alcoholic disorientation，suggested bytheremin 泰勒明琴暗示的酗酒引起的错乱166

Alexandria Digital Literature（web）亚历山德里亚数字文学公司（网络）130

Alexandrian cosmology亚历山大城（即托勒密）的天文学（即地心说）80

Allen，Woody伍迪·艾伦3，105

Alpha Centauri半人马座的阿尔法星62，63

alphabet字母表6，24，30，42，44，46，48，49-54，114，179，200；

engenders rational view（McLuhan）字母表产生理性观178；

first “digital”medium（Levinson）最早的“数字”媒介43，164

Altamira阿尔塔米拉（洞穴画）42，195

Amazon.com亚马逊公司8，11，76，128-129；

publication of book reviews发布书评128；

vs.“in-person”bookstores亚马逊网络书店对读者“在场”的实体书店128-129

amoebic modes of perception阿米巴虫的感知方式46

Analog
（magazine）《模拟》杂志130

Ancient：Egypt古埃及42，201；

Greece古希腊31，44，178，199，203；

Phoenicians腓尼基人44

angels天使55

Annie Hall
（motion picture）《安妮·霍尔》（电影）105，182-183

“anthropotropic”evolution of media（Levinson）“人性化趋势”的媒介演化理论（莱文森）41，52-54，108，179，183，185，194

Antioch College安提奥学院xi

Apollo moon flights阿波罗飞月计划60

Apple personal computer苹果个人电脑89；see
also Macintosh

Areopagitica
（by Milton）《论出版自由》（弥尔顿）120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84，120；

four causes“四因说”（亚里士多德）193，201

Armstrong，Neil尼尔·阿姆斯特朗29，60

ARPANET（origin of Internet）阿帕网（互联网原型）181

art艺术12，61，143，144；

as niche for outmoded technologies 艺术作为过时技术的一种形式145；

digital数字艺术（see
music：electronic）；

mind more important than hands in creation of在艺术创作中，脑子比手更重要170；

television as，due to Internet电视因互联网而成为艺术149-152

artists as “antennae” of the species（Pound）作为人类“触须”的艺术家144，163

“ASCII”（electronic）text“美国信息互换标准代码”的（电子）文本31

Asimov，Isaac伊萨克·阿西莫夫20，166，184-185

Associated Press美联社7

Astor，John Jacob约翰·雅各布·阿斯特161

asynchronous interactivity 同步互动11，50，114

Athenian democracy雅典民主70，71，74，203

Atlantic Monthly
（magazine）《大西洋月刊》（杂志）33，89

Aufderheide，Pat帕特·奥夫德海特199

“autocatalytic” economic/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自催化”经济/技术发展141

automobile汽车15-16，51，63，110，133，142，144，155，177；

and privacy汽车与隐私133-134；

“horseless carriage”“无马牵引的马车”15，174；

retrieves “knight in shiningarmour”（McLuhan）再现“身批闪光铠甲的骑士”194；

see
also convertible

Autonomous Technology
（by Winner）《自主学习的技术》（温内尔）136

B

Bacon，Francis弗朗西斯·培根97

Balinese people巴厘人12，14，158，159，160，171

Ballard，Robert罗伯特·巴拉德162

Barberini，Cardinal红衣主教巴贝尔里尼80

Barlow，J.P. J.P.巴尔娄78

Barnes and Noble巴-诺书店（美国最大的实体连锁店）128

BarnesandNoble.com：more “gat-

ekept” than Amazon.com巴-诺图书公司：“守门”比亚马逊公司紧128

Barrett，Loretta罗雷塔·巴雷特189

Bath Spa University College 巴斯·斯帕大学学院83

Bayeaux Tapestry of media媒介的贝页挂毯1

Bazin，Andre安德烈·巴赞56，99，100

Beach Boys，The“海滩少年”乐队166

Beatles，The披头士乐队29，112，126-127，166

Beatty，Jack杰克·毕蒂89

Bell，Alexander Graham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142，160，167，179，180

Bell，Daniel丹尼尔·贝尔28

Bell Telephone贝尔电话公司140，142

Bellarmine，Cardinal 红衣主教贝拉明80

“The Benefits of Watching Television”（by Levinson）《看电视的好处》（莱文森）195

Benzon，William威廉·本森117

Bester，Alfred阿尔弗雷德·贝斯特55

bi-polar opposites（Levi-Strauss）两极对立（列维-斯特劳斯）197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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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Bang theory大爆炸理论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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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bidsgatekeeping by government禁止政府守门122

binary code，same language for all media二进制码，一切媒介共同的语言164，165

Biosphere II生物圈二号77

Birkerts，Sven斯文·比尔克兹38

Blechman，Robert 罗伯特·布莱克曼191

Bliss，Michael麦克尔·布利斯29，36

Blisset，William威廉·布里塞特29

blogging博客（莱文森第二版序）

Bloomsbury group 布鲁姆斯伯里团体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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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reviewing书评123-124，128；see also
McLuhan：critics

books书籍1，8，9，11-12，16，32，37，38，42，48，73，76，84，85，107，108，114，129，134，143，153，162，17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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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of图书经营业务124；

comic漫画书42；

online网络书85（see
also online text）；

reasons for survival in the 21st century 纸媒书在21世纪继续存活的理据102-103；

reverse into computers书逆转为计算机190；

sold online网上销售的图书76（see
also
Amazon.com）；

standard of achievement for writers作为作家成就的标准120

bookstore solution to information overload 用书店解决信息超载73

Bott，E.A. E.A.波特44，45

boundaries and their advantages 边界及其优势138

Brand，Stewart斯图尔特·布兰德61，78，123

Brandeis，Louis路易·布兰代斯125

broadcast media andgatekeeping广播媒介与守门124；see
also gatekeeping

Broder，J. J.布罗德88

Brooks，Tim蒂姆·布鲁克斯149

Brooks，John约翰·布鲁克斯140

Brown，Jerry杰里·布朗3

Browning，Robert 罗伯特·勃朗宁26，175

Bruno，Giordano乔丹诺·布鲁诺80-81，102

Bryan，William Jennings 威廉·杰宁斯·布赖恩24

Buddhism佛教57，141

Burt，Cyril西里尔·伯特126

Bush，George乔治·布什68，112

Bush，Vannevar 凡尼瓦·布什33-34，181

Butler，Samuel萨缪尔·勃特勒40，63

Butterfield，F.F.巴特费尔德58

C

cable television有线电视12，14，16，124，149-150，188；

and multiplicity of choices 有线电视与选择的多样性191

Cage，John约翰·凯奇3

Cahill，Thaddeus泰岱斯·卡希尔167

Californian
（steamship）加利福尼亚号（轮船）142，161

“caller-ID”（on the phone）“来电显示”（电话）134

calligraphy书法，书艺14，152

“call-in” programs“扣应”（公众打电话参与的）节目see
radio：“phone-in”；television：“phone-in”

Cambridge Apostles剑桥十二使徒97

Cambridge University剑桥大学84，97，116，193

Camelot（John F.Kennedy’s）亚瑟王宫殿（肯尼迪）163

Campbell，Donald T.唐纳德·坎贝尔20，25，46，63

Campbell，Joseph约瑟夫·坎贝尔160

Cape Cod Bay科德角海湾93，137

capitalism and technology 资本主义与技术141；see
also_ advertising

Carlos，Walter沃尔特·卡洛斯166

Carnegie Hall霍尔·卡内基166

Carpathian
（steamship）喀尔巴阡山号（轮船）142

Carpenter，Edmund埃德蒙·卡彭特18，19，44，45，56，57，81-82，158

car-phones车载电话133-134

Carson，Johnny乔尼·卡尔森153

Carson，Rachel雷切尔·卡尔森146

Carter，Jimmy吉米·卡特3，68，111

cartoon drawings卡通画10，16，17，38，106，111，117

cave paintings洞穴画17，42，48，56，182，194

CB-Radio becomes live chats online 民用波段无线电成为聊天室190

CBS-TV（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4，149

CDs（music）光碟（音乐）107，165

cell-phones手机133

censorship审查75，125，127；see
also First Amendment；gatekeeping

Center for Understanding Media 理解媒介研究中心xi

“centers everywhere/margins nowhere”（McLuhan）“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麦克卢汉）7-8，80-91，131

centers：rise and fall中心：沉浮80-94

Centre for Culture and Technology 文化与技术研究所3

Cernan，Gene吉恩·科尔南60

Cezanne，Paul保罗·塞尚99

Charles，Prince of Wales 查尔斯亲王28，151

“chat rooms”（on the Internet）“聊天室”（网上）58，190

Chauvet萧韦岩洞穴画42，195

Chernow，Ron罗恩·切尔诺89

children：and computers 儿童：与计算机142-143

（see
also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and media 与媒介37，49，67，132；

and work与工作136-139

Chinese：ideographic writing 汉字：会意文字141；

impediments to utilization of technology 汉字妨碍技术的利用141；

invention of technologies汉字与技术发明141

choice in the digital age数字时代的选择41，94，197；

hypothetical totalitarian elimination of，on Web 互联网消除专制的假说198-199；

see
also gatekeeping

Chomsky，Noam诺姆·乔姆斯基52

Church（Roman Catholic）教会（罗马天主教）11，80-81，121；

as gatekeeper of information 作为信息守门人教会121，127

Churchill，Winston温斯顿·丘吉尔67，74，142

cities：and cuisines城市：与烹饪81，92；

as “digital in asphalt”（Levinson）作为“数字沥青”的城市93；

enduring charms of城市永恒的魅力93；

fate of in digital age城市在数字时代的命运7，92-94

City as Classroom
（by McLuhan，M.，Hutchon，K. & McLuhan，E.）《作为课堂的城市》（麦克卢汉等）18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纽约城市学院xi

Clapton，Eric埃里克·克莱普顿167

FromCliche to Archetype
（by McLuhan & Watson）《从陈词到原型》（麦克卢汉与华生）18

Clinton，Bill比尔·克林顿8，68，73，87，112，163

CNN（Cable News Network，TV）有线电视新闻网28，49，66

Coach House（McLuhan’s）at University of Toronto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研究所的）“马车房”193

Cohn，David大卫·柯恩29

Coleridge，Samuel Taylor 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144

color-blindness and Kantian categories 色盲与康德类别45

Colson，Betty 贝蒂·科尔森188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CBS-TV）哥伦比亚广播公司39

Columbia University哥伦比亚大学24

Columbus，Christopher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61

Comenius，John Amos约翰·夸美纽斯181

Commodore personal computer康默多个人电脑89

communication vs.transportation交通对运输56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US，1996）《传播风化法案》（美国，1996）72-73，87，114，126，127-128，143，199

Communism共产主义184

CompuServe计算机信息服务公司11

computer networks 计算机网络see
Compuserve；Genie；The Source

Conde Nast康泰纳仕（出版集团）133

Connected Education（Connect Ed）联合教育公司83-84，93-94，135-137，196

convertible cars：cool and “cool”敞篷车：凉与“酷”13-14，148

Cook，Peter彼得·库克111

“cool”media“冷”媒介see
“hot and cool”

“cool”teaching“酷”教学116；see
also “hot and cool”

Copernicus，Nicholas尼古拉·哥白尼80，112，120

Corvette（automobile）克尔维特牌（汽车）177

Counterblast
（by McLuhan and Parker）《逆风》《麦克卢汉与帕克合著》18，36

CP/M operating system CP/M操作系统22，89-90，136，153

creativity and physical dexterity 创新与身体的灵巧165-171

credit cards 信用卡78

Cro-Magnons 克罗马农人56

Cronkite，Walter 尔特·克郎凯特124

Culkin，John 约翰·卡尔金xi-xii，114

Culture as Polyphony（by Curtis）作为复调的文化（柯蒂斯）19

Culture is Our Business
（by McLuhan）《文化是我们的产业》18

Curtis，James詹姆斯·柯蒂斯19，22，33；

用（麦克卢汉、莱文森的）“四元”、“轮子”说去分析摇滚乐191

cyberspace赛博空间6；

and “acoustic space”与“声觉空间”43；

and alphabet与字母表46，50；

vs.flesh-and-blood 赛博空间对亲临现场14-15，85，92，165-172；

seealso
Internet；Web

Cziko，Gary 加里·奇科25

D

Daguerre，L.J.M.达盖尔56，98-99，160

Dark Ages 黑暗时代31

Darwin，Charles查尔斯·达尔文2，112，145

Darwinian evolution of media 达尔文式的媒介演化论52-54；

see also
“anthropotropic”

Dawkins，Richard 理查德·道金斯40，63

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
（motion picture）《地球停止转动》（电影）166

decentralization去集中化see
centers：rise and fall

deception and the Internet 欺骗与互联网58-59，176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US）《独立宣言》（美国）88

decoupling virtual from physical使虚拟与真实分离165-172

Delaroche，Paul保罗·德拉罗什99

The Delicate Delinquent
（motion picture）《脆弱的少年犯》（电影）166

delicatessen meats as art作为艺术的熟食13，147，148，152

democracy：and computers民主：民主与计算机70，71；

and mass media民主与大众媒介70-72，75；

direct vs.representative 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70-74；

history of民主的历史70-71；

limitations of in Jefferson’s time杰斐逊时代民主的局限203；

see also
Internet：and increase

Depew，Chauncey昌西·迪普140

Deutschman，Ward沃德·道奇曼83

“DEW line”（Distant Early Warning system）“预警线”（远程早期预警系统）175

Dewey，Melvil麦尔韦尔·杜威74

Dewey，John约翰·杜威72，73，97，116，196

dialectic（Hegel’s）：revolutionary aspect 辩证法（黑格尔）：革命的一面192；

vs.tetrad（McLuhan’s）辩证法对媒介四定律（麦克卢汉）192，195

Diana，Princess of Wales黛安娜王妃7，28，151

“digital”arts，the（Levinson）“数字”艺术（莱文森）194-197

digital code数字代码see
alphabet；binary；DNA

Digital Research，Inc.“数字研究”公司90

digital tasks，requirement of physical equipment for completion数字任务，需要设备方能完成171；

seealso
music：electronic

diplomas，decline of in digital age？文凭在数字时代会式微吗？197

“discarnate man”（McLuhan）“无形无象之人”6，9，39，55-64

dissemination as durability作为持久性的传播156

Dizard，Wilson威尔逊·迪扎德28

DNA：as abstract recipe of non-abstract life 脱氧核糖核酸：作为非抽象生命的抽象秘方92-93；

as “discarnate” code作为“无形无象”的代码62；

as holographic code作为全息代码31；

as natural “digital” medium（Levinson）作为自然的“数字”媒介43，164；

four-part “language”作为四要素“语言”193

Dole，Bob鲍勃·多尔112

DOS operating system DOS 操作系统13，89-90，136，153，179

“double-blind” evaluation and scholarlygatekeeping“双盲”评审与学术守门126

Doubleday（publisher），elects not to publish McLuhan’s Laws of Media 双日书局，不愿意出版麦克卢汉的《媒介定律》120，188-189

Driscoll，Adrian阿德里安·德里斯科尔xiii

Dukakis，Michael麦克尔·杜卡斯基68，112

Dunlap，Orrin E.，Jr.奥林·顿拉普107

Dyson，Esther埃斯特·戴森78

E

Ebert，Roger罗杰·艾伯特166，168

ecology movement生态运动145-146；see
also Whole Earth

Ed Sullivan Show（TV）埃德·沙利文秀29，153

Edison，Thomas Alva托马斯·爱迪生91，99，141，159-160，165；

sees motion pictures as “music video”把电影当作“音乐视频”180；

sees phonograph as telephone answering machine把电影当作电话录音机179，180

editor as matchmaker（Schmidt）作为婚介人的编辑130

Edmundson，Mark马克·埃德蒙森25，27，29，123，195

education and media教育与媒介116，195-196；see also
online education；liberal arts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cholarly journal）《教育技术》（学刊）21

Einstein，Albert阿尔伯特·爱因斯坦2，112

Eisenhower，Dwight David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11

electric light bulb电灯泡4-5，95

“electronic bill of rights”“电子权利法案”88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xchange System（EIES）电子信息交换系统136

“electronic ink”，smudges essential role of paper“电子墨水”损害纸张的基本作用177，181，186

electronic money电子货币77-78；

fund transfer电子货币转账70

electronic text电子文本see
hypertext；online text；word processing

“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poem）《墓园挽歌》（诗歌）119

Ellul，Jacques雅克·艾吕尔200

Elvis埃尔维斯see
Presley

ebook电子书莱文森第二版序

e-mail电子邮件，伊妹儿38，107，159，171

EMI Records英国百代公司唱片127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by Innis）《帝国与传播》（伊尼斯）110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大英百科全书》84

Engdahl，Sylvia西尔维尔·恩达尔160

Englebart，Douglas 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181

“Enigma” code（German）“恩尼格玛”密码（德国）86

Ericson，Leif 雷夫·埃里克森161

Eskimo
（by Carpenter）《爱斯基摩人》（卡彭特）158

et cetera
（scholarly journal）《如此等等》（学刊）17，21，186

Euclidean perception欧几里得式感知45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进化认识论20，25-26，63

Exner，Judith朱迪思·艾克斯纳68

expletives and censorship粗话与审查127；see
also First Amendment

Explorations
（scholarly journal）《探索》（学刊）18，44

Explorations in Communication
（edited by Carpenter & McLuhan）《传播探索》（卡彭特与麦克卢汉合编）18，44

F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费尔莱·迪金森大学xii，xiii，21，36，136，188，191

fame，discontinuity with merit名气，与业绩脱离119

family life in the digital age数字时代的家庭生活13，135-139

farmers：pre-digital workers at home 农夫：在家的前数字务工人员135

Farson，Richard理查德·法尔森83

fast food速食，快餐110

Federal Communications Act（US）《联邦通讯法》（美国）75，126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US）《联邦通讯委员会》（美国）125-126

Feenberg，Andrew安德鲁·费恩伯格31

Ferrell，Keith吉斯·费雷尔76

figure/ground reversals in media 媒介外观/背景的逆转149-150；

“Final Cause”（Aristotle）“终极因”（亚里士多德）201

Fiore，Quentin昆田·费奥雷18，19，36，65，79，133，158，173

First Amendment（to US Constitution）《第一修正案》（美国宪法）114，122；

see also
Bill of Rights

“first love” syndrome in media survival（Levinson）媒介遗存里的“一见钟情”综合征152-153

“flip”逆转 see Tetrad：reversal

Flowers，Gennifer 珍妮弗·弗劳尔斯69

football 足球，美式橄榄球7

Ford，Gerald杰拉德·福特68

Ford，Henry亨利·福特159

Fordham University 福德姆大学xi，xiii，22，123，139

Forsdale，Louis路易斯·福斯代尔24

Forster，E.M.爱德华·摩根·福斯特74

Fox Talbot，William Henry威廉·亨利·福克斯与塔尔博特98，160

freedom of press and advertising 言论自由与广告75

Freud，Sigmund西格蒙德·弗洛伊德2，24，56，60，193

Friese-Greene，John 约翰·弗里斯-格林91

Fromm，Eric埃里克·弗洛姆91

Fuller，Buckminster巴克敏斯特·富勒3

G

Gaia盖亚（大地女神）13

Galileo伽利略80，121

gatekeeping（of media）守门机制（媒介）11-12，16-17，119-130，170，198；

inherent in the mind of every creator是每一位创造者头脑里固有的机制170；

physical instruments as forms of作为守门形式的物理工具170

（see also
music：electronic）；

scholarly学术工作的守门机制126；

vs.“matchmaking”守门机制对“婚介机制”130

Gates，Bill 比尔·盖茨111，197

genetic engineering遗传工程62

Genie（online network）魔仆（在线网络）31

Gibson，Charles R.查尔斯·吉布森140

“global village”（McLuhan）地球村（麦克卢汉）7，9，12，15，18，27，28-29，51，65-79，96，131，182，183，187；

as deep retrieval深度再现的地球村182；

as rear-view mirror 作为后视镜的地球村175；

no barbarians in 地球村里没有野蛮人203；

vs.online village 地球村对网络村落7，66，71，74，76

The Global Village
（by McLuhan & Powers）《地球村》（麦克卢汉与鲍威尔斯合著）18，22，65，189

Goebbels，Joseph 约瑟夫·戈倍尔142

Goffman，Erving欧文·戈夫曼20

Gombrich，E.H. E.H.贡布里希120

Gordon，W.Terrence 特伦斯·戈登3，33，34，123

Gore，Al 阿尔·戈尔88

government controls 政府控制11-12，122

graffiti 涂鸦106

Grateful Dead，The“感激的亡灵”摇滚乐队166

Grave，W.W. W.W.格雷夫84

Gray，Elisha 艾丽莎·格雷167

Gray，Thomas 托马斯·格雷119

“Great Dialogue”（Comenius），helped by Internet 互联网辅助实现的“伟大的对话”（夸美纽斯）181

Greenhouse，L. L.格林豪斯114

Griffith，D.W. D.W.格里菲思7

Guggenheim，Benjamin本雅明·古根海姆161

guitars：acoustic vs.electric 吉他：对电子167；

“pseudo”（digital）“假性”（数字）吉他173

“GullyFoyle”（Bester）“巨人”格雷·福伊尔（贝斯特）55

gunpowder，Chinese invention of 炸药，中国的发明141

The Gutenberg Galaxy
（by McLuhan）《谷登堡星汉》18，30-32，37，65，81

H

Handcrafted Age手工业时代159

handwritten manuscripts 手写稿11，14，49，121，152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publisher）and McLuhan 哈考特·布雷斯·约万诺维奇（出版社）与麦克卢汉120

Hart，Gary 格雷·哈特68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84

Hayek，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20

Heelan，Patrick帕特里克·希伦45

Hegel，G.W.F.黑格尔85，146，192

Heidegger，Martin马丁·海德格尔132

Heim，Michael麦克尔·海姆127

Heinlein，Robert罗伯特·海因莱因198

Herblock（Herbert Lawrence Block）赫布洛克（赫伯特·劳伦斯·布洛克）111

Heyer，Paul保罗·海耶尔162

hieroglyphics 象形文字，圣书文字（埃及）42，48，49，179，194

“hi-fi”（high fidelity recording）“高保真”（高保真录音）10，106

Hiltz，Starr Roxanne 斯塔尔·希尔兹32，71，77

Hissarlik（Homer’s Troy）希沙立克（《荷马史诗》里的特洛伊）162

historicism（critiqued by Popper）历史主义（波普尔批判）184

Hitchcock，Alfred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166

Hitler，Adolf 阿道夫·希特勒67，142，201

Hofstra University 霍福斯特拉大学xiii

Hogarth，S.H.S.H.霍加希140

Holmes，Oliver Wendell，Jr.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25

holography全息术17，31，188，194，197；

least widespread next step from television 像电视那样普及只差一步一摇194

home-office 家庭办公室135，137-138

Homer 荷马162

“hot and cool”（McLuhan）“冷与热”（麦克卢汉）2，3，9-11，18，19，20，22，65，96，100，103-104，105-118，182，186；

as cultural regulators作为文化调节因素106

“‘Hot’ and ‘Cool’ Redefined for Interactive Media”（by Levinson）“为解释互动媒介而重新界定‘冷’与‘热’”20

HotWired
（web magazine）《连线》网络版133

Hubble telescope 哈勃望远镜61，81

Hudson River 哈德逊河136

“Human Replay：A Theory of the Evolution of Media”（by Levinson）《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理论》（莱文森）182-183

Humanities Press 人文出版社120

Hutchon，Kathryn凯瑟琳·哈钦18

hypertext 超文本31，34，116，159；

movies超文本电影117；

when rigged to convey the illusion of choice 作为传达选择幻觉的超文本198，203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html）超文本标记语言11

I

IBM 国际商业机器有限公司89-90，136

iconic media 图像媒介53

ideographic writing会意文字42

IEEE Transactions of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s 《电气电子工程师研究院专业传播会议文集》21

Ikhnaton（Pharaoh）伊克纳顿（法老）201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插图本手稿9，96

illusions：optical vs.tactile 错觉：光错觉对触觉错觉46

Impressionism 印象主义99，100，113

In Pursuit of Truth
（edited by Levinson）《寻找真理：波普哲学研究论文集》（莱文森编）120

Industrial Age 工业时代15，135，152，156；

defines childhood 工业时代界定童年156

information “overload” as “underload”（Levinson）信息“过载”与“欠载”73-74

Innis，Harold 哈罗德·伊尼斯52，110，182，183

“instant coffee” model of communication（Levinson）“速溶咖啡”的传播模式（莱文森）99-100

intellectual（informational）property 知识（信息）产权78-79

Interactive Excellence
（by Schlossberg）《互动精品》（埃德温·施洛斯伯格）123

interactive vs.one-way media 互动媒介对单向媒介20，29，38-40，50，56，64，66，70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General Semantics，国际普通语义学学会21，186

Internet 互联网2，4，7，8，16，30，38，40，64，76，83，93，139，159-160；

allows attention to detail使人注意细节159-160；

and decline ofgatekeeping互联网与守门人的式微124；

and democracy 与民主71；

and increase in human choice 与发表意见机会的增加41，94，197；

as book作为书籍的互联网16；

as mainstream medium互联网成为主流媒体153；

as “medium of media”（Levinson）作为“媒介之媒介”（莱文森）5，13，14，42；

as “remedial medium of remedial media”（Levinson）作为“补救性媒介之补救性媒介”（莱文森）179，202；

as “remedial medium writ large”（Levinson）“大写的”补救性媒介（莱文森）202；

as synthesis of printed text and broadcast media（Levinson）互联网是印刷文本和广播媒介的综合（莱文森）193；

as television作为电视的互联网16；

co-option of photography互联网把照片吸收为新成员43；

current usage goes beyond reasons for its invention互联网的应用已超越了当初发明它理据181；

in the rear-view mirror后视镜中的互联网16，181；

more newspaper than TV更像报纸而不是电视126；

primacy of text in文本在互联网上的优先地位37-38，56；

redresses TV，books，newspapers，education，work patterns 互联网补救电视、书籍、报纸、教育和工作模式202；

renders TV into art-form互联网将电视转换为艺术形式146，149-151；

user as content of互联网用户成为其内容39；

usurps both TV and print 互联网篡夺了电视和印刷媒介的地位153，179；

see also
Web

Internet Explorer网页浏览器（微软）8

Internet Telephone互联网电话5

invention vs.intention发明对意向180

“inverted pyramid”（news writing）“倒金字塔”（新闻写作）30

Iran-Contra hearings“伊朗门”听证会68

Iron Curtain铁幕29

J

Jagger，Mick米克·贾格尔111

James，William威廉·詹姆斯73-74

“jaunting”（Bester）“腾云驾雾”（贝斯特）55

Java（Web language）爪哇（网络语言）143

jazz爵士乐9，106，182

Jefferson，Thomas 托马斯·杰斐逊71，75，87，163，200，203

jew’s harp单簧口琴166

Johnson，Lyndon Baines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美国总统）68

Johnson，Samuel撒缪尔·约翰逊93，94

Josephson，Matthew马修·约瑟夫森141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传播学杂志》21，22，189

K

Kant，Immanuel伊曼努尔·康德40，45，53

Kaypro personal computer 凯普罗个人电脑22，89-90，120，136，137

Keepnews，Peter彼得·吉普纽斯140

Kelly，Paul保罗·凯利123

Kennedy，John Fitzgerald 约翰·F·肯尼迪3，21，67-68，111，154-155，163；

post-JFK TV age 后肯尼迪时代21；

would have done well online 若生活在网络时代可能会表现得更出色155

Kennedy-Nixon TV debates肯尼迪-尼克松辩论68，111

keyboards，in music and computers 乐器和计算机上的键盘166-167，173

Kindle Kindle 阅读器（莱文森第二版序）

kinetoscope（Edison’s）电影放映机（爱迪生发明的）99，141，151

King Arthur 亚瑟王162

Khrushchev，Nikita 尼基塔·赫鲁晓夫109；

“Kitchen” debate with Nixon 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厨房辩论109

Kirkus
（book reviews）《柯克斯》评论（书评）128

Knights of the Round Table 圆桌骑士162

Koestler，Arthur 亚瑟·柯斯勒193

Kuleshov，Lev列夫·库利绍夫165

L

Lascaux拉斯考克（洞穴画）42，195

“laws of media”（McLuhan）“媒介定律”（麦克卢汉）see
tetrad

Laws of Media（by McLuhan，M. & McLuhan，E.）《媒介定律》（麦克卢汉父子）17，18，22，120，189

“Laws of the Media”（article，by McLuhan）《媒介定律》（麦克卢汉论文）186，187

“legitimate” theater，made so by motion pictures “合理”剧场（剧场电影院的比例合理）149

Lehmann-Haupt，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莱曼-霍普特29

Lenin，V.I.列宁184

Letters of Marshall McLuhan
《麦克卢汉书简》22，29，36，189

“letters to the editor” andgatekeeping “读者来信”与守门123-124，128

Levi-Strauss，Claude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197

Lewinsky，Monica 莫妮卡·莱温斯基8，69

Lewis，Jerry 杰里·刘易斯166

liberal arts and literacy 文科与文化素养196；see also
seven liberal arts

library solution for information overload 图书馆解决信息过载的办法73

life as reversal of determinism 作为决定论逆转的生命201

“light-through”/“light-on”（McLuhan）光透射/光照射（麦克卢汉）2，9，10，18，94，95-103，144，186

Lincoln，Abraham 亚伯拉罕·林肯67

Lippmann，Walter 沃尔特·李普曼71-73

literacy 书面文化，文化素养38，111，196；see also
online text

literary theory 文学理论5，115；see also
Richards

Lohr，Steve 史蒂夫·洛尔89

Lucifer（Nixon as fallen angel）撒旦（尼克松被描绘成堕落的天使）57

Lumière Brothers 吕米埃兄弟91，141，143，144，151，160

Luther，Martin 马丁·路德121

M

MacDonald，Dwight德怀特·麦克唐纳29，182

Macintosh operating system 麦金托什操作系统（苹果）13，90，139，179

Mad
（magazine）《疯狂》杂志182

magazines 杂志4，38，107，120，129，153

Mallarme，Stephane 史蒂芬·马拉梅28，29

Marchand，Philip 菲利普·马尔尚3，22，29，33，44，188，189

Marconi，Guglielmo 吉列莫·马可尼142，160，161

Marsh，Earle 厄尔·马什149

Marshall McLuhan
（by Miller）《麦克卢汉评传》（米勒）19，105

Marshall McLuhan：Escape into Understanding
（by Gordon）《轻松理解麦克卢汉》（戈登）123

Martin，Steven M.史蒂文·马丁166

Marx，Karl 卡尔·马克思185，192

Marxism 马克思主义187，200；

its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exploded 其历史必然性受批判184-185

Master of Arts in Media Studies（New School）媒介研究硕士学位（新学院）xi，83，123

McGrath，Charles 麦克格拉斯51，195

McLuhan，Corinne 科琳·麦克卢汉 xiii，xiv，22，29，36，137，189，193

McLuhan，Eric 埃里克·麦克卢汉 xiii，17，18，44，45，120，133，137，188，189，191，195

McLuhan，Marshall：马歇尔·麦克卢汉

aesthetic vis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其科学技术审美视野97-98；

and Nietzsche 麦克卢汉与尼采33；

as holographic hypertext writer 作为全息超文本作者31，81，174；

calls for cool teachers 呼唤“酷”的老师196；

critiques Levinson’s “toy，mirror，art” as dialectic 批评莱文森“玩具，镜子和艺术”的辩证性192-193；

decries tyranny of scholarly journal schedules 抨击学术杂志的霸道138；

denies appellation as “media determinist” 否定“媒介决定论”的标签182-184；

his anthologists 麦克卢汉文集（see
Rosenthal；Stearn）

his biographers 麦克卢汉传记作者（see
Gordon；Marchand）；

his co-authors 其合著人（see
Carpenter；Fiore；Hutchon；McLuhan，E.；Nevitt；Parker；Watson）；

his critics 其批评者（see
Bliss；Blisset；Cohn；Edmundson；MacDonald；Merton；Miller；Morrow；Mortimer；Sokolov；Theall）；

his sense of humor 其幽默36，187；

Levinson’s 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莱文森的回忆xii，21，137，182-183，188，192-193；

method of 麦克卢汉的方法论4，15，22，24-34，97，177（see also
metaphor）；

not enough attention to telephone？麦克卢汉对电话不够注意电话吗？135；

“Patron Saint” ofWIRED
（magazine）被封为“先师圣贤”（《连线》杂志）22，34，189；

see also
“acoustic space”；“centers everywhere”；“discarnate man”；“global village”；“hot and cool”；“light through”；“medium is the message”；“rear-view mirror”；tetrad；

see also Culture is Our Business；Explorations in Communication；The Global Village；The Gutenberg Galaxy；Laws of Media；The Mechanical Bride；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Report”；Take Today；Through the Vanishing Point；Understanding Media；Verbi-Voco-Visual；War and Peace

McLuhan，Teri 特莉·麦克卢汉xiii-xiv

McLuhan：Hot & Cool
（edited by Stearn）《麦克卢汉·亦冷亦热》（斯特恩编）3，24，105

McLuhan：Pro and Con（edited by Rosenthal）《麦克卢汉·毁誉参半》（罗森塔尔编）3

McNeill，William 威廉·麦克尼尔141

McWilliams，Peter 彼得·麦克威廉斯89

The Mechanical Bride
（by McLuhan）《机器新娘》（麦克卢汉）3，18，24

media：and quantum physics 媒介：与量子论133；

as “spirits of an age”（after Hegel）媒介作为“时代精神”（黑格尔）146；

as toys（Levinson）作为玩具的媒介（莱文森）（see
“toy，mirror，art”）；

evolution 媒介演化171，174（see also
“anthropotropic”）；

human control as key to improvement of 人的控制是媒介改进的关键178（see also

“anthropotropic”；remedial）；

life-cycles of 媒介的生命周期153（see also
“toy，mirror，art”）；

within media 媒介中的媒介41-43，109，143，174；

see also
books；motion pictures；newspapers；radio；phonograph；photography；telegraph；telephone；television；

see also
interactive

media determinism 媒介决定论40-41；

McLuhan’s denial of 麦克卢汉否认自己主张媒介决定论182-184；

reversal of 媒介决定论的逆转201-203

“Media Ecology”doctoral program（NYU）“媒介环境学”博士点（纽约大学）xii，20，183-184，186

Media Ecology listserv 媒介环境学通讯录123

Media Ecology Review
（scholarly journal）《媒介环境学评论》（学报）20

The Media Lab
（by Brand）媒介实验室（布兰德）78

Medium Cool
（motion picture）《媒介酷》（动画片）105

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by McLuhan & Fiore）《媒介即按摩》（麦克卢汉与菲奥雷）18，36，65

“medium is the message”（McLuhan）“媒介即按摩”（麦克卢汉）2，4-5，9，13，18，34，35-43，65，95-96，196；

puns upon “媒介即按摩”的双关语义35-36

The Medium is the Rear-View Mirror
（by Theall）《媒介是后视镜》（特沃尔）175

“Megan’s Law” online 互联网上通缉儿童性侵犯的“梅根法”143

Melies，Georges 乔治·梅里爱144

mellotron 美乐特朗电子琴166-167

“memes”（Dawkins）模因（道金斯）63-64

“memex” device（V.Bush）“麦麦克斯存储器”（凡尼瓦·布什）33-34

Mephistopheles（Nixon as）恶魔摩菲斯特（尼克松）57

Merton，Robert K. 罗伯特·默顿24，25-26，29

metaphor：as McLuhan’s method 暗喻：麦克卢汉的方法论2，26-27，188；

as rear-view mirror 作为后视镜的暗喻175

Meyrowitz，Joshua 约书亚·梅罗维茨xii，19，20，21，22，91，123，132

Microsoft 微软8，88-91，111，179，199

MIDI（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乐器数码界面164，171，174

Miller，Jonathan 乔纳森·米勒19，105

Milton，John约翰·弥尔顿119，120，127

Minitel 迷你话屋58，115

Molinaro，Matie 梅蒂·莫利纳罗22，29，36，189

Mondale，Walter 沃尔特·蒙代尔111

“Monday night seminar”（McLuhan’s）“周一晚研讨会”（麦克卢汉）193

monopoly in media 媒介垄断8，88-91，179

Montessori，Maria 玛利亚·蒙台梭利116，196

Moog，Robert罗伯特·穆格166

Moog Synthesizer 穆格音响合成器166

Moore，Dudley 达德利·穆尔111

Moore，G.E.乔治·穆尔97

Moran，Terence 特伦斯·莫兰xiii

Morriss，James 詹姆斯·莫利斯191

Morrow，James 詹姆斯·莫罗29

Morse，Samuel 撒缪尔·莫尔斯56，160

Mortimer，John 约翰·莫蒂默36

motion pictures 电影1，4，5，9，10，13，37，38，42，53，91，96，99，100，143-144，200；

as content of 作为电视的内容TV 146；

“Codes，”in US and UK 英美的电影“编码”127；

derived from TV series 电视剧改编的电影149；

makes theater “legitimate” 电影使影剧院“合法化”149；

nil story lines 无故事情节的电影141；

requires no learning to view 看电影不需要学习196；

speechless（silent）vs.“talkies”无声片对“有声片”42，52

movie theaters 电影院101-102，200；

obsolesced by television 电视使电影院过时190

MSNBC（cable television）微软和国家广播公司合营的有线电视网109

“Mule”（character inFoundation
series，by Asimov）“骡子”（阿西莫夫《基础》系列人物）166

multiplicity，active ingredient of the digital age 多样性，数字时代的活跃要素191，194

Mumford，Louis 路易斯·芒福德71

murder，plummeting rates in New York City 纽约市谋杀罪犯罪率下降58

Murdoch，Rupert 鲁珀特·默多克89

Murrow，Edward R.爱德华·默罗66

Museum of Modern Art 现代艺术博物馆92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自然历史博物馆92

Musgrave，Story 斯托里·穆斯格拉夫61

music 音乐45-46，106，107，113，164，165-169，193；

electronic 电子音乐165-169；

videos 音乐视频91；

importance of to McLuhan 音乐对麦克卢汉的重要意义193；

see also
song

musical virtuosity：digital vs.analog 音乐技巧：数字对模拟168

mystery（detective）fiction 神秘（侦探）小说30

myth 神话45-46，98，160；

truthful “真实的”神话162-163；

“vertical” vs.“horizontal”（Levinson）“纵向”神话对“横向”神话（莱文森）160-163

N

Narcissus myth 那喀索斯神话，自恋性麻木98，178，183

Nazi Germany 纳粹德国142；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纳粹德国与信息技术86-87

Nee，E. E.尼128

Nelson，Theodor 西奥多（泰德）·纳尔逊34，78，116，181，185

Netscape网景公司89，90

Nevitt，Barrington 巴林顿·内维特18，25，28，36，61，120

New Jerse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新泽西技术学院136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社会研究新学院xi，xiii，83，114，136，137，146

“New School On Line”（by Levinson）“新学院在线”（莱文森办）137

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纽约技术学院83

New York Magazine
《纽约杂志》39，65

New York Post
《纽约邮报》140

The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22，29，89，122-124，125，128，168；

disguises itsgatekeeping 掩盖其守门122

New York University 纽约大学xii，20，87-88，140，186

newspapers 报纸1，2，4，11，14，37，38，40，41，42，106，107，120，122，134，153，162，179；

“extra” edition，obsolesced by radio “号外”，因广播而过时189；

see also
“inverted pyramid”

Newton，Isaac 艾萨克·牛顿2

Nick at Night
（cable TV）《晚间的尼克》（有线电视）149

Nietzsche，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尼采33

Nightline（TV show）《晚间热线》（电视节目）153

Nixon，Richard Milhous 理查德·尼克松3，56，57，68，109，111，125，155；

too “hot” for TV（McLuhan）形象太“热”不适合电视201

Norse voyages to New World 北欧人的新世界航行161

North，Oliver 奥列弗·诺斯68

No Sense of Place
（by Meyrowitz）《无地域之感》（梅罗维茨）19，20，132

nostalgia（and retention of media）怀旧情绪11，150，152，167

novels：in motion pictures 小说：作为电影的内容13，37，146；vs.poetry106

NYPD Blue
（television show）《纽约重案组》（电视剧）58

Nystrom，Christine 克里斯琴·尼斯特罗姆xii

O

Oh，What a Blow that Phantom Gave Me！
（by Carpenter）《那幽灵给我沉重的一击！》19

Olympics（modern）奥林匹克运动会（现代）40

Ong，Walter 沃尔特·翁193

onlinechatrooms 网上聊天室175

online community 网上社群76

online discourse 网络话语31，32，84-85，107，115，155

online education 网络教育76，83-85，93，116；

becomes education about how to learn online 网络教育成为如何网上学习的教育196；

“intellectual safety net”（Levinson）“思想安全网”（莱文森）155；

parallels shift from TV to the Web 从电视到互联网的类似迁移196；

vs.“place-based，book-paced” education（Levinson）网络教育有别于固定地点、按照书本节奏的教育116，196；

see also
Connected Education

online sex as safe sex 作为安全性爱的网络性爱59-60

online text 网络文本11，30，31，33，39，40，107，109，114，115-117，186；

freedom from paper 无纸文本128-129，169-170；

reliance of Web upon 互联网依靠网络文本18，37-38；

removes inhibitions 网络文本消除了抑制因素115；

see also
decoupling

online work：inherently superior？网上工作：有天然的优势？156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by Popper）《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尔）120

Open University（British）开放大学（英国）116

Orton，William 威廉·奥顿140，141

Orwell，George 乔治·奥威尔87

Osborne personal computer 奥斯本个人电脑89-90

Oxford University 牛津大学84，116

P

painting 绘画9，49，53，57，94，99，100，113，195，200

palmtop computers 掌上电脑176

Parker，Harley 哈利·帕克18，36，81，99，158，175

paper，straightjacket of 纸张，如紧身衣的约束4；see also
cyberspace；online text

paperback books 纸皮书，平装本109，129

Pavlov，Ivan 伊凡·巴甫洛夫2

“payola” scandal 音乐节目主持人的贿赂案126

Peeping Tom，empowered by windows 窗户衍生的偷窥者汤姆179，202

Pentagon Papers case 五角大楼文件案125

Perkinson，Henry 亨利·珀金森116

personal computer 个人电脑12，18，94，96，98，197；

and multiplicity of choices 与选择的多样性191；

as book 作为书籍114；

as TV screen 作为电视屏幕114；

breaks mold of ease of use since telegraph 打破了电报以来媒介运行的轻松模式196；

facilitates child’s passage to informational adulthood 促成儿童向信息成年的过渡142-143；

offspring of book，telephone，and TV 作为图书、电话和电视的后继媒介114，190；

proximity of work and games upon 个人电脑上工作与游戏的邻近性142；

requires learning 用个人电脑的技能需要学习195，196；

transforms the room to computer’s agenda 个人电脑使房间适应计算机议程139；

see also
Apple；Commodore；CP/M；DOS；IBM；Kaypro；Macintosh；Microsoft；Osborne；Windows；see also
Internet；Web

perspective（third dimension）in painting and photography 绘画和摄影的透视（第三维）195

Peterson，I. I.彼德森177

Phaedrus（Plato/Socrates）and its critique of writing 《斐德罗篇》（柏拉图/苏格拉底）及其对文字和书写的批判50，66，114

The Phantom Public
（by Lippmann）《幽灵公众》（李普曼）71

phone sex as safe sex 作为安全性爱的电话性爱59

“phone-in” programs “扣应”（公众打电话参与的）节目，问答热线节目 see
radio；television

“phoney” “虚假”，虚伪see
telephone：deception

phonograph 留声机10，42，53，91，165；

analogic 拟态留声机，模拟式留声机164-165；

recaptures voice lost in writing 重新捕获书写中失去的声音179

photocopying 复印术11，86，118，120

photography（still）摄影（静照）9，10，53，56，60，98-99，106，195；

and certainty 摄影与确定性176；

as literal mirror（daguerreotype）宛若镜子（达盖尔摄影术）98；

black-and-white vs.color 黑白照对彩色照52，195；

comfort of in quick-changing，ambiguous world 在快速变革、情况不明的世界上给人慰藉117；

digital vs.analog 数字摄影对模拟式摄影42-43；

recaptures image lost in writing 重新捕获书写中失去的形象179；

requires no learning to view 观赏摄影作品需要学习196；

speechless 无声的摄影42

physical，persistence of in virtual world 虚拟世界里的真实持久性93；

see also
cyberspace

The Physics of Immortality
（by Tipler）《长存的物理之道》（蒂普勒）112

Piaget，Jean 让·皮亚杰116，192，196

piano：digital，electronic，analog 钢琴：数字的，电子的，拟态的173；

see also
keyboards；music

Piltdown Man 皮尔当人126

“place-based，book-paced” education（Levinson）固定地点、按照书本节奏的教育116

Plato 柏拉图50，57，59，72，81，84，114，148

Playboy
（magazine）《花花公子》（杂志）71

Playhouse
90（television show）《电视剧场90》（电视剧）149，150

Poe，Edgar Allan 埃德加·爱伦·坡133

poetry 诗歌9，10，113，119；

vs.prose 诗歌对散文106，107，108

pointillism 点彩画100

Pope John Paul II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69

Pope Urban VIII 教皇乌尔班八世80

Popper，Karl 卡尔·波普尔20，120，127，184，187

“pop-up” video “弹出式”视频（像带）42

pornography on the Web 网上色情76，143；

as art 作为艺术的网上色情143；see also
sex

Postman，Neil 尼尔·波斯曼xii，19，20，21，22，38，91，123，180，183，186；

critiques of TV and computers 批判电视和计算机20

Pound，Ezra 埃兹拉·庞德144，163

Powe，Bruce W. 布鲁斯·鲍29

Powers，Bruce 布鲁斯·鲍威尔斯18，22，45，61，65，79，146，158，175，189

Practical Criticism（by Richards）《实用批评》（理查兹）115

pre-Socratics 前苏格拉底（人物）33

Preface（by Levinson）to “Laws of the Media”（by McLuhan）麦克卢汉《媒介定律》论文序（莱文森）188，190

Presley，Elvis “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111

Prester John 约翰·普雷斯特181

print on paper：batteries included 纸媒上的印刷品：自带“电池”154

printing press 印刷机6，11，48，45，53，66，70，71，84，109，120；

Chinese invention of 中国人发明印刷术141；

installs its owngatekeeping 印刷机自设守门人121

privacy 隐私133-134

Profumo（John）scandal 约翰·普罗夫莫丑闻68

propaganda 宣传198，200；see also
advertising

proscenium arch 舞台口7

“psychohistory”（Asimov）“心理历史学”（阿西莫夫）184-185

Ptolemy（astronomer）托勒密（天文学家）80

public，in and out of home 家庭内外的公众12

Pulp Fiction
（motion picture）《低俗小说》（电影）117

Pure Food and Drug Act（US），as standard forgatekeeping 《纯净食品与药品法管理法》可作为守门人的标准125

“push/pull” technologies “推”的技术和“拉”的技术129；see also
search engines

Q

quadrivium（中世纪的）“四艺”，四学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193-194

quantum physics and media 量子物理学与媒介133

QVC（cable television）电视直销频道（有线电视）75

R

radio 广播，电台1，2，4，6，7，10，12，20，27，37，38，39-40，41，49-50，53，64，66，70，72，75-76，82-83，107，108，134，162，201；

analogic 拟态广播，模拟式广播164-165；

and the Internet 广播与互联网179（see also
RealAudio）；

crystal radio fad of 1920s 20世纪20年代的矿石收音机热144；

initiates simultaneous mass audience 广播生成同步受众16，174；

obsolesces interpersonal conversation 使人际会话过时190；

obsolesces newspaper “extra” 使报纸“号外”过时189；

partial failure of in Titanic disaster 泰坦尼克沉船中广播的部分失败142，161；

“phone-in” “扣应”（公众打电话参与的）节目50，83，124；

portability 便携性155；

prohibitive expense of transmitters in everyone’s home 家用发射机太昂贵174；

recaptures voice lost in writing 重新捕获书写中失去的声音179；

requires no learning to hear 收听不需要学习196；

retrieves town crier 使叫卖人再现189；

reverses into television 使电视逆转16，189；

tetradic assessment of “媒介四定律”对广播的评估16，189；

vs.television 广播对电视52，107，108，154；

“wireless” “无线电”15，142，174，181

rap music as “cool” music 作为“酷”音乐的说唱乐 107，117

rationality：as consequence of alphabet（McLuhan）理性：拼音字母表的产物178；

as improvement 理性的178

Reagan，Ronald 罗纳德·里根 68，111-112，154-155

RealAudio 实时音频，在线音频播放5，38，155，175，176；

vs.broadcast radio 实时音频对电台广播49-50

RealVideo 实时视频播放，在线视频播放5，151，155

“rear-view mirror”（McLuhan）后视镜（麦克卢汉）15-16，167，172-178，180-182，183-184，186，197；

and present as hypothetical midpoin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以过去和未来假设的中间点呈现181；

as narcissism 作为自恋性麻木的后视镜174；

as tool for responding to media critics 作为回应媒介批评工具的后视镜180；

clarifies uses of Internet 澄清互联网的用处181；

indicates media within media 暗示媒介里套媒介媒介174（see also
media）；

in music store 音乐店里的后视镜173-174；

linguistic 语言后视镜173-174；

multiplicity of views in 后视镜里多样景观185-186；

pros and cons 后视镜利弊176；

vs.“deep” retrieval（Levinson）后视镜对“深度”再现175，194-195；

refrigeration 冷藏13，147；

makes delicatessen an art form 冷藏工艺使熟食成为一种艺术形式148

“remedial media”（Levinson）“补救性”媒介（莱文森）179-180，195，202；

fundamental to media evolution “补救性”媒介是媒介演化的基本理论179（see also
“anthropotropic”）；see also
telephone：answering machine；VCR；window shade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31，195

“Report on Project in Understanding New Media”（by McLuhan）“理解新媒介研究项目报告书”（麦克卢汉）35，65，106，116

Reservoir Dogs
（motion picture）《落水狗》（电影）117

Rheingold，Howard 霍华德·莱因戈尔德58

Richards，I.A. 理查兹39，97，115

Rock Eras
（by Curtis）《摇滚年代》（柯蒂斯）19

rock ‘n’ roll 摇滚乐19，126，166，170；

tetradic assessment of（Curtis）用四元律评估摇滚（柯蒂斯）191

Rockefeller，John D.，Sr. 约翰·洛克菲勒89

Rolling Stones，The 滚石乐队111，166

Romanticism 浪漫主义156

Roosevelt，Franklin Delano 富兰克林·罗斯福67，68，154-155

Rosenthal，Raymond 雷蒙德·罗森塔尔3

Rossato，Louis 路易·罗萨托133

Rouault，Georges 乔治·鲁奥99

Routledge（publisher）罗德里奇（出版社）126；

rescues Popper’s Open Society 拯救了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20

Russell，Bertrand 伯特兰·罗素97

Russian culture and American Southern culture 俄国文化与美国南方文化19

S

Sadat，Anwar 安瓦尔·萨达特28

Saint Augustine’s “virtual” God 圣奥古斯丁的“虚拟”上帝 57，82

Sanderson，George 乔治·桑德森29

Sarnoff，David 大卫·萨诺夫107，142，185

Saturday Night
（magazine）《周六晚》（杂志）22，29

Sawyer，Robert 罗伯特·索耶尔153

saxophones，virtual 虚拟的萨克斯管173

scanners，visual 虚拟的扫描器164

“Schenck v.United States”（Supreme Court case）“申克诉美国政府案”（最高法院）125

Schliemann，Henrich 亨利·谢里曼162

Schlossberg，Edwin 埃德温·施洛斯伯格123

Schmidt，Jack 杰克·施密特60

Schmidt，Stanley 斯坦利·施密特130

scholarly journals 学刊126，138；see also Educational Technology；et cetera；Exploration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Media Ecology Review；Technology and Culture

Schreiber，Flora 弗洛拉·施莱贝尔149

Schwartz，Tony 托尼·史华兹6

science：and falsification 科学：科学与作假186；

as art 科学作为艺术145

science fiction 科幻小说，科幻文艺55，70，130，165，166，184-185，198

Science Fiction Round Table（online community）科幻小说圆桌会议（网络社群）32

search engines（Web）搜索引擎（互联网）74，129

Sedition Act（US，1798）《惩治叛乱法》87，128

seeing vs.hearing 目睹对耳闻46-48

Segovia，Andres 安德烈·塞戈维亚167

“Seminar on McLuhan”（Levinson’s）“麦克卢汉研讨会”（莱文森主持）xiii

Seurat，Georges 乔治·修拉99，100

seven liberal arts vs.unlimited “digital” arts（Levinson）文科“七艺”对无限的“数字”艺术194

sex：and Presidents（American）性：性与总统（美国）68-69，163；

and the telephone 性与电话113；

for machines 机器性爱63，183；

online 网络性爱58-60，64

Shakespeare，William 威廉·莎士比亚 162

Shannon，Claude 克劳德·香农165

Shannon-Weaver model of communication 香农-韦弗通讯模式99，165

Shea，Joe 乔·希亚87

The Shopping Channel（cable television）购物频道（有线电视）75

Silent Spring
（by Carson）《寂静的春天》（卡森）146

Singapore 新加坡136

Skagestad，Peter 彼得·斯卡杰斯塔德 181

smell（sense of）嗅觉46-47，93

Smith-Sternau Organization 史密斯-斯特瑙保险公司136

Socrates 苏格拉底50，66，84，114

The Soft Edge
（by Levinson）《软利器》（莱文森）xiii，43，67，73，78，126，128，169，199

Sokolov，Raymond 雷蒙德·索科洛夫27，29

song 歌曲168，170；

in the instrument 乐器演奏的歌曲168

Sontag，Susan 苏珊·桑塔格105

SONY（television）索尼（电视机）108

The Source “源头”商业网站11

The Soviet Union，苏联84，87，165，166，184；

Politburo as Platonic gatekeeper 政治局成为柏拉图式的守门人 122

“space-age mythology”（Engdahl）“太空时代的科幻神话”（恩达尔）160

space flight 太空飞行60，61，103，141，

Sparta 斯巴达198

“Speculum”（Prester John’s）“魔镜”（普里斯特·约翰）181

speech 言语，口语52-53，66；

similarity to online communication 口语与网络交流的相似性33；

ubiquity of in communication 交流中普遍存在的言语33，41

speed of imagination 幻想的速度62

Specter，M. M.斯佩克特62

Spellbound
（motion picture）《迷魂》（电影）166

spelling，as badge of erudition in the printed age 拼写，印刷时代学问的标记 121

“spirit of an age”（Hegel）“时代精神”（黑格尔）146，192

Sputnik “伴侣号”人造卫星（苏联发射的人类第一颗卫星）13，61，146

stained glass 彩绘玻璃9，15，94，99

Stalin，Joseph 约瑟夫·斯大林67，142

Starr，Kenneth 肯尼斯·斯塔尔8，69

“Start Me Up”（music recording）“让我陶醉”（滚石乐队乐曲）111

stationery as stationary 文本固化如文具177；see also
online text；typewriter

Stearn，Gerald 杰拉德·斯特恩3，24，97，105，138，177

Steiner，George 乔治·史丹纳（斯坦纳）105

Stevens，Harry 哈利·史蒂文斯71

Stevenson，Adlai 亚德莱·史蒂文森111

Stokowski，Leopold 利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166

Stradanus，Johannes 约翰·斯特拉达48，50

Strate，Lance 兰斯·斯特拉特22，23，34

Strategic Defensive Initiative 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87

Straus，Isidor and Ida 伊斯铎·斯特劳斯和爱达·伊斯铎·斯特劳斯161

The Sunday Times
（London）《星期日时报》（伦敦）36

Superbowl 超级碗，超级杯7，151

Superman（comic book，TV，film character）超人（漫画书，电影人物）26

Supreme Court（US）最高法院（美国）73，87，114，125-126

“Switched-On Bach”（music recording）《穆格琴巴赫》（专辑）166

symbiosis in media 媒介的共生75

T

Take Today：The Executive as Dropout
（by McLuhan & Nevitt）《把握今天：自动出局的行政主管》（麦克卢汉和内维特）18，36，120

The Tao of Physics
（by Capra）《物理学之道》（卡普拉）112

tape recording（of sound）磁带录音49-50，107

Tarantino，Quentin 昆汀·塔伦蒂诺107

taste（sense of）味觉46-47，93

taxonomy of media 媒介分类 2，108

Technology and Culture
（scholarly journal）《技术与文化》（学刊）19，186

technology as embodiment of ideas 作为思想体现的技术63-64

Tedford，Thomas L. 托马斯·泰德福特125

telecommuting 在家办公；远程交换，远程办公12，135

telegraph 电报38，42，55，56，140，179；

light（flash）电报光（闪光）161；

triply abstract content 三重抽象的内容 56；

wireless（ship-to-ship）and Titanic 无线电波（船对船）与泰坦尼克号 142，161

telemarketing 电话营销12

telekinesis 心灵致动，心灵遥感165

telepathy 传心术，心灵感应166

telephone 电话4，6，10，15-16，17，20，27，35，37，38，39，42，60，106，108，113，142，179；

analogic 拟态电话，模拟式电话 164-165；

and appeal of the real 与真实性的诱惑93，113，134；

and deception 电话与欺骗59，176；

and embodiment of the sender 电话与送话者的体现56；

answering machine 电话应答机，电话录音机 91，142，179，182；

Bell beats Gray to patent 贝尔战胜伊利沙·格雷，获电话专利167；

“cell” 手机（see
cell-phones）；

invented in pursuit of hearing aid 手机是在寻求助听器的过程中发明的180；

irresistibility of 难以抗拒的手机113；

lure of the unknown 未知的诱惑 134；

mistaken for “toy” 被误认为“玩具”140；

recaptures voice lost in writing 重新捕获书写中失去的声音 179；

pierces sanctity of the home 刺破家庭的神圣空间134；

reverses into computers 逆转为计算机190；

“talking telegraph” “说话的电报”15，134，174；

vs.newspapers and books on claims of our attention 在争夺注意力中与书报相对134；

vs.telegraph 电话与电报相对 140

“telephonus interruptus” “电话插足”113

teleportation 心灵运输55

television 电视1，2，3，4，5，6，7，8，9，10，12，13，16-17，20，27，35，37，38，39-40，46，52，53，57，64，66，67，70，72，75-76，82-83，93，95-96，99，100-102，106，107-108，109，113，134，146，162，197，201；

and the Web 电视与互联网 38，69，82，179，194，196（see also
RealVideo）；

and transformation of radio 电视与广播的转换 154（see also
radio）；

as art，due to Internet 因互联网兴起而成为艺术形式146，149-152，154；

as “drug”（Wynn）电视宛若“毒品”（玛丽·温）149；

as “Internet，lite”（Levinson）作为“低度数的互联网”（莱文森）14；

as source of “breaking news” 作为突发新闻的来源 101（see also
Web）；

basis of motion pictures in 1990s 作为20世纪90年代电影的基础149；

benefits of watching 看电视的好处51，195；

cable 有线电视（see
cable television）；

“classic” “经典”电视149，150，151；

“golden age”of 电视的“黄金时代” 149；

“live” 电视“直播”101，149，150；

live/archival “flip”“直播”/归档的逆转150，151；

low-key as advantage 低调的优势51；

obsolesces radio and motion picture theater 使广播和电影院过时190，191；

oligarchic network television 寡头网络电视16，42，82，163；

on the Web 互联网上的电视 14（see also
RealVideo）；

origin as “talking-head”medium 电视起初是“会说话头像”的媒介107；

“phone-in” “扣应”（公众打电话参与的）节目50，124；

requires no work to watch 看电视不费力195；

reverses into cable，VCR，holography 逆转为有线电视、录像机、全息术188，190，194；

reverses into media with multiplicity of choices 逆转为有多种选择的媒介191；

reverses into personal computer 逆转为个人电脑188，190，194；

satellite 通信卫星28；

tetradic assessment of 用媒介四定律评估电视 16，186，189-190；

unkind to Nixon 不利于尼克松57，111；

violence 电视暴力57-58；

vs.motion pictures 电视对电影101，106，108，146；

weakness as educational tool 电视作为教育工具的弱点 195

telharmonium 电传簧风琴167

Telstar（telecommunications satellite）通信卫星28

Termin，Lev 列夫·泰尔明165

tetrad（four laws of media）（McLuhan）媒介四定律，四元律，四元说（麦克卢汉）16-17，19，21，26，110，187-203；

a “cool”tool 作为一种“酷”的工具195；

amplification 放大律 16-17，18，50；

“clusters”and “chains” “定律丛”和“定律链”191；

“deep”retrieval（Levinson）vs.rear-view mirror “深度”再现对后视镜175；

entails metaphor and real-view mirror 涉及暗喻和后视镜192；

historical sense of 四元律的历史感192；

multiplicity of effects 多样化效应190；

obsolescence 过时律16-17，18；

paleolithic reach of 回溯到旧石器时代 195；

progressive 渐进性，进行性150；

retrieval 再现律16-17，18，50，51，52，148，195；

reversal，“flip” 逆转律16-17，18，149-151；

“spirals of evolution”（Levinson）螺旋形演进（上升）191；

tool of tools 工具之工具 186；

vs.dialectic 四元律对辩证法 192，195；

“wheels of evolution”（Levinson）“演进之轮”（莱文森）20，190-191

“Tetrad Conference”（with McLuhan）“媒介四定律研讨会”（莱文森）21，36，188，191

Theall，Donald 唐纳德·特沃尔174-175

theater 戏剧，剧院7，149；

motion picture 影剧院（see also
movie theaters）

theremin 泰勒明琴165-168；

as “artificially intelligent” orchestra（Levinson）作为人工智能的乐队166；

music ideas over physical dexterity 音乐理念比演奏技能重要166

Theremin：An Electronic Odyssey
（motion picture）《电子琴：漫长的征程》（电影）166

Theremin，Leon 利昂·泰勒明see also
Termin，Lev

third dimension in visual media 视觉媒介的第三维195；see also
holography

Thomas，Lowell 洛威尔·托马斯82

three-vs.four-part systems 三元系统对四元系统 193-194；see also
dialectic：vs.tetrad

Through the Vanishing Point
（by McLuhan & Parker）《通过消失点》（麦克卢汉与帕克）18

time travel 时光旅行55-56，63

Tippler，Frank 弗兰克·蒂普勒112

Titanic（steamship）泰坦尼克号（轮船）142，161-162；

and Greek hubris 泰坦尼克号与希腊人的自大162；

epic tale of 泰坦尼克的史诗故事162；

on the Web 互联网上的泰坦尼克号162

Titanic：Secrets Revealed
（television show）《泰坦尼克探秘》（电视剧）162

Tokyo 东京136

The Tonight Show
（TV）《今晚》秀（电视脱口秀）153

touch（sense of）触觉46-47，93

town crier，retrieved by radio 因广播而过时的叫卖人（卖货郎）189

“toy，mirror，art”（Levinson）“玩具镜子和艺术”（莱文森）21，140-144；

McLuhan critiques as “dialectic” 被麦克卢汉批评为“辩证”192-193

Toyota（automobile）丰田（汽车）110

Toye，William 威廉·托伊22，29，36，189

The Train Enters the Station
（motion picture）《火车进站》（电影）143

“transmateriality” of human thought（Levinson）人的思想的“转物质性”（莱文森）63

trivium（中世纪大学的）三学科，三艺（文法、逻辑和修辞）193-194

Troy，Homer’s 荷马史诗里的特洛伊 162

Trudeau，Pierre Elliot 皮埃尔·特鲁多3

Turing，Alan 艾伦·图灵86

Turoff，Murray 默里·图洛夫 32，71，77

TV Land
（cable TV）“电视王国”频道（有线电视）149

“Twice Upon a Rhyme”（music recording）“双重押韵”（唱片）193

Two Cheers for Democracy
（by Forster）《为民主两呼》（福斯特）74

typewriter 打字机136，152；

and monkey scenario 打字机与“猴子”场景170；

as form of initialgatekeeping 作为守门机制的形式 170；

necessary negotiation with 适应打字机需要一个过程 169；

vs.word processor 打字机对文字处理机169-170

Twitter 推特（莱文森第二版序）

U

Understanding Media
（by McLuhan）《理解媒介》（麦克卢汉）xi，xiii，18，32，34，36，37，106，110

universities：online vs.in-person 大学：网上大学对面授 84-85

University of Paris 巴黎大学 84

University of Toronto 多伦多大学xiv，3，44，193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and McLuhan 多伦多大学出版社与麦克卢汉120，189

Usenet 用户交流网，新闻讨论组（互联网）4，115

V

Vacco，Dennis 丹尼斯·瓦科89

Verbi-Voco-Visual Explorations（by McLuhan）《言语·声象·视象探微》（麦克卢汉）18

Verhoeven，Paul 保罗·维尔霍伊文198，199

video cassette recorder（VCR）录像机5，16-17，82-83，108，149，150，151，188，197；

as remedial medium for TV 作为电视的补救性媒介 179，180，202；

as TV’s memory 作为电视的记忆设备108；

Khrushchev’s view of 赫鲁晓夫的电视观109；

retrieves Altamira，Lascaux，Chauvet 再现洞穴画 195；

TV’s privatekinetoscope 作为电视私密的放映机 151

video images 视频图像176

videos，music 视频音乐 91；see also
“pop-up”

videophone 可视电话17

violence and media 暴力与媒介57-58

virtual accomplishment，false sense of 虚拟世界中成就的错觉171

virtual banking 虚拟金融 77-78，79；see also
electronic money

viruses：virtual and real 病毒：虚拟与真实59，63-64

Vozick，Tina 蒂娜·沃齐克xiv，83，93，135-137

Vozick-Levinson，Molly xiv，莫莉·麦克卢汉-莱文森137，138

Vozick-Levinson，Simon xiv，西蒙·沃齐克-莱文森136，138，181

W

Wachtel，Edward 爱德华·瓦克特尔xii，23，34，123，179

War and Peace in the Global Village
（by McLuhan & Fiore）《地球村里的战争与和平》（麦克卢汉与）18，65

The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 125

Watergate scandal 水门事件丑闻57，111

Watson，Wilfred 威尔弗雷德·华生18，158

weaponry，Chinese invention of 武器，中国的发明141

Weaver，Warren 沃伦·韦弗165

Web 互联网4，8，11，12，13，14，18，29，30，31，34，37-38，81，87，88，109，117，119，128，130，133，146，150，162，163，196；

accomplice in myth-making 创造神话的助手162；

and multiplicity of choices 互联网与选择的多样性191；

as hall of rear-view mirrors 作为后视镜厅堂175；

as library 作为图书馆176；

as source of “breaking” news 作为“突发”新闻的源头 7-8，69；

“browsers” 作为“浏览器”197（see also
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Netscape）；

hypothetical shift into totalitarian medium 变为极权媒介的假设198；

hypothetical use as propaganda machine 用作宣传机器媒介的假设198；

requires learning 互联网需要学习195；

rudiments of 互联网基础120；

“surfing” “冲浪”13，76，142

Western Behavioral Sciences Institute 西部行为科学研究院 22，31，83，115，136，155

Western Union Telegraph Company 西部联合电报公司140

Wexler，Haskell 哈斯克尔·韦克斯勒105

“White Rose”（in Nazi Germany）（反希特勒的）“白玫瑰”运动（纳粹德国）86

White Star Line（owned Titanic）“白星航线”（泰坦尼克属下公司）161

“Whole Earth” movement（Brand）“整体地球”运动，“地球的法则”运动（布兰德）61，78

Wiener，Norbert 诺伯特·维纳 63

Wilder，Billy 比利·怀尔德166

Will，George 乔治·威尔 71

Williams，Carl 卡尔·威廉斯44，45

“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Coleridge）“自愿将怀疑悬置”（柯尔律治）144

Wilson，Brian 布赖恩·威尔逊166

Wilson，John C. 约翰·威尔逊29

Windows operating system 视窗操作系统 13，88，90，117，139，179，197；

as remedial medium 作为补救性媒介 179；

bundled with games 与游戏捆绑 142；

use for propaganda？用于宣传？198

Windows 视窗（操作系统）958，111，153

windows（non-computer）：as remedial medium 窗户：作为补救性媒介 179；

and television 窗户与电视 103

“Windowshades，”hypothetical improvement of Windows “窗帘”，作为窗户改进媒介的窗帘 179

window shades 窗帘 179，202

Winner，Langdon 兰登·温内尔136

WIRED
（magazine）《连线》（杂志）22，34，133，189；

as “cooled down” print 作为“退凉”的印刷品 109

Wise，Robert 罗伯特·怀斯166

Wittgenstein，Ludwig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2

Wolfe，Tom 汤姆·沃尔夫 2，105

Wolff，M. M.沃尔夫133

Woodward，Louise（“au pair” case）露易丝·伍德沃德“保姆”案69

“Word Perfect”（computer program）Word Perfect文字处理系统（金山词霸）153

word processing 文字处理 12，139，142，143，152，166-170，171-172

words as unreliable markers of technological usage 语词并非技术应用的可靠标记148；

see also
rear-view mirror

“Wordstar”（computer program）Wordstar文字处理系统153

work vs.play 工作对游戏12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67，86，198，200

World Wide Web 万维网see
Web

writing：and computers 书写（文字）：与计算机（see
online text；word processing）；

and narcissism 文字与自恋102；

confirmation of in print 在印刷品中确认153；

for fun and profit 为自娱和为利写作139；

of personal letters 写私信114；

vs.publishing 写作对出版11，153

Wychwood Park（Toronto）威栖伍德园21，95

Wynn，Marie 玛丽·温149

X

x-rays X光 24

[1]
索引中页码为原书页码。

第一版后记

又是一个与麦克卢汉神交的春节。两年前这个时候，修订《理解媒介》，交商务印书馆出第二版。一年前的春节，忙于翻译他的选集《麦克卢汉精粹》。今天，春光明媚的春天又要迎来域外的一朵奇葩，怎能不令人兴奋？

《数字麦克卢汉》是数字时代的一朵报春花。作者莱文森不愧是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他送给我们一面宝贵的镜子。我们在此看见的，不仅有麦克卢汉的光辉理论，而且有作者本人的闪光思想。借助这面镜子，我们可以认识历史和未来，认识媒介、人生和艺术，认识神奇的互联网及虚拟世界，可以幻想虚拟世界以后的世界。

去年5月，我在《麦克卢汉精粹》的后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有了《麦克卢汉精粹》，难以理解的《理解媒介》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今天我要说，有了《数字麦克卢汉》以后，麦克卢汉就更容易理解了。

前年的3 月，我在《理解媒介》的后记中说：“1964年，这本惊世之作问世时，人类还徘徊在电子时代的门槛之外。”今天我们看到，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已经进入数字时代了。

1980年，我在美国初涉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深深为他的博大精深震撼，憧憬研究麦克卢汉的机会早日到来。可是这个机会却姗姗来迟。

两年前，我在《理解媒介》的后记中，还不敢梦想更没有预见到，这个机会竟然会来得这么快，这么早。当时我只能表达一种期盼：“传播学经过20年的引进、消化、吸收、徘徊之后，即将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但愿这个新译本在新学科大厦的构建过程中，能起到一砖一瓦一沙一石的铺垫作用。”

就在这两年中，麦克卢汉研究已经蔚为壮观，各界学者、大学学报和出版社密集推出译著、专论和文章。中国的麦克卢汉热，只比国外晚那么几年。我相信，中国学者能够建立自己的“麦克卢汉学”学派。我呼唤这一天早日到来。

何道宽

2001年2月7日

于深圳大学海滨愚仁斋

第二版后记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西学经典书系”，收录我的两种旧译《数字麦克卢汉》和《文化树》，使我有机会尽量完善译本，以期实现我对得起作者、读者、出版社、译者本人和后世的承诺。至此，我的人文社科译作再版已达9种，其余7种是：《理解媒介》《传播的偏向》《帝国与传播》《媒介环境学》《技术垄断》《超越文化》《新新媒介》。看来，我的部分译作确能传世，不亦快哉。

感谢谭徐锋先生的盛情邀约，钦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追求学术精品的胆略。

何道宽于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13年12月2日